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公司留给大儿子、存款给小女儿，唯独没给二儿子

我把公司留给大儿子、存款给小女儿，唯独没给二儿子；74岁寿宴他没来，我打过去，他只说：我爸只有2个孩子

寿宴定在中午，包间是提前半个月就订好的，竹韵厅，能坐两桌。

我早上五点醒的，躺不住，起来把昨晚熨好的枣红毛衣又套上试了试。侧身看镜子，领口有一小块烫痕，用丝巾遮住了。七点不到，大儿子阿建到了。他站在客厅里打电话，嗓子比平时高：“对，竹韵厅，十二点准时上菜。酒水我带了。对对，茅台，两瓶。”

小女儿阿琴来得晚，十点出头才进门。穿一件米白羽绒服，手里拎着蛋糕盒，刘海被风吹得贴在额头上。

“路上堵。”她换鞋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妈，这毛衣新买的？”

“去年买的，一直没舍得穿。”

“挺好看。”

她没再说话，把蛋糕放进冰箱。冰箱门关上的时候弹了一下，没关严，她又用膝盖顶回去。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点半。老周还没到。

老周住在城东，坐地铁过来要四十分钟。我给他打过三个电话，第一个没接，第二个响了很久，接起来声音闷闷的，说“知道了”，就挂了。

阿建走过来，手里拿着车钥匙。

“走吧，先过去。他直接到饭店。”

我没动。阿建又说：“菜得先点，有些要提前炖。”

我拿起包。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茶几上那个打火机。银白色的，花纹磨得看不清了。老周戒烟五年，这只打火机一直搁在那儿。我想扔，想想还是没扔。

包间里暖气开得足。我坐主位，右手边空着。阿建和他媳妇坐左边，阿琴坐对面。凉菜上了八个，热菜先点了六个。阿建拿菜单划了两下：“清蒸鲈鱼，我弟爱吃。”

阿琴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老周还是没到。十二点，我让阿建打电话。阿建拨出去，响了七八声，那头挂了。又拨。这回直接关机。

阿琴把筷子搁下，筷子头在碟子边上磕了一下，声音很脆。

“算了，”她说，“吃饭。”

阿建看了我一眼。我点头。

菜上齐了，桌子转了一圈。那盘清蒸鲈鱼停在我面前。鱼眼睛白蒙蒙的，像在看我。我夹了一筷子，放到嘴边没吃，搁在碟子里。

阿琴给我盛汤。手稳，汤面平得像镜子。

“妈，喝汤。”

我喝了。冬瓜排骨，有点咸。她平时做菜不这么咸。

吃到一半，阿建喝了口酒，忽然说：“二弟那边，我回头再说说他。”

他媳妇在桌子底下碰了他一下。阿建不说了。

我没问他碰什么。阿琴也当没看见。那只空椅子还是空的。

饭吃到一点半。

蛋糕没切。阿琴问：“带回去还是现在切？”

“带回去吧。”我说。

阿建结完账进来，手里拎着没喝完的酒。他站在包间门口，顿了一下。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从小就是这样，有话憋不住，但憋别人的话特别能憋。

“到家给我发个微信。”他说。

“嗯。”

阿琴送我回家。电梯到六楼，她掏钥匙帮我开门，又试了试冰箱关严没有。临走时，她站在门口说：“妈，别给他打电话。”

她没说是谁。我也没问。

门关上，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茶几上那只打火机还在。我拿起来，翻过来看底部，刻着一个“周”字。是老周年轻时候自己拿铁钉划的，笔画歪歪扭扭。二儿子叫周航。他妈走得早，老周一个人把他带大。八岁那年他把这只打火机偷去学校，被老师没收，老周去学校要回来的。回来没打他，只说：“东西再便宜也是人的。”

我把它放下，拿起了手机。

阿琴说别打。我还是打了。

响了三声，接了。那头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然后听见一个打火机的声音。他抽烟了。

“航航。”

“嗯。”

“今天怎么没来？”

他没立刻说话。我等着。那头有脚步声，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然后推开一扇门，风声灌进来。他在阳台。

“我爸只有2个孩子。”

他说完这句，我听见打火机又响了一下——他在点第二根。然后挂了。

我握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跳了两下，熄了。

我坐在沙发上，听见冰箱嗡地响了一声。他爸——我丈夫——三年前走的。走之前把公司过户给了阿建，把存款给了阿琴。周航那份，没有。

当时他没说什么。三年来他也没说过一句。我曾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拿起那只打火机，攥在手心。银白色的外壳，上面那道“周”字还是歪的。

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钻进来，吹得窗帘下摆一下一下地掀。茶几上放着他爸的照片，黑白的，放在一只旧紫砂杯后面，照片里的嘴角往下沉，像有话没说完。

我忽然想起来，他爸走之前半个月，有一天单独把周航叫进书房，关着门说了半个多钟头。出来的时候周航脸色白得像纸，直接走了，连饭都没吃。

我问老周说什么了，他说“没什么，交代点事”。

那之后一年多，阿建的公司突然买下了城北一块地，那块地皮是周航之前一直谈的。

那天晚上我没睡。

不是躺着睡不着，是根本躺不住。起来把客厅的灯打开，又关上。打开，又关上。阿琴走的时候说别给他打电话，我打了。他说了那句话就挂了，前后不到一分钟。我数过，手机上显示四十二秒。

四十二秒。我养了他四十二年。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王会计。她以前在老周公司管账，退休三年了，住在城南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到四楼歇了一会儿，扶着栏杆喘。楼道里堆着纸箱子和一辆旧自行车，车筐里塞着一把蔫了的芹菜。

她开门看见我，愣了一下。

“嫂子？”

“来看看你。”

她侧身让我进去。屋子不大，桌子上摊着报纸，老花镜压在上面。电视机开着，放的是本地新闻，声音很小，跟蚊子哼哼似的。

“你怎么来的？也没提前说一声。”

“坐公交。”

她给我倒水。杯子是搪瓷缸子，边上一块磕掉了漆，露出黑铁。

“嫂子，你是不是为周航的事来的。”

我没说话。她坐下来，把电视机遥控器拿在手里转了两圈。

“那天寿宴，阿建跟我说了，周航没去。”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周航不懂事。”

我端着搪瓷缸子，水太烫，没喝。

王会计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她的手指在遥控器上一下一下地按，声音键加一格，又减一格。半天，她说：“嫂子，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你说。”

“城北那块地，当年是周航先谈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动。搪瓷缸子里的热水冒着气，扑在脸上有点潮。

“他谈了大半年，对方都松口了。后来老周让阿建去了一趟，报价多了两成。”她顿了一下，“周航不知道。他回来跟他爸说方案哪里还能改。老周说，不用了，已经定了。”

我端着缸子，手没抖。但我觉得那杯子突然轻了，轻得像纸。

“老周为什么不让他去谈？”

王会计没接话。她把遥控器放下，站起来去厨房拿了个什么东西。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本账册，蓝皮塑料封，边角都卷了。

“这是那年公司的账。你自己看。”

我翻开。里面夹着一张便签纸，黄了，是老周的字：城北地款，周转，周航垫。

七个字。垫。

“什么意思？”

“周航把自己房子抵了四十万，打进了公司账上。当时公司资金紧，老周说就转一下，下个月还。后来——”她把账册翻到下一页，上面有一笔划掉的记录，“没还。”

我把账册合上。手搁在上面，手指头能感觉到塑料封皮上那道裂口。

“这四十万，他什么时候还的？”

“周航自己还的。房子卖了，换了个小的。没跟任何人说。”

我没说话。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上落了灰，我盯着看。一片叶子黄了半边，没剪。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王会计把老花镜拿起来，又放下。

“老周说，嫂子你不用操心这些事。家里有他。”

就这一句。家里有他。

我想起那几年，周航回来少了。过年也是。来了坐一会儿就走，说单位值班。我以为他忙。我以为他跟他爸一个脾气，话少。

现在知道了。他回来一趟，看见阿建开着公司配的车，看见阿琴在饭桌上说存款利息又降了。他听着，吃饭，走人。

从王会计家出来，太阳很大。我站在公交站牌底下，等了三趟车才上去。

下午我给阿建打了电话。

“你弟垫的那四十万，你知不知道。”

那头安静了两秒。

“妈，公司的事——”

“我问你知不知道。”

阿建呼了一口气，声音沉下来：“知道。”

“知道你还让他签放弃协议？”

“什么放弃协议，我没让他签。爸跟他谈的。”

“你爸跟他谈的时候你在不在？”

“……在。”

“你坐在哪儿？”

“楼上。爸让我在楼上等。”

我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阿琴来了。她自己开的门，进来把包搁在鞋柜上，站在客厅中间，没坐。

“妈，哥给我打电话了。你今天去找王姨了？”

“找了。”

“妈，你别闹了行不行。”她声音不低，有点发抖，“爸走了三年，你现在要把家拆了？”

“你爸欠你弟四十万。”

“那是公司的事。”

“公司是你哥的，钱是你弟的。”

阿琴不说话了。她站在那儿，手插在羽绒服兜里，攥着。过了一会儿她坐下来，坐在沙发最边上，离我半米远。

“妈，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可爸都走了——”

“你爸走了，账没走。”

她扭头看我。那个眼神我认得，跟她小时候我训她的时候一模一样——气，又不敢全气。

“你这么闹，最后谁难受？还不是你自己。”

“我难受了三年了。”我说。

她愣住。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

那天晚上她没留下吃饭。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妈，你要是缺钱，我这边有。”

门关上以后，我坐回沙发。茶几底下抽屉里放着那本账册，我从王会计家带回来的。我把它拿出来，又翻到那页便签。老周的字，歪歪扭扭，最后一个字拖得很长。

我想到老周走之前半个月，把周航叫进书房。出来的时候周航脸色白得像纸。我一直以为老周是交代身后事，一碗水端不平，周航委屈。现在明白了，那是一场交易。老周叫他签放弃协议，拿四十万当筹码。

四十万，他儿子卖房子凑出来的钱，在老周那儿变成了一张抵账的纸。

第三天，我去找了老周的弟弟，周航的二叔。七十二岁了，住在城西，退休金不高，但说话有人听。老周家里的事，他是唯一的长辈。

我到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修自行车，链条油沾了一手。看见我来，他把手在抹布上擦了擦。

“嫂子，你怎么来了？”

“找你评理。”

他把我让进屋。我坐下来，把账册和便签给他看。他一页一页翻，翻到便签的时候，手停了。

“这是哥的字。”

“是。”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账册合上，放在桌上，手在上面按了按。

“嫂子想怎么样？”

“要他把钱还了。”

“谁？”

“阿建。现在公司在他手里。”

二叔没说话。他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一口。屋里没开窗，烟在灯底下慢慢转。

“这事我管不了。”

“你管得了。你是他二叔。”

“嫂子，”他把烟夹在手里，灰掉在桌上，他用小拇指拨到一边，“哥走了。阿建的公司是哥留的。你要是让我去跟阿建说把钱吐出来给周航——这话我说不出口。说了，这个家就真散了。”

“现在就没散吗？”

他抽烟，不说话。

我站起来。“那我去找律师。”

二叔把烟摁在烟灰缸里，站起来叫住我：“嫂子。”

我回头。

“你找律师，你告谁？告你大儿子？你七十多了，经得起这个？”

“我经得起。”

走出二叔家院子的时候，天阴了。风从北边刮过来，吹得路边那棵法桐的叶子哗哗响。我站在巷口，拿出手机，翻到周航的号码，没拨。翻到阿建的，也没拨。最后锁了屏。

那天半夜，周航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一行字：

“妈，别折腾了。那钱我不要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天花板上，一大块白的。

我回他：“我要。”

他没再回。

第四天，我去了区里的法律援助中心。排了二十分钟队，一个年轻女律师接待了我。戴眼镜，头发扎在脑后，桌上摆着一盒纸巾，显然是给哭的人准备的。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她听完，推了推眼镜。

“阿姨，你要告的话，被告是谁？”

“我大儿子。”

“依据呢？”

“他爸欠了二儿子的钱，公司现在在大儿子手里。这笔债要转。”

她沉默了一会儿。“那四十万，有借条吗？”

“没有。”

“有转账记录吗？”

“王会计那里有账。公司账上有。”

“公司账可以调。但是阿姨，关键问题是——这笔钱是借给公司的，还是借给你丈夫个人的？”

我张了张嘴。

“如果是借给公司的，公司现在是你大儿子的，你可以追。如果是借给你丈夫个人的，你丈夫的遗产已经分割完了，你要追，得把三个继承人都告了。”

三个继承人。大儿子，小女儿，还有我。

“而且，”她补充，“诉讼时效可能过了。三年了。”

从法律援助中心出来，天阴得更重了。我在门口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台阶凉，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

风把树叶子刮到脚边，一片，两片。我低头看，叶子是梧桐叶，干巴巴的，边卷了。

我掏出手机，给阿琴打了电话。

“妈？”

“你把你哥和你弟叫上，周六回家一趟。”

“干嘛？”

“谈事。”

“妈，是不是又要说钱的事——”

“周六回来。”

我挂了。

那天晚上，我把老周的照片从茶几上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相框后面夹着一张纸条，是老周的字，之前一直没注意。我抽出来，上面写着一句话：

“老宅给周航。”

这是老周的字。日期是他走之前一年。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别告诉阿建。”

我攥着这张纸条，坐了一晚上。

老宅是城东一套小两居，不怎么值钱，但那是老周和周航他妈结婚时住的房子。周航八岁之前都在那儿长大。

他没给周航留公司，没留存款。留了一套老宅。还不敢让阿建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给周航打了电话。响了很久，他接了。

“航航，老宅的事你知道吗？”

那头安静。我听见风声，他大概在阳台。

“知道。”

“你爸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去年。”

去年。老周走了两年以后，周航才知道。

“你为什么不说？”

“说了有什么用。”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妈，我不要老宅。那房子是爸留给你的。”

“你爸写的是给你。”

“我不要。”

“周航——”

“妈，”他打断我，声音里终于有了一点东西，不是怒，是累，“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跟哥、跟妹好好过。别为了我——闹。”

最后那个字他咬得很轻，像怕碰碎什么。

我攥着手机，右手一直在抖，自己发现了才用左手按住。

“你爸欠你的。”

“他不欠了。”周航说，“他养我一场。两清了。”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那头的风停了。他把窗户关上，声音闷了一下。然后他说：“妈，我这边还有点事。先挂了。”

电话挂断。屏幕暗下去。我看见黑下来的屏幕里映着自己的脸，头发乱了，眼窝陷着。

茶几上那只打火机还在。我拿过来，翻到底部，那个歪歪扭扭的“周”字硌着指腹。

我下了决心。

周六那天，阿建和阿琴都来了。阿建站在阳台上抽烟，阿琴坐在沙发上，手搁在膝盖上攥着。

我没绕弯子。从抽屉里拿出王会计那本账册，翻到那页便签，放在茶几上。又拿出老周那张纸条，压在上面。

“你爸欠你弟四十万。他拿房子抵的。你爸没还。”

阿建抽了一口烟，没回头。

“你爸把这套老宅留给你弟。没跟你们说。”

阿琴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你们俩，谁要说话？”

阿建把烟掐了，转过身，靠着阳台门框。他盯着茶几上那两样东西，看了足有半分钟。

“妈，四十万我认。老宅，我也没意见。”他停了一下，“但话得说清楚——爸走的时候，公司负债多少你知道吗？”

我没说话。

“三百多万。我扛下来的。二弟要是觉得委屈，行，那四十万我给他。但公司的事，他不能再翻。”

“他翻过吗？”我问。

阿建愣了。

“三年了，”我说，“他跟你翻过吗？跟你妹翻过吗？跟我翻过吗？”

阿建不说话。

“他什么都没说。连寿宴都没来。”我声音很稳，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可我不瞎。”

那天阿建在我这儿坐了两个小时。走的时候他把账册带走了，说“我处理”。阿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

“妈，”她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告诉你们什么？”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爸偏心，你们都知道。”我说，“只有我不肯看。”

她没有回话。门关上以后，我又一个人了。

手机响了一下。是周航发来的微信。一张照片。窗台上那只猫还在，下面配了一行字：

“妈，天冷了，多穿点。”

我看着那只猫，看了很久。然后回他：“钱的事，你哥认了。”

输入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发出去的是另外三个字：

“老宅，给你留着。”

他没有回。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窗边。楼下收废品的老刘骑着三轮车过去了，车斗里绑着纸壳子，风一吹哗啦响。

我回到沙发前，把那只打火机拿起来，擦干净，放进了外套口袋里。

不是扔掉。是揣着。

日子还得过。但有些东西，该算清楚的，不能再欠了。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茶几上老周的照片轻轻晃了一下。

付费卡点

阿建是立冬那天来的。

提着一箱橙子，箱子上的封口胶带翘了一角，粘在纸壳上又撕掉了，留下毛茸茸的一块。他站在门口没换鞋，说楼下停了车，就坐一会儿。

我拿了外套跟他下楼。

单元门口那排长椅是水泥的，早上的霜还没化完。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擦了擦，让我坐。自己站着，把橙子箱搁在脚边。

“妈，公司那边出了点事。”

“你坐着说。”

他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坐下来。膝盖并着，两只手搁在上面。

“城北那块地当年手续有点问题。现在上面查得紧。”

风把地上的落叶刮到长椅底下。我没接话。

“不是大事，能处理。”他顿了一下，“就是得花点钱。”

“多少。”

他没回答。手指头在膝盖上敲了两下。

“阿建，你是来找我要钱的？”

“不是不是。”他摆手，“就是跟你说说。”

他低头看自己的鞋。皮鞋面上一道泥点子，干了，裂开一小道白纹。

“还有，”他声音低下去，“二弟那边我联系不上。他换号了？”

“换了。”

“你知道他新号？”

“知道。”

阿建抬头看我。那个眼神我认得，他小时候跟周航抢东西输了就是这个样——不是委屈，是不甘。

“那四十万我凑齐了，想当面给他。”

“你自己去找他。”

“我找不着。”

我站起来。裤子上粘了凉气，我拍了两下。

“阿建，你爸把周航叫进书房那天，你在楼上。”

“妈——”

“你听见了。”

他张了张嘴。手指头攥着那个橙子箱的提手，纸壳被捏得凹进去一块。

“你说，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声音很低，像从鞋底下出来的。

“你爸让你弟签弃权书。”

“嗯。”

“你没下来。”

“妈，我下来能怎么样？那是爸的决定——”

“你下来能说一句话。就一句。”

他低下头。皮鞋上那道白纹被风吹得又长了一点。

我没再说话。站了一会儿，我说：“橙子拿回去。你弟不吃。”

“给你的。”

“我也不吃。”

我上楼了。没回头。进门以后站在玄关听了一会儿，听见楼下车门关上的声音，引擎响，远了。

茶几上那只打火机还在外套口袋里。我掏出来，放在老周照片前面，摆正了。底朝外，那个歪扭的“周”字对着天花板。

过了几天，阿琴来了。带着孩子，小孩在客厅里跑，把茶几上的遥控器碰掉了。阿琴一边捡一边跟我说：“妈，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把橙子退回去了。”

“嗯。”

“他跟我说了地的事。这次麻烦不小。”

“他自己的事。”

阿琴把孩子叫过来穿外套。拉链卡住了，她使劲拽了一下，拽上去。

“妈，你说他会不会有事。”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嘴唇抿着。

“阿琴，”我说，“你爸走的时候把存款都给了你。你哥拿了公司。你弟什么都没有。”

“妈——”

“我没说你。但你要明白，你哥今天找你，是因为他有事。你哥顺的时候，给你打过几个电话？”

阿琴没接话。她把孩子的帽子往下拉了拉，遮住耳朵。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说：“妈，我明白了。”

门关上。家里又静了。

之后那半个月，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去把王会计那本账册还了。她接过去翻了翻，说留着也没用了。我说你留着，是个证。她把账册塞回书架，跟一本旧相册夹在一起，转身去厨房给我盛了碗饺子。韭菜鸡蛋的，韭菜有点老，塞牙。我吃了。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没问什么。

第二件，我去了城东老宅。

钥匙在老周书桌抽屉里，一串三把，挂在一只铜圈上。铜圈发绿了，蹭在手心里痒。大门钥匙的齿磨钝了，插进去要转两下才开。门推开时灰落下来一股，我拿袖子挡了挡脸。

窗户关了大半年，屋里有股闷味。家具都用旧床单盖着，掀开来还是老样子。那张方桌，桌面上有一道烫痕，是老周当年搁烟头烫的。圆圆的，浅褐色。我用手指摸了摸。

在屋里转了一圈。厨房的碗还在，落了灰。我把那只老周的茶杯拿去洗了，擦干，放回原位。走到阳台看了一眼楼下，一个老太太在晒被子，拍得嘭嘭响。

临走我把钥匙留在方桌上，拍了张照片发给周航。

隔了一天他回了。就两个字：“收到。”

又过了大约十天，周航给我打了电话。

“妈，老宅我收拾了一下，搬进来了。”

“家具换了没有？”

“没换。爸那张方桌还在，烫痕也在。”

“嗯。”

“妈，有个事。”他停了一下，“那个茶杯，我找不到。”

“我洗了。放回碗柜第二层了。”

那头安静了几秒。我听见他吸了下鼻子。

“谢谢妈。”

“过年回来吗？”

“回。”

“好。”

挂了电话，我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窗玻璃上蒙了层雾气，我伸手指划了一道，外面的槐树露出半截枝。天冷，叶子掉光了。

冬至前两天，阿建又来了。

没提东西，空着手。我下楼时他坐在那排长椅上，抽着烟。看见我，把烟掐了。

“妈。”

“你又来了。”

“不进去。坐一会儿。”

我坐下了。长椅上的霜化了，有点潮。他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

“地的事处理了。花了些钱，过去了。”

“嗯。”

“这个，”他从内侧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四十万。你给他，或者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自己去。”

我没接。风把长椅旁那棵槐树的枯枝吹得咯吱响。

“阿建，你八岁那年掉进井里，是谁拉你上来的。”

他愣了一下。“二弟。”

“那年你八岁，他六岁。他够不着你，跳下去托着你，自己灌了好几口水。是你二叔路过，把你们俩捞上来的。”

阿建低下头。手里的那张卡被他捏着，边缘弯了。

“你们俩小时候好得穿一条裤子。后来怎么就成了这样。”

他没说话。隔了很久才开口，声音涩得像砂纸磨木头。

“妈，那年爸让我在楼上等着，我就知道不对。可我想，公司要给我，这件事就……顺过去了。”

“顺过去了？”

“我以为二弟不会计较。他从小什么都不争。”

“什么都不争的人，你当他心里没数？”

阿建把那张卡放在我俩中间的长椅上。塑料卡片搁在水泥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妈，我错了。”

我没接话。

“这卡你拿着。你想怎么给他都行。”他顿了一下，“还有——你年纪大了，搬过来跟我们住吧。小雅也说，家里房间空着。”

我看着那张卡。风把它吹动了一点，在水泥面上蹭了一下。

“阿建，我不缺钱。”

“我不是说钱——”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转头看他，“你爸走的那天，你在哪儿。”

他不说话。

“你在公司里算账。你妹在我跟前哭。你弟……”我停了一下，“你弟一个人卖房子还债，连句重话都没跟你说过。”

“妈——”

“三年了。你跟我说过几回话？逢年过节来一趟，吃顿饭就走。你弟不来了，你问过没有？你就当他不存在。”

阿建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你从来没想过为什么。”

“我现在想明白了。”

“晚了。”

两个字出口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撞了一下。但说出来了，也就说出来了，不重。

阿建坐在那儿没动。肩膀缩了一下，像被风吹着了。

“妈，不晚。”他说，“还来得及。”

“来不及了。”我说，“阿建，不是我不原谅你。你是我儿子，我不恨你。但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爸欠你弟的，我替他还。咱们娘俩的日子，从今往后各过各的。”

我把那张卡拿起来，放回他手里。

“这钱你自己给周航。你要真想给，你能找到他。”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他一眼。

“天冷，早点回去。”

我上楼了，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踩得稳。到三楼的时候听见楼下车门响，引擎声远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没做梦。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醒的，天还没亮。起来烧了一壶水，把日历撕了一页。日子照过。

年前，阿琴拉我去商场买了双鞋。她蹲在地上给我试，鞋带系了两回，第二回系得有点松。

“妈，哥那边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们上次谈了。”

“谈了。”

“你原谅他了吗。”

我看着地上的鞋尖，蹭了一下。

“他是我儿子，我不怨他。”我说，“但我七十多了，不想再替谁扛着了。”

阿琴站起来，抱着鞋盒。她看了我一会儿，眼圈有点红，但没掉泪。

“妈，那年我拿了爸的存款，也没替二弟说话。”

“我知道。”

“你怨过我吗。”

“怨过。”

她看着我。商场里的灯白亮亮的，把她脸上的疲惫照得清清楚楚。

“现在不怨了。”我说，“你爸给的你拿着。但你得记住你亏欠过谁。”

她点头，点了好几下。

过年那天周航回来了。

瘦了，头发短了，穿一件深灰羽绒服。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袋菜。

“妈。”

“进来。外头冷。”

他换了鞋。鞋柜里那双灰蓝拖鞋是给他留的，压得变形了，他穿上正好，像是没走这几年。

他在厨房做了一下午。四个菜一个汤。那盘清蒸鲈鱼端上桌的时候他说：“爸爱吃这个。”

我夹了一筷子，火候正好，葱丝切得细。

吃饭时他没提阿建，也没提钱。说了几句老宅的事——阳台那盆绿萝换了土，又活过来了。

“那盆绿萝得有十年了。”我说。

“不止。爸搬进去那年买的。”

饭后他洗碗。水声哗哗的。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很小。

他洗完出来，站在客厅，看着老周的照片看了一会儿。

“妈，那只打火机呢。”

我愣了一下。

“茶几底下抽屉里。”

他拉抽屉，翻了两下，摸出来。翻过来看底部，那个歪的“周”字。

“这个我带走，行吗。”

“你拿吧。本来就是你的。”

他攥在手心里，没往兜里装，就那么攥着。坐回来跟我看了会儿电视。电视里放晚会，一堆人唱歌。他看了没十分钟，站起来说：“妈，我回去了。明天还得早起。”

“嗯。路上慢点。”

他走到门口换鞋。旧拖鞋脱下来，鞋尖朝外摆好。回头看了我一眼。

“妈，你也早点睡。”

门关上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他的车灯亮了，慢慢倒出去，拐个弯，不见了。

窗台上那杯水凉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把杯子洗了。

开春以后，日子松快起来了。

那天我把冬天的衣服收进柜子，翻出那件枣红毛衣。领口那块烫痕还在，丝巾没系，露着。我对着镜子看了看，笑了一下。没扔，叠好收进去了。

下楼扔垃圾，在单元门口碰见楼下的王婶。她拎着刚买的豆腐，问我：“听说你二儿子搬回来住了？”

“搬城东了。原先那套老宅。”

“那老宅……”

“他住着呢。”

王婶哦了一声，拎着豆腐上楼了。楼道里飘着她家炖排骨的味。

我走出单元门。太阳好，晒得后背暖。小区门口卖菜的大姐换了新摊布，蓝的。看见我说：“阿姨，今儿菠菜新鲜。”

我买了一把，三块五。

拎着菜往回走，路过那排长椅。上面坐了个年轻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我从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

回到家，烧水，焯菠菜，拌了蒜泥。一个人吃了一碗。碗筷洗好，放回架子上。

下午收衣服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下。是周航发来的照片。

老宅的阳台，那盆绿萝摆在太阳底下，叶子油绿。旁边窗台上，放着那只打火机。银白色的壳，反着光。底部的“周”字朝着镜头，歪歪扭扭。

我看了一会儿，回了他一个字。

“好。”

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我走到阳台继续收衣服。风从南边来，晾衣杆上的衣服轻轻晃。

楼下老刘骑着三轮车过去了，车斗里装着空瓶子和纸壳。骑得不快，铃铛响了一声。

衣服叠好，放进柜子。

日子还是那些日子。饭照做，觉照睡，闹钟照响。

只是我心里那本账，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