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弟因糖尿病并发症走了，今年34岁得糖尿病4年人就没了

昨晚十点零七分，我弟彭家旺的手在我掌心里一点点凉下去，监护仪上的那条线拉直的时候，我妈还在走廊那头跟护士要一张多余的凳子。

她总说坐在折叠椅上腰受不了，可她不知道，她小儿子已经不用凳子了。

我站在床边没喊人，也没哭。我先摸了摸他的脚，左脚还是热的，右脚只剩下三个脚趾，断口那里包着纱布，纱布边上有一圈发黄的药水印。他最后这四十多天一直喊疼，喊到后来嗓子都哑了，只剩下气声。

护士进来拔管子的时候，我听见自己问她，能不能把那条绑在手腕上的识别带留给我。

她说规定上不行，剪断了也不能给。

我说那我拍张照行不行。

她说阿姨你拍吧，别开闪光灯。

我不是阿姨，我三十九，是他姐。可我那会儿看着玻璃里自己的脸，确实像个五十多的人。头发是早上随便扎的，右边鬓角白了一大撮，那是我弟第三次住院那年长出来的。

彭家旺查出血糖高，是六年前的腊月。那年他二十八，在城东那片汽修厂做钣金，冬天活多，他连着熬了十一个夜班。有天早上他蹲下去捡扳手，站起来眼前一黑，栽在轮胎堆里，额头磕了个口子。厂里老韩把他送到社区医院，缝了四针，大夫顺手给他测了个血糖。

十三点六。

大夫说，小伙子，你这得去大医院查查，空腹十三点六，不是闹着玩的。

他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姐，我可能吃糖吃多了，大夫吓唬我。

我说你明天就去查。

他说行，等这阵忙完。

这阵忙完，就忙到了第二年开春。中间我妈催过他七八回，他每回都说没事，年轻，扛得住。后来还是我硬拽着他去的，挂了内分泌科的号，抽了血，做了糖化，大夫看着单子皱了半天眉。

大夫说，你这么年轻，好好养着，能活很久。

这句话我记了六年。

那天从医院出来，彭家旺在门口买了一瓶冰红茶，拧开盖喝了一大口，才递给我，说姐你喝不喝。

我说你刚查完病就喝这个。

他说大夫说的是好好养，又不是说今天就得死。

我妈那时候六十九，腰不好，膝盖也疼，可她还是天天往他租的房子里跑。那间房子在老城区一栋六层楼的三楼，没电梯，楼道灯坏了一半，我妈每次上去都要扶着墙歇两回。她给他熬小米粥，熬好了盛在保温桶里，坐十九分钟公交送过去。

十回有八回，粥又原样拎回来。

我妈把粥倒在碗里，自己坐那儿吃，一边吃一边说，他忙，他忙。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粥彭家旺不是没喝，是喝了又吐了。他那会儿已经开始不对劲了，只是谁都没往坏处想。他瘦，瘦得脸都尖了，我们还当他干活累的。他夜里起来上厕所，一晚上七八回，我妈说他是水喝多了。他看东西模糊，说手机字太小，换了个大屏的，还是看不清。

那几年他媳妇陈丽芳还在。

陈丽芳是他在汽修厂认识的，做前台，比他小两岁，个子不高，说话细声细气。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弟二十八，刚查出病没多久。我妈当时不同意，说人家姑娘好好的，你瞒着病娶人家，以后要出事。

彭家旺说，我告诉她了，她说她不嫌。

陈丽芳确实不嫌。头两年她管得紧，家里的饮料全换成无糖的，米饭里掺一半糙米，炒菜不放糖，连过年包饺子都单独给他包一屉荞麦面的。彭家旺嘴上抱怨，说跟坐牢一样，可他还是吃。

后来就不行了。

他三十岁那年秋天，晚上在厂里加班，突然恶心呕吐，人软得站不住。送到医院一查，酮症酸中毒，直接进了抢救室。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零八分，我穿着拖鞋就跑出去了，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

陈丽芳蹲在抢救室门口的墙角，手里攥着一瓶没拧开的水，看见我就哭了。

她说姐，他这半个月天天喝那种大瓶的甜饮料，我说他他不听。

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她说我告诉了妈，妈说随他吧，他干活累。

我妈后来不承认说过这话。她说她原话是“他累，你少说他两句”。这话传到我弟耳朵里，就成了“妈说随我”。

那次抢救回来，他住了十二天院。出院的时候大夫又说了那句话，你这么年轻，好好养着，能活很久。这回大夫还加了一句，再这么下去，五年都难说。

彭家旺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姐，我戒。

他戒了四个月。

四个月里他真没碰甜的，烟也少抽了，晚上十点半就睡。陈丽芳那阵子脸上有笑模样了，还跟我商量，说想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上幼儿园。他们有个女儿，叫雨雨，一直在陈丽芳娘家那边带着。

第五个月，彭家旺接了个大活，给一个车队翻新十几台车，工期紧，他连干了二十多天。干完那天，老板请吃饭，他喝了三瓶啤酒，吃了一大碗红烧肉。第二天他跟我说，姐，我算是想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为了那张化验单。

我没接话。

那年冬天陈丽芳跟他离了婚。离婚的原因不是病，是钱。他那次住院花了一万多，后来又陆续住了两回，厂里医保报得少，家里攒的那点底子全填进去了。陈丽芳想让他换个轻省点的工作，他不肯，说修车干了十年，别的不会。两个人吵了几个月，最后陈丽芳带着雨雨走了。

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六，天刚擦黑。陈丽芳收拾了一个行李箱，雨雨背着个小书包，书包上挂着个掉了漆的卡通挂件。彭家旺坐在床边没动，一直看着她们娘俩穿鞋。

雨雨回头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他说，等爸爸好了。

陈丽芳没回头。她走到门口，停了一下，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

她说，彭家旺，你不是病死的，你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

这句话后来被我妈翻来覆去地骂。我妈说她心狠，说她撇下男人孩子不管，说她将来要遭报应。可我有回在菜市场碰见陈丽芳，她瘦了一大圈，手里拎着两把青菜，看见我愣了一下，叫了声姐。

我说你还好吧。

她说还行，在一家药店做店员，一个月三千七百块，够娘俩花。

她犹豫了一下，问我，他还在喝那个吗。

我说不知道，我管不了。

她低下头，说姐，我不是没管过。我管了两年，他当面答应，背地里照旧。我夜里起来给他测血糖，他嫌我烦，说我跟监视犯人一样。有一次我把他的饮料全倒了，他把桌子掀了。

我说我知道。

她说，姐，我不是圣人。

那天我们在菜市场门口站了十几分钟，谁也没再说话。最后她走了，菜叶子从塑料袋里露出来，滴了一路水。

我弟最后这四年，是真正“得病”的四年。

前两年他还跟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除了瘦，除了老往厕所跑，看不出什么。到了第三年，脚上开始出问题。先是脚趾发麻，后来是脚底长了个鸡眼，他自己拿刀片削，削破了，感染，伤口怎么都不收口。

社区医院的护士小谢给他换药，换了四十多天，最后摇头说，大哥，你得去大医院，这得上负压，得上抗生素。

他不去。他说去大医院就得住院，住院就得花钱，我手里就四千三百块，是给雨雨攒的下学期学费。

我说学费我出。

他说姐你也有家，你儿子明年高考，你别管我。

我儿子那会儿高二，成绩一般，补课费一个月一千八。我老公在物流园开叉车，一个月拿回家五千出头。我确实紧，可我弟那个脚，我看着害怕。

后来还是我妈把她的养老钱取出来了，一万二，硬拉着他去了医院。大夫说再晚来半个月，脚就保不住了。

最后右脚还是截了两个脚趾。

他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他拄着拐，走一步歇两步，走到医院门口，突然跟我说，姐，大夫说我这脚是糖尿病足，以后还得截。

我说你别瞎想。

他说我没瞎想，我自己查了，网上说糖尿病足截肢以后五年存活率不到一半。你说，我是不是快到头了。

我说你才三十三，你别胡说。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我记得特别清楚，嘴角往上一扯，眼睛里没光。

他说，姐，我二十八的时候大夫说我好好养能活很久。我养了吗。我也养过，就四个月。四个月够干什么的。

我扶着他往车上走，没接话。

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不少。

汽修厂的老韩，今年六十三，糖尿病二十年了。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扎手指，测完记在本子上，一天不落。他吃饭用秤称，米饭二两，肉一两半，青菜不限量。他烟戒了，酒戒了，连茶都只喝淡的。他现在还在厂里干活，搬轮胎、拧螺丝，手脚利索得很。

我跟彭家旺说过老韩的事。他说老韩那是怕死，我不怕。

我说你不怕你干嘛不去查。

他说查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天天扎针。

我同事吴春梅的老公，也是糖尿病，比彭家旺大十岁。吴春梅管得比陈丽芳还严，家里不买米，只买荞麦面，冰箱里连一根胡萝卜都要算碳水。她老公忌口忌得人都抑郁了，有一回低血糖，半夜晕在厕所里，头磕在马桶边上，缝了六针。

吴春梅后来跟我说，管太狠也不行，他有一回跟我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

还有楼下开小卖部的丁阿姨，她儿子三十五，糖尿病三年。丁阿姨天天盯着他吃药，他出门买个烟，丁阿姨都要跟着。去年那小伙子偷偷把药停了，说是吃了掉头发，现在人还在，但肾已经不行了，一个月透析两回。

我把这些事翻来覆去地想，想不明白。

你说彭家旺是不懂事吗。他懂。他手机备忘录里记着血糖值，几月几号几点，空腹多少，餐后多少，密密麻麻记了两年多。他最后那年，自己偷偷把胰岛素从十二个单位加到十六个，因为他听人说血糖高加量就行。他脚上那个伤口，他自己每天拿碘伏擦，擦完拿吹风机吹干，再包纱布。

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可他知道归知道，他还是喝那瓶冰红茶。

我后来在他那间出租屋收拾东西，在冰箱里翻出半盒没拆封的胰岛素，保质期到明年三月。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便签，是他自己写的，字歪歪扭扭，写着“早上八点 晚上八点”。可那半盒胰岛素一支都没动。

床头柜抽屉里有一个小本子，封皮是黑色的，里面记着血糖，还有几页写的是别的东西。有一页写着：雨雨说想吃肯德基，等她下次来我带她去。有一页写着：妈膝盖疼，买个护膝。还有一页写着：姐生日，十月十九，别忘了。

十月十九是我生日，那天他给我发了条消息，就四个字：姐，生日快乐。

我当时在超市理货，看了一眼就划过去了。

现在那个本子在我床头放着，我每天翻一遍，翻到那页就合上，过一会儿又翻开。

他最后那次住院，是四十三天前。

那天早上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嗡嗡的，说姐，我喘不上气。

我赶到的时候他坐在床边，两条腿肿得发亮，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社区医院的护士来看了，说赶紧送大医院，这是心衰。

他在大医院住了四十三天，中间进了两回重症。大夫跟我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终末期，加上心衰，加上眼底出血，加上周围神经病变，五脏六腑没几个好的了。大夫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念一张单子。

我问他，还能换肾吗。

大夫看了我一眼，说，他这个身体，换肾也扛不住。

我问那还能撑多久。

大夫说，不好说，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天。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的自动贩卖机买水，投了五块钱，出来一瓶矿泉水。我拿着那瓶水蹲在墙角，想起六年前他买冰红茶的样子，他拧开盖喝了一大口才递给我。

他那时候多壮啊，一百六十多斤，胳膊上全是肌肉。最后这四十三天他瘦到不到一百斤，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手背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

他走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清醒了一会儿。

他让我把床摇起来，靠在枕头上看着我，说姐，你帮我个忙。

我说你说。

他说你给陈丽芳打个电话，让她把雨雨带来，我想看看。

我说行。

他说别让妈知道，妈看见雨雨又得哭。

我说行。

他说姐，我那个工具箱里，最底下那层，有个铁盒子，你拿出来给雨雨，那里面是给她攒的学费，不多，七千二，你让她妈给她存着。

我说你别交代这些，你明天自己给她。

他笑了一下，说姐，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

那天夜里他没再说话，一直睁着眼看天花板。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又干又凉，指甲剪得很短，指缝里还有洗不干净的黑机油。

昨天下午四点二十一分，我妈回家给他熬小米粥去了。她走的时候彭家旺还睁着眼，我妈说，你睡会儿，粥好了我给你端来。

他说，妈，你别熬了，我喝不了。

我妈说，喝不了也熬，你闻闻味儿。

我妈走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血压就开始掉。护士叫了大夫，推了一针，又推了一针。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妈你别熬了，你赶紧来。

我妈到医院的时候是五点四十七分，彭家旺已经不怎么认人了。我妈趴在他耳边喊他，家旺，家旺，妈来了。

他眼皮动了一下，没睁开。

我妈就一直喊，喊到嗓子哑了，喊到护士来劝她出去。她出去的时候手里还拎着那个保温桶，桶里是刚熬好的小米粥，上面飘着一层米油。

昨晚十点零七分，他走了。

他走的时候我妈不在，她去护士站要凳子了。我一个人站在床边，看着他胸口最后起伏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我伸手去摸他的脚，左脚还是热的，右脚只剩三个脚趾。

我给他把眼睛合上，合了两回才合严。他的嘴张着，我拿手托了托他的下巴，托不住。

后来我妈进来了，看见我站在那儿，看见监护仪上的线，她没哭。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打开盖，小米粥还冒着热气。

她说，家旺，粥好了。

我在旁边站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今天早上我回了趟他的出租屋。

三楼，没电梯，楼道灯还是坏的。我扶着墙上去，开了门，屋里一股药味，混着机油味。床上的被子没叠，是他那天早上起来去医院之前掀开的，床腿压在地板上，压出四个深印子。门口鞋柜上放着一双皮鞋，擦得干干净净，鞋底磨得薄了，鞋跟歪了，他穿了四年，一直说换一直没换。

冰箱里有半盒胰岛素，一瓶没喝完的无糖可乐，还有三个鸡蛋。灶台上放着一袋小米，袋子口扎着，旁边是个小碗，碗底有一层干了的粥。

我把那个铁盒子从工具箱最底层翻出来，打开，里面是一沓钱，一百的五十的都有，用橡皮筋捆着。我数了一遍，七千二。

盒子里还有一张画，是雨雨画的，画上三个人，一个高个子男人，一个矮个子女人，中间一个小女孩。画纸边上用铅笔写着：爸爸生日快乐。

彭家旺的生日是八月，雨雨画这张画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八月。

我把画折好，放进自己口袋里。

工具箱里那把最大的扳手还在，按大小排着，从大到小，一共七把。他以前跟我说，姐，我这套工具跟了我十年，比老婆还亲。

我站在那间屋子里，站了很久。

窗户外面是城东那片的老厂房，烟囱不冒烟了，墙皮掉了一半。我弟在这里住了七年，从二十八岁住到三十四岁，从一百六十斤住到不到一百斤，从一个能把我举起来的壮小伙子住成了一把灰。

我妈还不知道他走了。她昨晚在医院椅子上睡着了，我让护士给她盖了条毯子，早上我跟她说，妈，你先回家睡一觉，这边我守着。

她说行，我回去给他熬点粥，他醒了要喝。

我没拦她。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句话到底算不算数。

大夫说，你这么年轻，好好养着，能活很久。

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大夫这么说，他三十岁的时候大夫还这么说，可大夫没说，好好养这三个字，到底要多好才算好，多久才算久。

他养过四个月，养得认认真真，可那四个月之后，他再也没养过。你说这怪谁。怪他自己管不住嘴，怪我妈心软，怪陈丽芳走得早，怪那瓶冰红茶，怪厂里活太累，怪大夫把话说得太轻巧。

我怪了一圈，最后也不知道该怪谁。

我弟走的时候三十四岁，得糖尿病四年，查出病那年二十八。大夫说他好好养能活很久。

他没能活很久。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句“能活很久”，到底是大夫说给他听的，还是说给我们听的。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知道身体不行了，还是该吃吃该喝喝，劝也劝了，骂也骂了，最后人没了，剩下一家子在那儿想，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