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2026年8月，胖东来发布招聘公告，计划在郑州店招聘20名刑期五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并设立专属报名通道。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写道，第一批入职的刑释人员“没有一人离开，都稳定开心地工作和健康地生活着”。这则消息之所以引发关注，恰恰因为它是例外，而非常态。
出狱，只是另一段挣扎的开始
我国每年有数十万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但再就业率不足40%，近三成人因“前科标签”被直接拒之门外。一位受访者描述自己的求职经历：电子厂、美团、货拉拉、滴滴，试了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只干了十几天。“对方一查犯罪记录就赶人。”最难的时候，他在出租屋吃了一个月泡面。
法律层面，刑释人员的平等就业权本有依据。《监狱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招聘时仍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将刑释人员挡在正规就业市场之外。
更沉重的枷锁来自“失信”与“限高”的叠加。刑事罚金未缴纳，便可能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触发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高铁、飞机，不能住星级酒店。广西梧州一位刑释人员因6000元罚金未缴被列入失信名单，出狱后求职“处处碰壁”，最终不得不主动履行义务。贵溪的朱某同样困惑：“我已经服刑完毕，为什么还被纳入失信名单？”
问题在于，最高法规定纳入失信名单的法定条件，核心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但实践中，大量刑释人员因无力缴纳罚金被同时贴上“犯罪”和“失信”两个标签，在就业和生活中遭遇双重排斥。刑罚已执行完毕，惩罚却以“信用惩戒”之名无限延续。
当生存压倒一切
当一个人被合法地排除在正常经济生活之外，生存的逻辑就会开始扭曲。
辽宁葫芦岛23岁的许某某，2月刚刑满释放，4月就因系列盗窃被抓获，这是他第五次“进宫”。镇江的郭某11月中旬出狱，因“迟迟找不到工作”，一周之内连盗四辆电动车。新疆检察机关早在2008年的调研中就指出，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首要原因就是“社会接纳度低”。最高检官网刊文也承认，社会公众的“戒备”眼光让前科人员自暴自弃，“没有经济来源，也是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的重要原因”。
这不是为犯罪开脱。刑罚的严肃性毋庸置疑。但刑罚的目的，从来不只是惩罚，还有改造与回归。当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成为比刑罚本身更持久的惩罚，当“失信”标签不加区分地贴在每一个刑释人员身上，制度性地排斥，正在制造制度性地重返犯罪。
一道微光的启示
胖东来的招聘并非“无门槛”：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设置6个月双向选择试用期，首批入职者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等后台岗位。这说明，包容与审慎并非不可兼得。
于东来说：“好的环境、好的制度、好的文化，这就是充满尊重、尊严、公平、友善和爱的文化力量。”
几十个人的“稳定开心”，证明了一件事：大多数人想要的，不过是一个不被过去永久绑架的机会。问题在于，这样的机会，不应只是少数人的幸运。
⼀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如何对待那些“已经付出代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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