江西
1971年春天，黑龙江一处农场的播种机旁，我穿着一身绿色军装，手扶开沟器，眼睛盯着前方的垄线。黑土地被机器翻起，粉尘扑面而来，没过多久，衣服、眉毛和鼻孔都蒙上了一层黑灰，连鼻涕也带着土色。
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劳动。对刚到高炮团不久的新兵来说，前两个月还在操场上练习炮班动作，转眼便要下农场播种春小麦。军人的训练没有因为换了地方而中断，扶稳机械、走直路线、掌握播种节奏，样样都得认真对待。
播种机上的种箱需要不断补充。每亩地大约使用三十斤种子、三十斤化肥，我负责把它们装进箱内，同时操作开沟器和画印器。该抬起时要抬起，该落下时要落下，稍有迟疑，播种深浅就会不一致，机器也可能偏离直线。
有意思的是，田间劳动讲究的是稳，高炮训练讲究的同样是稳。炮位上的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靠蛮劲，更不能凭运气。那段时间，农场的麦垄和营房的炮位在记忆里交织在一起，手上沾的是黑土，脑子里想的却是装弹、瞄准和协同。
我入伍前，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中学生。1970年11月，学校面向毕业生提出了农村、工厂、升学、当兵几条道路。当时参军在许多年轻人心中分量很重，学校里名额有限，能穿上军装，是一件值得全家高兴的事。
父亲支持我的选择，母亲起初舍不得。她没有多说，只是在我决心已定后开始替我收拾行李。经过推荐、体检、政审和家访，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穿上没有领章的军装时，兴奋是真的，第一次离家所带来的不安也是真的。
出发那天，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八摄氏度。同行者共有二百三十四人，其中学生兵五十六人。火车开动后，车厢里一度很安静。有人望着窗外喊：“那里是不是大城市？”一句话，让原本拘谨的气氛松了下来。许多人第一次走出家乡，对铁路两旁的景象充满新鲜感。
途中经过兵站，大家列队用餐。十分钟内吃完一顿有荤有素的饭，对刚入伍的人来说并不轻松。那顿饭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菜有多特别，而是因为从那时起，军人的时间观念开始真正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新兵训练包括队列、内务、体能和思想学习。站军姿最磨人，背部、腿部和脚掌都要保持标准；叠被子、打背包，则要求整齐迅速。每天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有人累得掉眼泪，班长便一遍遍劝导：“先把今天这一关过了，慢慢就能适应。”
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高炮团，担任五炮手。所在连队使用的是六五式三十七毫米双管高射炮，一门炮需要多人协同。五炮手的主要任务，是把炮弹准确、迅速地压入炮膛。动作看似简单，真正练起来却很枯燥，也很考验耐性。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笨办法：反复练，天天练。别人休息时，我还在琢磨手臂的角度和身体的位置。后来，压入两夹共八发炮弹的速度达到一秒八，这个成绩一直保持到复员。速度只是表面，背后靠的是成百上千次重复，以及炮班成员之间形成的默契。
担任副班长、改做四炮手后，训练重点转向判定飞机航路和速度。我们反复辨认飞机模型，熟悉不同方向、不同高度下的变化。高炮射击不是看见目标就盲目开火，炮手必须根据目标的航向、速度和距离完成标定，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整个炮班的动作。
军营生活并不只有操场和炮位。每月发下的津贴，我大多用来买书和学习用品。熄灯以后，战友们已经睡熟，我有时还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读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很深，书中人物的坚韧，让我明白当兵不能只看个人得失，连队需要什么，就应当把事情做好。
休息日，我常去炊事班帮忙，洗菜、做饭、喂猪、清理猪圈和厕所，都是没人愿意抢的活。那时并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值得夸耀，只认为穿着军装，就该在集体里多承担一点。后来入了党，要求自然更严，训练、学习和日常劳动都不能松劲。
连队里也有性格不合的时候。有一名四川籍战友文化程度不高，脾气急，容易和人争执。我便主动和他相处，帮他读信、写信，慢慢把话说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发火，轮到我换衣服时，常常抢着帮我洗。复员分别那天，两个人抱在一起，谁也没有先松手。
农场播种结束后，队伍重新回到营房，炮位上的训练继续进行。那件被黑土染得发灰的军装没有保留下来，可开沟器落地时的节奏、炮弹压入炮膛的声音，还有火车兵站里十分钟吃完的一顿饭，至今仍被牢牢记在那段军旅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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