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级主任问我父母在哪工作，我：一个守龙脉，一个守国门！

年级主任问我父母在哪工作，我：一个守龙脉，一个守国门！全班学生哄堂大笑，直到开家长会那天，6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车停在了校门口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刚下，班主任把我叫到年级主任办公室，问我父母在哪工作。

我说，一个守龙脉，一个守国门。

办公室里有七八个老师，全笑了。年级主任把保温杯往桌上一墩，说你这孩子，嘴怎么这么贫。我说的是实话。我爸在秦岭深处一个地图上搜不到的地方，我妈在西北一个更搜不到的地方。可这话没法跟人解释。全班同学后来也知道了，课间围着我起哄，赵一鸣，你爸是守陵的吧，你家祖传的？

我没搭理他们。

我叫赵一鸣，那年十四岁，在西安城东一所子弟中学读初二。子弟中学，顾名思义，大部分学生都是周边几个大厂子弟，父母不是车间主任就是技术员，谁家干什么的全校门儿清。唯独我家，填家长信息表的时候，工作单位那一栏我永远只写四个字：不便透露。班主任为这事找过我三回，以为我家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爸确实不便透露。

他那个单位没有门牌，通信地址是一个信箱号。从小到大，他回家的次数我用两只手数得过来。每次回来待不了几天就走，走的时候背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我妈给他缝的鞋垫。我妈更少回来，有一年春节她打了个电话，说在山上，信号不好，电话断断续续的，我只听清一句，等雪化了就回去。那年雪四月才化。

我从小跟着姥姥长大。

姥姥家在纺织城老家属院，一栋六层红砖楼的三楼，阳台上永远晾着我爸的旧军装和我妈年轻时候的碎花裙子。裙子早就不穿了，姥姥说挂着好看。院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家情况特殊，但具体怎么个特殊法，谁也说不清。有说是部队的，有说是地质队的，还有说是保密厂的。问姥姥，姥姥就摇头，说别问，问了他们也回不来。

初二那年冬天，事情闹大了。

起因是学校要办家长会。教导处提前一周发了通知，要求每个学生必须确保至少一位家长到场，缺席的要说明原因。我拿着通知单站在姥姥面前，姥姥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说一鸣啊，你爸你妈那电话我打不通。我说我知道。姥姥说，那我去吧。我说你腿不行，爬四楼费劲。姥姥没说话，把通知单压在搪瓷缸底下，转身去厨房给我煮小米粥。

粥煮好了又倒掉了，她说糊了。

家长会定在十二月十七号，星期四，下午两点半。那几天西安下了场小雪，不大，落地就化了。我每天照常上学，照常被同学问你家到底干什么的。同桌孙浩最来劲，他爸是厂里销售科的，走南闯北，什么都懂。孙浩说你爸肯定是在山里搞核试验的，要不就是给卫星看发射场的。我说你说是就是吧。他拍着桌子笑，说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你爸要真那么牛，你妈能一年到头不回来？

这话戳到我了。

我妈确实不常回来。上一次见她还是前年秋天，她突然出现在校门口，穿着件灰扑扑的冲锋衣，脸晒得又黑又红，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指甲剪得秃秃的。她带我去吃了一碗葫芦头泡馍，自己没吃几口，一直看着我。吃完她说要走，我问去哪，她说回山上去。我说妈你能不能多待一天。她摸了摸我脑袋，说不行，上面等着呢。然后她拦了辆出租车，走了。出租车拐过街角的时候，我看见她从后窗回头看了一眼。

就一眼。

家长会前两天，班主任又找我，说赵一鸣，你家长到底能不能来。我说我姥姥来。她说你姥姥多大年纪了。我说七十三。她叹了口气，说行吧。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发了条短信。那个号码发出去从来收不到回复，但我还是发了：爸，十二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半，学校开家长会，你能来吗。发完之后我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没抱任何希望。

结果第二天中午，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一鸣，我是你爸。家长会的事我知道了。你什么都别跟老师说，到时候有人去。

我问谁去。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电话就挂了，前后不到一分钟。我再打过去，那个号码已经关机。

家长会那天是个阴天。

风不大，但冷，操场上的旗子冻得硬邦邦的，飘不起来。上午四节课我什么都没听进去，脑子里一直在想我爸那句话——有人去。谁去？姥姥腿不好，肯定不是她。我爸自己？不可能，他从来没在学校露过面。我妈？更不可能。

中午放学我跑回家，姥姥正坐在客厅里择韭菜。我说姥姥，今天下午你别去了。姥姥抬起头，说咋了。我说可能有人去。姥姥把韭菜放下，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了我一会儿，说，你爸打电话了？我说嗯。姥姥点点头，没再问，又拿起韭菜，一根一根地择。

下午两点，我到了学校。

校门口已经停了不少车，大部分是厂里职工的私家车，桑塔纳、捷达、富康，还有几辆面包车。家长们三三两两往里走，穿着厚棉袄，嘴里哈着白气。孙浩站在门口等他爸，看见我就喊，赵一鸣，你家长呢？我说一会儿到。他说你别是又骗人吧。我没理他，径直进了教室。

教室里家长已经坐了一半。我座位靠窗，旁边的位子空着。孙浩他爸坐下了，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穿着皮夹克，手里拎着个保温杯。他看见我就笑，说你就是赵一鸣啊，孙浩老提你。我说叔叔好。他问你家长呢。我说在路上。他哦了一声，没再问。

两点二十五分，班主任进来了，拿着签到表站在讲台边上。她扫了一眼教室，目光在我旁边的空位上停了一下。我低头翻书，假装没看见。

两点二十八分，校门口传来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不是一辆。

先是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车头顶着同一个标志，那种标志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两辆车一左一右停在校门两侧，没熄火，车门打开下来四个人，穿着深色大衣，站姿笔挺，一人站一个角。紧接着又是两辆，这回是白色的，车身上印着字，太远看不清。最后两辆是军绿色的，牌照被迷彩布蒙了一半，只露出最后一个数字。

六辆车。

校门口那条本来就不宽的马路被堵得严严实实。路过的行人都停下来看，对面小卖部的老板娘探出半个身子，手里还攥着个暖水袋。门卫老张从传达室跑出来，站在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教室里也有人听见了动静，靠窗的学生扭头往外看。孙浩第一个站起来，趴在窗户上喊，我操，这是谁家的车。班主任拍了下桌子，说坐下。但没人坐。

我也站了起来。

我看见那六辆车的车门同时打开，每辆车上下来两个人，一共十二个。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长款羽绒服，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她后面跟着一个男人，瘦高个，戴着眼镜，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再后面是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都穿着深色衣服，步子很齐。

他们往校门走来。

门卫老张拦了一下，那个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个什么东西递过去，老张看了一眼，立刻站直了，往旁边退了两步。一行人进了校门，穿过操场，径直朝教学楼走来。

教学楼里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

班主任也走到窗边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她转过身，嘴唇动了动，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赵一鸣，她叫我的名字，声音有点抖，你家长……

话没说完，教室门被推开了。

那个女人站在门口，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最后也落在我身上。她走过来，在我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把羽绒服的拉链往下拉了拉，从包里拿出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放在桌上。跟在她后面的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站在教室外面没进来，靠在走廊的墙上，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想了想又塞回去了。

教室里鸦雀无声。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手里的签到表掉了一张。她弯腰捡起来，清了清嗓子，说各位家长，我们开始吧。但她的声音明显不稳，眼睛一直往我这边瞟。

家长会开了四十分钟。

那个女人全程没说一句话，只是低头在笔记本上记。她记东西的时候左手压着纸，右手写字，字很小，很工整。中间班主任提到我的成绩，说赵一鸣同学理科不错，文科要加强。那个女人抬起头，朝班主任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头继续记。

三点十分，家长会结束。

班主任刚说完散会，教室里就炸了锅。家长们没走，都扭过头来看我们这边。孙浩他爸凑过来，压低声音问那个女人，同志，您是赵一鸣的……那个女人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说我是他母亲单位的同事。然后她转向我，说一鸣，走吧，你爸在外面等你。

我爸在外面。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那个女人已经走到门口了，我抓起书包跟上去。走廊里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把烟收起来，朝我点了下头，没说话。我们三个人下楼，穿过操场，往校门口走。一路上所有窗户后面都有人探头。孙浩从三楼教室的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喊，赵一鸣，你家到底干什么的。我没回头。

校门口，那六辆车还停在原地。

但中间多了一辆。一辆灰扑扑的越野车，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前保险杠上绑着一截铁丝，一看就是开了长途来的。车门开着，一个男人靠在车头上，穿着一件旧军大衣，头发剃得很短，脸上胡子拉碴的，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

是我爸。

我走过去，站到他面前。他比我记忆中矮了，也瘦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看了我一会儿，伸手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下，说，长高了。

我说你怎么来了。

他说正好下山办事，顺路。我说你骗鬼，秦岭到这三百多公里。他笑了一下，把烟别到耳朵上，说，走吧，带你去吃碗面。

我回头看了一眼教学楼。三楼的窗户后面挤满了脑袋，孙浩在最前面，嘴张得老大。我朝他挥了挥手，他没反应。

我爸拉开副驾驶的门，我坐上去。车里一股烟味和柴油味混在一起，后座上堆着几个纸箱子，箱子上印着字，我扫了一眼，全是某种食品的名称。那个女人和戴眼镜的男人坐进了后面一辆黑色越野车，其余的人也各自上车。车队发动，六辆黑色白色军绿色的车先走，我爸的破越野车跟到最后。

车里没人说话。

开出去大概两公里，我爸突然说，你妈让我给你带句话。我说什么话。他说，你妈说，等雪化了就回去。我说这话她说了三年了。我爸没接话，从兜里摸出烟，看了我一眼又塞回去了。

车拐上绕城高速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几辆车还跟在后面，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再远处，西安城的轮廓灰蒙蒙的，像一张没洗干净的旧照片。

面是在纺织城那家老葫芦头吃的。我爸要了两碗，一盘梆梆肉，一瓶冰峰。他自己没怎么吃，一直往我碗里掰馍。我说爸，你那个单位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掰馍的手停了一下，说，看山。我说看什么山。他说看该看的山。然后把掰好的馍推到我面前，说快吃，一会儿凉了。

吃完面出来，天已经黑了。那几辆车停在马路对面，没开灯。我爸把我送到家属院门口，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说，拿着，你妈给你的。我说她人呢。他说在山上。我说到底在哪座山。他抬头看了看天，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然后他上了那辆破越野车，走了。

信封里是八百块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就写了一句话：一鸣，妈妈对不起你，但妈妈必须守在这里。

那晚我坐在姥姥家的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来车往。姥姥走过来，把一件棉袄披在我身上，说，见着你爸了。我说嗯。姥姥说，你爸瘦了。我说嗯。姥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妈那个人，心硬，可她不欠谁的。我说我知道。

第二天到学校，我成了全校的名人。

孙浩第一个冲过来，说赵一鸣你爸到底是干啥的，昨天那些车挂的都是啥牌照，我回家跟我爸说了，我爸说那种牌照他只见过一回，是西北某基地的。我说我不知道。孙浩说你别装了。我说我真不知道。

后来陆陆续续有同学来问，有老师来问，连门卫老张都来问，说赵一鸣，昨天那些人给你留了啥话没有。我说没有。

过了几天，教导处把我叫去，说赵一鸣，你家长的信息能不能补全一下。我说补什么。教导处主任说，就是你父母的工作单位，我们这边档案要存档。我说不便透露。主任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我说不是我犟，是规定。主任看了我半天，最后摆摆手说，行了你回去吧。

从那以后，学校再没让我填过家长信息表。

但事情没完。

转过年来，三月份，孙浩突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来以后整个人蔫了，上课也不说话，下课就趴在桌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后来班主任在班上念了一份通知，说孙浩的父亲因工作原因调动，孙浩同学下个月转学。

走的那天，孙浩把一本笔记本塞给我，说，赵一鸣，我爸跟我说了，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爸你妈差不多。我问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反正很远。然后他上了他爸的桑塔纳，走了。

我翻开那本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我错怪你了。

又过了两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城里的重点高中。高一那年冬天，我妈回来了一趟。她比上一次更瘦了，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她在我学校门口等我，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橘子和一包糖。

我带她去学校旁边的奶茶店坐了一会儿。她捧着热奶茶，手一直抖。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山上冷。我说那你别去了。她笑了一下，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她看着窗外，说，有些地方总得有人守着。

那天她待了三个小时，然后走了。

我送她到路口，看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开出去一段，她把手伸出窗外，朝我挥了挥。那只手又黑又瘦，在冬天的风里像一片干枯的叶子。

高二那年，姥姥走了。

走得很快，头天晚上还在跟我说要包饺子，第二天早上就没醒过来。我爸回来了一趟，待了两天。我妈没回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信号很差，我只听见她哭了几声，然后就是忙音。

姥姥的丧事是院子里几个老邻居帮着办的。我爸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出了血。旁边的人拉他起来，他不起，跪在那儿一动不动。后来还是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来了，把他扶起来，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他才站起来，去里屋洗了把脸。

晚上，我爸坐在姥姥的床上，摸着床腿上那四个被压出的印子，突然说，一鸣，你恨不恨我们。我说不恨。他说你骗我。我说真不恨。他看了我一会儿，把军大衣裹紧了，说，你姥爷当年也是干这个的。

我第一次听说姥爷的事。

姥爷是五十年代进去的，进去就没怎么出来过。姥姥一个人把我妈拉扯大，后来我妈也进去了。一家三代，三座不同的山，三个不同的方向。

我爸说，你姥爷走的那年，你妈才六岁。后来你妈长大了，非要进去找他，结果自己也留在了里面。

我说那你呢，你后悔吗。我爸没回答，从兜里摸出烟，点上了。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亮的，像远处山脊上的灯火。

那年冬天，西安下了场大雪。

我站在姥姥家的阳台上，看着雪花一片一片往下落。楼下院子里，几个小孩在堆雪人，笑声隔着玻璃传上来。我想起我妈那句话——等雪化了就回去。可雪化了又下，下了又化，她始终没回来。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地质。

大二那年暑假，我跟着学校的考察队进了秦岭。我们沿着一条废弃的伐木道往深处走了三天，翻过两道梁子，在第四天傍晚到了一个山谷。山谷里有个废弃的院子，几排平房，墙皮剥落，门窗都没了，只剩几个黑洞洞的口子。院子中间有一棵老松树，树下有一块水泥台子，上面压着个搪瓷缸。

我把搪瓷缸拿起来，底下压着一张塑料布，塑料布里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站在一面红旗前面。前排左起第三个是个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是我妈。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1974年7月，于XX沟。

XX沟。就是姥爷当年进去的地方。

我站在那个废弃的院子里，看着四面合围的群山。太阳正从西边的山脊上往下掉，天边的云烧得通红。山谷里静极了，只有风吹过松林的声音，像有人在远处叹气。

我把照片放回搪瓷缸底下，用塑料布重新裹好，压上搪瓷缸。然后我走到院子外面，朝山谷深处看。那条小路往前延伸了几十米就消失在灌木丛里，再往前，全是黑压压的林子。

我没有再往里走。

回去的路上，带队老师问我，赵一鸣，你是不是来过这。我说没有。他说那你站在那个院子里的时候，怎么跟回家似的。我说大概是空气好。

毕业以后，我留在了西安，进了一家地勘单位。工作不忙，朝九晚五，周末回纺织城看看老房子。姥姥走后那套房子一直空着，我没卖，也没租，就让它空着。阳台上还晾着那件旧军装和碎花裙子。裙子被太阳晒得褪了色，裙摆上破了个洞，风一吹就轻轻晃。

去年冬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我妈打来的，声音比上次清晰多了。她说一鸣，我退休了。我说你终于退休了。她说嗯，手续办完了。我说那你回来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也退了。我说那你们一起回来。她说，再等等。

等什么，我没问。

挂了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西安的冬天，天灰蒙蒙的，远处的电视塔在雾霾里只剩下一个轮廓。我想起十四岁那年，那六辆车停在初中校门口，我爸靠在破越野车上，耳朵上别着一根没点的烟。那时候我以为那天就是谜底。

可谜底后面还有谜面。

上个月，我回纺织城收拾老房子。在姥姥的床头柜最底下那层，我翻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有一张折叠的地图，一张我父母的结婚照，还有一封信。

信是我妈写的，日期是我出生那年。

信很短：妈，孩子生了，叫一鸣。我们商量好了，等孩子十八岁，就告诉他。要是我们回不来，您就替我们告诉他，他爸妈没干坏事，就是守着一座山。那座山后面，是咱们的家。

我把信折好，放回铁皮盒子里。

那天下午，我坐在姥姥家阳台上，晒着太阳，看着楼下院子里几个老头下象棋。手机响了，是我妈发来的一条短信，说，一鸣，今年雪化了，我们就回去。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把手机放下，看着远处。西安城的南边是秦岭，灰蓝色的山脊在雾里若隐若现。我不知道我妈说的是哪座山，也不知道她说的雪化了是哪一天的雪。但我知道，从十四岁那年起，我就在等这个答案。

等到今天，也没完全等到。

前几天我去给我姥姥上坟。坟地在纺织城后面的半坡上，周围是些老坟和新坟，有的立了碑，有的只有个土包。姥姥的碑上刻着三个字：李秀兰。碑前摆着一束菊花，是上周我放的，已经蔫了。

我蹲下来把枯花收走，从兜里摸出三个橘子摆上。姥姥生前爱吃橘子，每年冬天都要买一兜，放在暖气片上烘着，说热橘子不冰牙。

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坟地边上停了辆车。灰扑扑的越野车，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前保险杠上绑着一截铁丝。

我爸靠在车头上，耳朵上别着一根没点的烟。

我没走过去。他也没过来。我们就这么隔着几十米站着，中间是密密麻麻的墓碑和半枯的野草。风从坡上吹下来，把地上的纸钱灰卷起来，打着旋儿往南飘。

飘向秦岭的方向。

我爸朝我抬了抬下巴，然后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车掉了个头，往坡下开去。开到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从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朝后面摆了摆。

那只手又黑又瘦，跟我妈当年伸出租车窗外的那只手一模一样。

车拐过弯，不见了。

我站在姥姥坟前，看着南边那道隐约的山脊线。太阳正从山脊后面往下掉，天边的云烧得通红。我摸了摸兜，摸出那封信，又塞回去了。

风把坟前的橘子皮吹翻了一瓣，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瓤。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拖得很长，很长。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句守龙脉守国门的话，到底是吹牛还是实话。十四岁那年我以为我懂了，后来发现根本没懂。现在四十岁了，还是没懂。

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一年到头见不着面，问起来就是出差、在外地、不方便说，一直到你长大了也没弄明白他到底在忙什么。你们是怎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