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中师毕业回老家当老师，机缘巧合借调到公社，命运被改变

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一、泥路上的皮鞋声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背着铺盖卷从地区中师毕业，坐了四个小时的敞篷卡车回到县里，又换乘顺路的手扶拖拉机，在坑洼的土路上颠了整整两个钟头，才到我们公社的岔路口。

那时候我脚上穿的是母亲用攒了半年的布票买的黑色人造革皮鞋，鞋底硬得像铁板，每走一步都在脚后跟磨出一个新血泡。从岔路口到我们赵家坳还有六里山路，我左手提着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搪瓷缸子和一摞教科书，右手拄着一根从路边砍的木棍当拐杖，一步一步往山上挪。

那年我十九岁，叫赵长庚。

我们那个年代，能考上中师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七九年我考进地区师范学校的时候，整个公社就出了我这一个中师生。乡亲们说赵家的祖坟冒青烟了，我爹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请了三桌客，连多年不往来的远房叔伯都来了。

四年师范读完，按照分配方案，我应该回县里，由教育局统一安排到乡镇中小学任教。可我爹在春节前就托人递了话，说家里两个老人都快七十了，我娘有严重的风湿，一到阴雨天就下不了炕，能不能申请回就近的赵家坳小学教书。

教育局的人说，可以，但赵家坳小学只有四个年级、两个民办老师，编制早就满了。你要回去，只能算代课，工资比正式的差一大截。

我爹说，代课就代课，回自己家门口教书，不丢人。

所以一九八三年七月，我拿着教育局开的介绍信，踩着那双硬邦邦的人造革皮鞋，回赵家坳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赵家坳小学在一座破庙改的院子里。庙是清朝留下的，正殿当教室，偏殿是老师办公室兼宿舍。全校四个年级，三十七个学生，两个民办老师——一个叫孙守田，五十多岁，教了一辈子书，连个民办转正的机会都没轮上；另一个叫刘翠英，三十出头，是本村人，初中毕业就当了民办教师，丈夫在外地煤矿挖煤。

我去报到的那天，孙守田老师正蹲在院子里用石灰水刷墙，看见我来了，把刷子往石灰桶里一插，搓着手迎上来。

"长庚回来了！咱们学校可算来了一个正经师范生。"

他领我看了我的宿舍——偏殿最里头隔出来的一小间，一张木板床，一张歪腿的桌子，墙上糊的报纸还是七六年的。窗户上没有玻璃，钉着塑料薄膜，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将就着住。"孙守田说，"条件差，你是读书人，能理解。"

我点点头，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放。其实心里多少有点落差。四年前我背着铺盖离开赵家坳的时候，全村人都说这孩子以后要吃"国家粮"了。可现在，我兜里揣着中师毕业证，回到老家破庙里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二十八块五。

但我没敢跟爹娘抱怨。我爹是生产队的老会计，前两年土地承包到户，他闲下来了，每天扛着锄头去地里转一圈，回来就蹲在墙根晒太阳。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跳农门"，可现在我也没跳出多远，就跳到了家门口。

我娘倒是高兴。我回去的第一天晚上，她从炕上挪下来，一瘸一拐地给我煮了一碗糖水荷包蛋，两个，卧得完整。

"长庚，娘知道委屈你了。"她坐在炕沿上看着我吃，"可娘这腿，你爹那身子骨，你要是分到外头去，娘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咽下一口蛋白，说："娘，我愿意回来。"

这话不全是安慰她。我确实想回来。四年的师范生活让我见了一些世面，可骨子里我还是那个赵家坳的土孩子。外面的世界再好，也不如家门口的土炕踏实。

二、公社来了个电话

我到赵家坳小学报到是八月二十五号。九月一号开学，我接手了三年级的语文和四年级的数学，外加全校的音乐课。

孙守田老师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复式班。刘翠英老师教五年级，还兼着学校的出纳和伙食团管理员。

开学头两个星期，一切按部就班。赵家坳的孩子大多家里穷，有的连铅笔都买不起，用石头在地上写字。我把自己从师范学校带回来的笔记本撕了，订成小本子分给孩子们。孙守田老师说我太浪费，我说没事，我年轻，以后还能挣。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第二节课刚下课，我正蹲在院子里给一个叫赵小满的孩子补拼音，公社中心小学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了。

那时候公社到各村还没有电话，有事靠人跑腿，或者靠那个唯一的手摇电话机。通讯员姓马，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地推着车进了院子。

"赵长庚老师？"他问。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

"我是。什么事？"

"公社文教组王组长让你明天去一趟，说有工作调动的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调动？调去哪儿？我刚回来半个月啊。

"知道调去哪儿吗？"

通讯员摇头："王组长没说，就让你明天上午去一趟。"

他喝了口水，骑上车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粉笔头，心里七上八下。孙守田老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事，好事。能在公社露脸，总比窝在咱这破庙里强。"

刘翠英老师从厨房门口探出头来："长庚，要是真调走了，你那四年级的数学谁教？我这五年级的课都排满了。"

她嘴上这么说，脸上却带着笑。山里人都明白，能离开赵家坳，哪怕只是调到公社，也是往上走一步。

晚上我回了趟家，跟我爹说了这事。我爹听完，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去。公社比村里强。王组长能点你的名，说明有人看到你了。"

"可我刚回来，孩子们都熟了。"

"教书哪儿不是教？"我爹说，"你是个中师生，窝在赵家坳当代课老师，屈才。"

我娘在炕上躺着，听了这话，叹了口气："要是真调走了，娘这腿疼的时候，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坐到炕沿上，握着她的手："娘，就算调去公社，也就十几里路，我骑个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了那双人造革皮鞋——虽然磨脚，但好歹是"国家粮"的标配——借了孙守田老师的自行车，骑到公社。

三、王组长的一杯茶

公社在赵家坳北边十二里地的柳树屯。那地方是这一片的政治中心，公社大院坐北朝南，一排红砖瓦房，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木牌子：柳树屯人民公社。

我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院，问了门房，找到文教组的办公室。

文教组在最后一排房子的东头，两间屋子。外间是办公的地方，摆着三张桌子，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打算盘。里间是组长办公室，门半掩着。

我敲了敲门。

"进来。"

声音洪亮，带着点沙哑。

我推门进去。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两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那种廉价的凡士林抹过，在太阳底下泛着光。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双人造革皮鞋上停了一下，然后落到我脸上。

"你就是赵长庚？"

"是。"

"坐。"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我坐下，他把桌上的搪瓷茶缸推过来。

"喝水。"

茶缸上印着"工业学大庆"的红字，里面的茶水颜色比酱油还深，一股陈年老茶叶的味道。

"小王，倒杯水。"他朝外间喊了一声。

外间那个打算盘的人应了一声，端了一杯水进来，放在我面前。

"王组长，您找我？"我问。

他点了一支烟，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

"长庚啊，你的情况我了解。七九年考上地区师范，今年毕业，主动申请回老家教书，这种精神很好。"

他顿了顿，弹了弹烟灰。

"但是呢，公社这边最近有个情况。你知道，咱们公社的广播站缺一个编辑兼播音员。原来的小周考上大学走了。这个岗位不能空着。公社书记点名要一个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我推荐了你。"

我愣住了。

广播站？编辑兼播音员？

我学的是师范，教的是书，跟广播站八竿子打不着啊。

"王组长，我是学师范的，教了半个月的书了，这广播站的事……"

"你普通话怎么样？"他打断我。

"还行。师范学过。"

"那就行。"他掐灭了烟，"公社书记说了，广播站这个岗位，虽然是事业编，但享受干部待遇。工资比你现在高。而且，这是借调，不算正式调动。你的人事关系还挂在教育系统。干得好，以后有机会转干。干不好，再回学校教书。"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不容商量的意味。

"当然了，这事不勉强。你要是不愿意，我另找人。"

我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心里翻江倒海。

回学校教书，一个月二十八块五，代课身份，前途渺茫。去广播站，工资高，享受干部待遇，还有转干的机会。

可我毕竟是学师范的，当老师才是正路。广播站？我连话筒都没摸过。

"王组长，我能考虑一下吗？"

"给你一天时间。"他说，"明天给我答复。"

四、爹的烟袋锅子

我从公社出来，没有直接回学校，而是骑着车回了家。

我爹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回来，放下斧头。

"咋样？"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我爹听完，没说话，蹲在门槛上，点着了烟袋锅子。一口一口地抽，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间绕来绕去。

"爹，您说我去不去？"

他抽了半袋烟，才开口。

"广播站，是公家的事。你去了，就是吃公家饭的人。老师也是公家饭，可代课老师不算数。你去了广播站，哪怕还是临时工，那也是公社的人。"

他磕了磕烟灰。

"长庚，爹跟你说句实话。你学师范，当老师，这条路没错。可你想想，你一个代课老师，啥时候能转正？赵家坳小学的孙老师教了三十年书，到现在还是民办。你比他强，你是正经中师生，可这年头，中师生一年比一年多，你不往前挤，就永远排在后面。"

"广播站是个机会。公社书记点了你的名，这是看得起你。去了，干出成绩，转干不是没可能。一旦转了干，你这辈子就真跳农门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木屑。

"去吧。"

我娘在屋里听了半天，这时候插了话："广播站是干啥的？天天在喇叭里说话？那不跟戏台上的人一样？"

我爹瞪了她一眼："你懂啥？广播站是公社的喉舌。上头有啥政策，全靠广播站传达。这是正经工作。"

我娘不吭声了。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四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四年后我又回到这里。可这一次，命运好像给了我一个岔路口。

"爹，我去。"

五、广播站的喇叭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公社。王组长看见我，笑了。

"想通了？"

"想通了。"

"好。今天就开始上班。先去广播站熟悉一下。站长叫老何，他会带你。"

广播站在公社大院西边的一排平房里，三间屋子。外间是播音室，中间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架着一个黑色的话筒，话筒连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墙上贴着吸音的泡沫板，已经发黄了。里间是编辑室，靠墙一排书架，上面码着各种文件和报纸。

站长老何是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头发稀疏，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镜。他说话声音很轻，跟广播里那种洪亮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小赵来了。"他推了推眼镜，"王组长跟我说了。你先看看这些。"

他递给我一摞报纸和文件。

"广播站的工作分两块。一是转播上级电台的新闻，每天早中晚三次。二是自办节目，主要是播报公社的通知、农业信息、好人好事。编辑这块，你负责写稿、编稿、审稿。播音这块，你负责录音和播出。"

他领我到播音室，指着那台话筒。

"这个你试试。"

我坐在话筒前面，心里紧张得要命。老何打开录音机，朝我点了点头。

"说点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对着话筒念了一段报纸上的新闻。念完，老何放给我听。

录音机里传出的声音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低沉、沙哑，带着浓重的鼻音，完全不像广播里那种字正腔圆的播音员。

老何听完，没笑，也没皱眉。

"普通话还行，就是声音条件一般。不过没关系，多练练就好了。咱们是公社广播站，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百姓能听清就行。"

他关了录音机。

"从明天开始，你跟着我学。先熟悉流程，再上手。"

我点点头。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广播站的工作。

头一个月，我主要跟着老何打杂。扫地、烧水、整理文件、抄写稿子。偶尔老何让我试着播一条通知，他在一旁听着，纠正我的发音和语调。

公社广播站的播音时间每天三次：早上六点半到七点，中午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晚上六点到六点半。每次先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然后播本地内容。

我第一次正式播音是在九月二十八号。那天老何去县里开会，让我一个人值班。

早上六点，我就到了广播站。先把录音机打开预热，检查线路，然后对着话筒试音。

"柳树屯人民公社广播站，测试。"

声音从院子里的大喇叭里传出来，带着嗡嗡的回响。门房的老头探头看了一眼，冲我摆了摆手。

六点半，我准时按下播放键，转播中央台的新闻。七点整，新闻结束，我深吸一口气，对着话筒说：

"柳树屯人民公社广播站，现在播送本台消息。"

我念了一篇老何提前写好的稿子，内容是公社秋收进度和秸秆还田的注意事项。念完，我关了机器，长出一口气。

那天中午，我回赵家坳吃饭。刚进村子，就碰到赵小满他娘在井台边打水。

"长庚老师，今早喇叭里是你说话？"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我。"

"声音挺好听的。"她笑着说，"就是有点抖。"

我脸一热。

六、孙守田的信

十月上旬，我收到孙守田老师的一封信。那时候写信还是主要通讯方式，公社每天下午有一趟邮递员来送信。

信很短，用毛笔写的，字歪歪扭扭：

"长庚：你走后，四年级数学我兼着教，累是累点，但能撑住。孩子们都问你啥时候回来。小满的拼音进步了，能拼出自己的名字了。广播站那边忙不忙？别忘了你是个老师。孙守田。"

我把信读了三遍，心里酸酸的。

我确实快忘了自己是个老师了。每天在广播站编稿、播音，跟学校的事越离越远。偶尔回赵家坳，看见那些孩子，心里会涌上一股愧疚。

但我不能回去。广播站的工作虽然琐碎，可我隐约感觉到，这是我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老何跟我说过，县广播站每年会从公社抽调一两个人去帮忙，表现好的能留在县里。留在县里，就意味着转干。

转干——这两个字像一盏灯，在我眼前晃。

十月中旬，公社要开一个全社范围的"冬季农田水利建设动员大会"。王组长找到我，让我写一篇广播讲话稿，由公社书记在大会上念。

"这是书记第一次让你写稿，好好写。"王组长说，"写好了，书记记住你，以后机会多的是。"

我熬了两个晚上，翻了好多文件和报纸，写了一篇三千字的讲话稿。写完后自己读了几遍，改了又改，最后誊抄在稿纸上，送给了王组长。

第二天，王组长把我叫去。

"书记看了，说写得不错。就是太长，砍掉三分之一。"

我拿回去，忍痛删了三分之一，又送上去。这次书记点头了。

大会那天，我坐在台下最后一排，看着公社书记拿着我写的稿子，在台上念了四十分钟。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好几个字都念错了，但台下的人听得聚精会神。

散会后，王组长拍了拍我的肩膀："长庚，不错。书记说你文笔好。"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

七、刘翠英的难处

十一月初，刘翠英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公社找我。

她满头是汗，脸冻得通红，一进广播站就喊我。

"长庚，出事了。"

我赶紧把她让进里屋，倒了杯热水。

"咋了？"

"孙老师病了。昨天晚上突然晕倒，今早送到县医院了。说是脑溢血，还在抢救。"

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掉了。

孙守田老师？那个在破庙里刷了一辈子墙、教了一辈子书的孙老师？

"严重吗？"

"不知道。医生说情况不太好。"刘翠英眼圈红了，"学校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五个年级，我怎么教？"

我沉默了。

赵家坳小学只有两个正式编制，加上我这个代课的一共三个人。孙老师一倒，学校就塌了半边天。

"我跟王组长说一声，回去帮忙。"我说。

刘翠英摇头："王组长说了，你现在是公社的人，不能随便回去。他说公社这边会想办法。"

"想办法？什么办法？"

"他说从别的村调一个老师过来，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这半个月，学校怎么办？"

我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

"这样，我每天下午下班后骑车回去，帮你看晚自习，批改作业。白天你一个人撑着，实在不行就上复式课。"

刘翠英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每天下午六点从公社骑车回赵家坳，八点再骑回公社。那十二里山路，白天还好，晚上黑灯瞎火的，只能靠车灯照着往前骑。有几次差点摔进沟里。

这样坚持了半个月。后来公社从邻村调了一个民办老师过来，暂时顶替孙守田的课。

孙守田老师最终没有救过来。十一月底，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他的儿子从外地赶回来，把人接回了家。

十二月初，孙守田老师去世了。

我请了假，回去参加了他的葬礼。那个破庙改的学校门口，摆着他的一口薄皮棺材。全村人都来了，学生们排着队，哭得稀里哗啦。

我站在棺材前，给他鞠了三个躬。想起他第一次见我时说的那句话："长庚回来了！咱们学校可算来了一个正经师范生。"

可他没等到我"正经"的那一天。

葬礼结束后，我回到广播站。老何看我眼圈红红的，没多问，递给我一杯热茶。

"人走了，事还得接着干。"他说，"这就是命。"

八、书记的秘书

八四年春天，公社改成了乡。柳树屯人民公社变成了柳树屯乡。这个变化不只是名字换了，机构也调整了。原来的文教组并入了乡政府办公室，广播站归乡党委宣传委员管。

三月份，乡党委书记换人了。原来的书记调去县里当副局长，新来的书记姓周，叫周德明，四十出头，是从县里下来的。

周书记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广播站的人谈话。

那天老何带着我去了乡政府办公室。周书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比前任书记年轻，也比他精神。

"你就是赵长庚？"他问。

"是。"

"听说你文笔不错，那篇冬季水利建设的讲话稿是你写的？"

"是。"

他点了点头，没多说，转头问老何："广播站现在几个人？"

"两个。我负责编辑，小赵负责播音兼编辑。"

"小赵是什么编制？"

"借调。人事关系还在教育系统。"

周书记"哦"了一声，又看我。

"小赵，你以前是老师？"

"是。在赵家坳小学代过课。"

"当过老师的人，说话有底气。"他说，"广播站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还行。"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他笑了笑："别紧张。我听说你播音的时候声音有点抖？"

我脸一热。这事谁告诉他的？

"刚上手，还不熟练。"

"没事，慢慢来。"他摆了摆手，"以后广播站的自办节目，内容要丰富一些。不能光念通知和文件。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你们想想办法，搞点新东西出来。"

从那天起，周书记开始关注广播站的工作。他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看，有时候还亲自写稿子让我播。

四月份的一天，周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

"长庚，我想让你给我当秘书，兼着广播站的工作。你考虑一下。"

我愣住了。

秘书？给书记当秘书？

"周书记，我怕干不好。"

"干不好可以学。"他说，"你年轻，有文化，文笔也好。当秘书能锻炼人。以后有机会，我再推荐你。"

这话里的意思，我听得懂。当书记秘书，是往仕途上走的第一步。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干这个，书记却主动点我的名。

"我愿意。"我说。

周书记笑了："好。从明天开始，你搬过来办公。"

九、秘书的日子

给书记当秘书，比我想象的累得多。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去乡政府把书记办公室打扫干净，烧好开水。然后等书记来了，记录他的工作安排，起草文件、讲话稿、汇报材料。书记下乡调研，我跟着。书记开会，我记录。书记接待来访，我倒茶、递烟、做笔录。

周书记是个工作狂。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也得陪着。有时候他半夜想起什么事，敲我宿舍的门，让我起来写材料。

但跟着他，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他教我怎么写公文，怎么跟上级汇报，怎么跟群众打交道。他说，当干部，最重要的不是文凭，是"眼力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长庚，你是个聪明人。"他有一次跟我喝酒时说，"但你有个毛病，心太软。当干部不能心软。心软办不成事。"

我点点头，没敢反驳。

八四年夏天，县里要搞一次"乡镇工作现场会"，每个乡都要准备一份经验材料。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白天跑各村收集素材，晚上熬夜写稿。写完后周书记改了两遍，又让我改。来来回回改了五遍，最后定稿。

现场会上，柳树屯乡的经验材料被评为全县第一。县领导在会上点名表扬了周书记，周书记在台上说："这份材料是我的秘书赵长庚写的。"

台下一片目光投向我。那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心跳得厉害。

会后，县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去县里。

"小赵，你文笔不错。县里最近缺人，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你问问。"

我心动了。县里比乡里高一级，去了就是真正的"国家干部"。但我没敢擅自答应，回去跟周书记说了。

周书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长庚，县里要你，说明你有本事。我拦不住。但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现在跟我干，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去了县里，一切从头开始。你自己掂量。"

我掂量了三天，最终还是没去。

不是不想去，是不忍心。周书记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刚到广播站的时候，啥也不懂，是他手把手教我。现在他正要用我的时候，我拍拍屁股走了，这不地道。

我去找了那个副主任，说谢谢他的好意，但我暂时不想动。

他笑了笑："行。以后想通了，随时找我。"

十、赵小满的眼泪

八四年秋天，我回了一趟赵家坳小学。

孙守田老师去世后，学校调来了一个新老师，叫李建军，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高中毕业，民办教师。刘翠英老师还在，加上我之前替补的那位邻村老师，一共三个人，勉强撑着。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孩子们正在上课。我站在教室外面听了一会儿，是李建军在教三年级语文。他的普通话比我还差，把"春天"念成"村天"。

下课后，赵小满看见我，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

"赵老师，你啥时候回来教我们？"

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小满长高了，脸也黑了。

"小满，老师现在在乡里工作，回不来了。"

"为啥？"

"老师有别的任务。"

他眼圈红了："你走了以后，孙老师也走了。现在李老师教得不好，我们都听不懂。"

我鼻子一酸。

"小满，你要好好学。不管谁教，你都要好好学。等你长大了，考出去，像赵老师一样。"

他使劲点头，眼泪掉在我手背上。

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我娘的腿好了一点，能下地走路了。我爹还是老样子，每天蹲在墙根晒太阳。

"长庚，你在乡里干得咋样？"我爹问。

"还行。"

"啥时候转正？"

这个问题他问了不下十遍了。每次我都说快了，可"快了"两个字说了快一年，转正的事还是没影。

借调就是借调，不是正式调动。我的编制还在教育系统，可人已经不在学校了。这种"两头不靠"的状态，让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爹，快了。"

我爹叹了口气，没再问。

十一、八五年的转折

八五年春节过后，一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

县里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去省里培训，回来后充实到乡镇领导班子。条件是：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工作表现突出。

我符合条件。周书记推荐了我。

三月份，我去了省城，在省委党校参加了一个月的培训。那是我第一次去省城。高楼大厦，柏油马路，公共汽车，百货大楼。一切都是新鲜的。

培训的内容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基层政权建设"。讲课的都是省里的专家教授，讲的东西我以前听都没听过。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基层民主建设"，这些概念像一扇扇门，在我面前打开。

培训结束后，我回到乡里。周书记见到我，说了一句话：

"长庚，你的机会来了。"

原来，县里决定在柳树屯乡搞一个试点——设立"乡长助理"岗位，专门配备年轻干部，协助乡长处理日常事务。这个岗位虽然不是正式职务，但享受副科级待遇，是进入领导班子的跳板。

县里给柳树屯乡一个名额。周书记推荐了我。

四月份，经过乡党委讨论和县里审批，我正式被任命为柳树屯乡乡长助理。

任命文件下来的那天，我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手一直在抖。

乡长助理，副科级。这意味着我正式进入了干部队伍。从代课老师到副科级干部，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我爹听到消息后，把那只烟袋锅子擦了又擦，当天晚上杀了两只老母鸡，请了五桌客。比四年前我考上中师时还多两桌。

我娘坐在炕上，笑着笑着就哭了。

"长庚，娘知道你能行。"

十二、刘翠英的求助

八五年五月，刘翠英老师来乡里找我。

她比以前瘦了，眼角的皱纹深了，头发也白了几根。

"长庚，我有个事想求你。"

"啥事？你说。"

"我丈夫在煤矿出了事。矿上说是违规操作，不给赔。可他是为了抢修设备才受的伤，现在人躺在医院，矿上连医药费都不管。"

她从兜里掏出一沓材料，手在抖。

我接过来看了看。她丈夫叫张铁山，在邻县一个私营煤矿打工。三月二十号，矿井里的传送带出了故障，他主动下去修，结果被掉落的石块砸断了右腿。矿主说他是违规下井，拒绝赔偿。

"你找过劳动局吗？"我问。

"找了。人家说私营煤矿的事，他们管不了。"

"找过法院吗？"

"法院说要起诉，得先鉴定工伤，还得有劳动合同。我丈夫连合同都没签。"

我沉默了。

这事确实难办。八五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刚刚起步，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农民工在煤矿打工，很多连合同都没有，出了事只能自认倒霉。

"长庚，你是乡里的干部，能不能帮我说说话？"

我看着她。刘翠英老师当年在赵家坳小学教了我五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手把手教我写字、算数。她丈夫出事，我不能不管。

"我帮你问问。"

我找了周书记，把情况说了。周书记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

"私营煤矿，跨县的，这事确实不好管。但咱们不能看着不管。这样，你以乡政府的名义写一份函，发到那个煤矿所在的乡政府，请他们协调处理。同时，你陪刘老师去一趟县劳动局，找找熟人，看看能不能走工伤鉴定的路子。"

我照办了。

那段时间，我一边忙乡里的工作，一边帮刘翠英跑这件事。去了三次县劳动局，两次邻县那个乡政府，还托人找了矿主谈了一次。

矿主是个光头胖子，态度蛮横："他违规下井，怪谁？我给他出了医药费就不错了。"

"出了医药费是应该的。"我说，"但他是在工作中受的伤，按理说应该算工伤。你要是不管，我们走法律程序。"

"法律？你吓唬谁？"他冷笑。

我没跟他吵，转身走了。

后来，通过县劳动局的一个熟人帮忙，刘翠英的丈夫做了工伤鉴定，被认定为八级伤残。我又找了周书记，以乡政府的名义给那个煤矿发了公函，施加了一些压力。

最终，矿主赔了三千块钱。

三千块，在八五年不算少了。但对一个断了腿的煤矿工人来说，这点钱能顶什么用？

刘翠英拿到钱的时候，在我面前跪下了。我赶紧扶起她。

"刘老师，您别这样。您教了我五年，这是我该做的。"

她哭着说："长庚，你没忘了自己是个老师。"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十三、周书记的调离

八五年年底，周书记调走了。去了县里当副县长。

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他握着我的手，说："长庚，好好干。你是个好苗子，别辜负了自己。"

"周书记，我忘不了您的恩。"

他笑了笑："别叫我书记了。以后叫老周就行。"

他上了吉普车，摇下车窗，朝我挥了挥手。车开走了，卷起一路尘土。

周书记走后，新来的书记姓马，叫马国胜。四十多岁，一脸严肃，跟周书记的风格完全不同。

马书记不喜欢我。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他到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上，就提了一件事：乡长助理这个岗位，是临时性的，不能长期占用编制。言下之意，我这个乡长助理，迟早得"腾位置"。

我听到风声后，心里凉了半截。

周书记在的时候，我是他的秘书，他走了，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果然，八六年春天，马书记找我谈话。

"长庚啊，你年轻，有文化，是棵好苗子。但乡长助理这个岗位，上面有意见，说要精简。我想把你调到乡企业办去，当副主任。你看怎么样？"

企业办？那是个清水衙门，管着乡里几个小厂子——砖瓦厂、面粉厂、农机修配厂。这些厂子大多亏损，企业办的人整天忙着要账、催款。

从乡长助理调到企业办副主任，明升暗降。

我咬了咬牙："马书记，我服从组织安排。"

"好。年轻人，多锻炼锻炼。"

就这样，我去了企业办。

十四、企业办的日子

企业办在乡政府大院最西边的一间平房里，两张桌子，一个铁皮柜，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各厂子的生产进度。

主任姓钱，叫钱德富，五十多岁，是个老乡镇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实在。

"小赵，来了。"他递给我一支烟，"别听马书记的，你这棵苗子，早晚还得往上长。"

我苦笑了一下。

企业办的工作确实无聊。每天就是统计各厂子的产量、产值，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汇报材料。偶尔去厂子里转转，看看生产情况。

砖瓦厂在乡东头，十几亩地，十几口窑。厂长是个退伍军人，叫赵大炮，跟我同姓不同宗。他这人脾气火爆，但为人仗义。

我去砖瓦厂调研的时候，他领着我转了一圈。

"赵主任，你看看这窑。"他指着一排砖窑，"烧出来的砖，质量没问题，可卖不出去。附近几个村都盖完房了，谁还要砖？"

"能不能往外销？"我问。

"往外销？路不行啊。从咱这儿到县城，二十多里土路，一下雨就成泥汤子。砖拉出去，成本比砖价还高。"

我看了看那条土路，确实坑坑洼洼的，晴天扬灰，雨天泥泞。

"能不能修一下？"

"修？钱呢？乡里没钱，厂里也没钱。"

我记在心里。

回去后，我写了一份报告，建议乡里争取上级资金，修一条从砖瓦厂到县城的砂石路。报告交给了马书记，他看了一眼，说："想法不错，没钱。"

我碰了一鼻子灰。

八六年夏天，县里来了个通知，说省里有个"乡镇企业扶持资金"的项目，每个乡可以申报一个。钱主任让我写申报材料。

我熬了三个晚上，写了厚厚一沓材料，报了上去。

八月底，结果出来了。柳树屯乡没批。

理由是：项目可行性不足，市场分析不充分。

我气得把笔一摔。

钱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赵，别气。这种事，光靠材料不行，得有人。"

"有人？"

"你得去县里跑。找对人，事情就成了。"

我听懂了。

八七年春节前，我厚着脸皮去了县乡镇企业局，找了那个去年想调我去县里的副主任。他现在是局长助理了。

"小赵，你来了。"他客气地让我坐下，"什么事？"

我把情况说了，他听完，点了点头。

"你这个材料我看过，写得不错。但光材料好不行，得有项目支撑。你们那个砖瓦厂，光说修路不行，得有具体的市场规划。"

他给了我一个建议：找县里的一家建筑公司签一个长期供货协议，作为项目的市场保障。

我回来后，找了赵大炮商量。赵大炮拍着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有个战友在县建筑公司当科长。"

他那个战友还真管用。没半个月，一份供货协议签下来了。

八七年三月，我重新报了材料。这次，批了。

五万块钱。不多，但对于一个穷乡来说，是笔大钱。

钱下来了，路修了。砖瓦厂的砖终于能运出去了。赵大炮请我喝了顿酒，喝高了，抱着我哭。

"长庚，你救了砖瓦厂。"

我没说话，心里却涌上一股成就感。这是我到企业办以来，做成的最大的一件事。

十五、赵小满的录取通知书

八七年夏天，我收到一封信。是赵小满写的。

他考上了县一中。

信写得很短，字歪歪扭扭的：

"赵老师：我考上了县一中。我娘让我写信告诉你。她说要不是你教我拼音，我连字都不认识。赵老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考出去，当干部。小满。"

我拿着信，看了好几遍。

小满考上了县一中。那个曾经连铅笔都买不起的孩子，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

我回了一封信，写了一页纸。告诉他：好好学，别骄傲，有困难找我。

八月份，小满来乡里找我。他长高了，瘦了，但眼睛亮亮的。

"赵老师，县一中要交学费，一年六十块。我娘凑了四十块，还差二十。"

我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给他。

"拿着。学费交了，剩下的买书。"

他不肯要："赵老师，我以后还你。"

"不用还。你好好读书，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他眼圈红了，把钱接过去，深深地鞠了一躬。

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我想起了八三年那个秋天，他抱着我的腿哭的样子。

六年了。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十六、马书记的调走

八八年春天，马书记也调走了。去了邻县当副书记。

新来的书记姓陈，叫陈志远，三十八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乡镇书记。他是从县委办公室下来的，据说很有背景。

陈书记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干部。他把企业办主任钱德富调去了民政办，让我接任企业办主任。

"小赵，你年轻，有文化，有想法。企业办交给你，我放心。"他在班子会上说。

我成了柳树屯乡最年轻的股级干部。

陈书记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地搞乡镇企业。砖瓦厂、面粉厂、农机修配厂，一个个盘活了。又新办了一个编织袋厂和一个食品加工厂。

他让我负责招商引资。八八年下半年，我跑了三次省城，两次地区，联系了好几家企业。

年底，一家省城的食品公司看中了柳树屯乡的苹果，签了一份收购合同。乡里办起了苹果加工厂，把苹果做成罐头。

那一年，柳树屯乡的乡镇企业产值翻了一番。陈书记在全县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八九年春天，我被提拔为副乡长，分管乡镇企业和教育。

副乡长，副科级实职。从八三年毕业到现在，六年时间，我从代课老师走到了副乡长的位置。

任命文件下来的那天，我回了趟赵家坳。

我爹已经七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他坐在墙根晒太阳，看见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长庚，你当副乡长了？"

"嗯。"

他点了点头，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孙老师要是活着，该多好。"

我鼻子一酸。

"爹，孙老师教了我，我教了小满。小满考上了县一中。这就够了。"

我爹笑了。那是我在他脸上见过的最舒心的笑容。

十七、九零年的风波

九零年秋天，出了一件事。

县里审计局来乡里审计，发现企业办有一笔两万块钱的款项去向不明。那笔钱是省里拨的扶持资金，用于砖瓦厂的技术改造。

审计的人找到我，让我说明情况。

我查了账，发现那笔钱在八八年年底被马书记批条子调走了，用在了乡政府办公楼的建设上。

马书记早就调走了，可批条子是他签的字。

审计局的人说，这是挪用专项资金，要追究责任。

我急了。那笔钱确实不该动，但批条子的是马书记，我一个企业办主任，敢拦吗？

我去找陈书记。陈书记听完，沉默了很久。

"这事我来处理。"他说。

他去了县里，找了县长，又找了审计局。最后，这件事定性为"资金使用不规范"，由乡政府补齐资金，相关责任人做书面检查。

我写了检查，在班子会上念了。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但事情总算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月亮。六年前，我坐在这里播音，心里充满希望。现在，我坐在这里当副乡长，心里却满是疲惫。

当干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有光鲜的一面，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有成就感，也有屈辱感。

我想起了周书记说过的话："当干部不能心软。"

可我做不到。我骨子里还是那个赵家坳的土孩子，见不得人受委屈，见不得事不公平。

十八、刘翠英的退休

九一年春天，刘翠英老师退休了。

她教了二十五年书，到头来还是民办教师。八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过一次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但她当时超龄了，没赶上。

退休金一个月三十二块。

我去参加了她的退休仪式。乡里的小学教室里，坐着十几个学生代表，墙上贴着"感谢刘翠英老师"的横幅。

刘翠英站在讲台上，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她看着那些孩子，眼泪哗哗地流。

"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教出什么大人物。但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她走下讲台的时候，腿一软，差点摔倒。我赶紧上前扶住她。

"刘老师，慢点。"

她抓住我的手，力气很大。

"长庚，你当副乡长了。刘老师没看错你。"

我鼻子一酸："刘老师，没有您，就没有我。"

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送她回家的路上，她说："长庚，我有个心愿。"

"您说。"

"我想去北京看看。这辈子没出过省，想去天安门看一眼。"

我记在心里。

九一年五月，我托人帮她办了手续，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两百块钱，让她儿子陪她去了北京。

她回来后，给我带了一面小国旗。

"长庚，我到天安门了。我看了升国旗。那旗真红啊。"

她把小国旗递给我，手在抖。

我接过来，插在办公桌的笔筒里。那面小国旗，我一直留着。

十九、赵小满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九二年夏天，赵小满高考。

他报了师范。跟当年的我一样。

成绩出来那天，他骑着自行车来乡里找我。满头大汗，脸上却带着笑。

"赵老师，我考上了。地区师范学院。"

我一把抱住他。

"好！好！好！"

他考了四百八十二分，比录取线高了三十七分。

"赵老师，我报的师范。我想回来当老师。"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好。回来当老师好。"

小满成了赵家坳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他娘杀了一头猪，请了十桌客。我去参加了，坐在上席。

小满给我敬酒，说："赵老师，没有你，就没有我。"

我说："小满，是你自己争气。"

二十、九三年的抉择

九三年春天，县里又来了调令。

这次是调我去县教育局当副局长。

推荐我的人是周书记——不，周副县长。他一直记着我。

教育局副局长，正科级。这对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干部来说，是难得的机遇。

但这一次，我犹豫了。

不是不想去。是舍不得。

我在柳树屯乡待了十年。从八三年到九三年，十年。我从一个代课老师变成了副乡长，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三十岁的男人。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我爹已经七十三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娘的腿彻底废了，下不了炕。

如果我去了县里，就不能天天回家了。

我去找陈书记，说了我的顾虑。

陈书记听完，沉默了很久。

"长庚，你去吧。"他说，"县里比乡里高一级，平台更大。你是个干实事的人，在教育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家里的事，我让人多照顾。"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忘了，你是从柳树屯走出去的。"

九三年四月，我拿着调令，离开了柳树屯乡。

走的那天，赵大炮来了，钱德富来了，刘翠英让人扶着来了，小满也来了。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站在乡政府大院门口，看着我上车。

我上了吉普车，摇下车窗。

"乡亲们，我走了。"

车开动了。我回头看，那些人站在尘土里，朝我挥手。

我爹没来。他站在家门口，远远地看着。

我娘躺在炕上，让人给我带了一句话："别忘了你是个老师。"

二十一、尾声

九八年，我三十四岁。已经是县教育局的局长了。

小满从师范毕业，回到了赵家坳小学。他接过了孙守田老师和刘翠英老师的教鞭，成了那里最年轻的老师。

赵家坳小学搬进了新校舍，不再是那座破庙了。三排红砖瓦房，有玻璃窗，有水泥地。孩子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用着崭新的课本和铅笔。

我回去看过一次。小满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语文课。他的普通话比当年的我标准多了。

我站在教室外面，听着他的声音，想起了八三年那个秋天，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的情景。

那时候我十九岁，穿着人造革皮鞋，手里攥着粉笔头，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

十五年过去了。我从一个代课老师变成了县教育局长。但骨子里，我依然是那个赵家坳的土孩子。

我爹在九五年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那只烟袋锅子。

我娘在九七年走了。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长庚，娘知道你出息了。娘没白疼你。"

我跪在炕前，哭得像个孩子。

现在，我站在赵家坳小学的院子里，看着那些孩子。他们跟当年的小满一样，眼睛亮亮的，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

我想起了八三年那个机缘巧合的借调。如果那天公社的通讯员没有来，如果王组长没有点我的名，如果我没有去广播站，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也许我还在赵家坳小学当代课老师，也许我早就转正了，也许我去了别的学校。

但命运没有如果。

那一次借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代课老师到广播站播音员，从书记秘书到副乡长，从企业办主任到教育局长。每一步，都像踩在泥泞的山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血泡。

但我从不后悔。

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当多大的官，我永远都是那个赵家坳的孩子，永远都是那个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

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老屋还在，虽然破旧了，但还能住人。我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虫鸣，闻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花香。

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孙守田老师刷墙的身影，想起了刘翠英老师含泪的笑容，想起了周书记拍我肩膀的温度，想起了小满抱着我腿哭的样子。

这些人和事，像一颗颗星星，缀在我人生的夜空里。

我闭上眼睛，听见了广播站的喇叭声，听见了孩子们的读书声，听见了我爹的烟袋锅子磕在鞋底上的声音。

一切都在，一切又都不在。

这就是命运。

八三年，我中师毕业回老家当老师，机缘巧合借调到公社，命运被改变。

但命运改变的，不只是我。还有小满，还有赵家坳的孩子们，还有这片土地上所有不甘心的人。

我们都在命运的洪流中挣扎、前行。有人被冲走了，有人上岸了。上岸的人，回头看那些还在水里的人，会伸出手。

这就是我理解的命运。

不是天注定，是人注定。

你注定要走哪条路，取决于你在岔路口的选择。而你的选择，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从赵家坳走出来的孩子。我吃过苦，受过委屈，见过不公平，也见过善良。我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没有忘记自己要往哪里去。

这就够了。

窗外的虫鸣渐渐小了。我翻了个身，沉沉睡去。

梦里，我回到了八三年。十九岁的我，穿着人造革皮鞋，背着铺盖卷，走在赵家坳的泥路上。

阳光很好，风也很好。

一切刚刚开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