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门都关着,但没人在抱怨。
所有人都以为欧洲超市晚上七点关门是效率低,是经济不行,是懒。我原来也这么想。直到我在维也纳住满一年,亲眼看见收银员在七点整把“关闭”牌子挂在传送带上,对还在排队的顾客说“明天再来吧”——全场没人吵架,没人拍视频,没人喊“叫你们经理来”。所有人都像提前排练过一样,推着购物车转身,安安静静走出去。那个画面比任何经济数据都让我震动。这不是落后,这是一个社会在时间这件事上,主动选择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算法。我站这一边。我站收银员准时下班这一边,站“下班后不营业”这一边,站“把时间还给人的那一套”这一边。
第一次被关在门外,是我到维也纳的第四天。那天我租的房子还没通网,房东说好晚上八点来送路由器,我等到七点五十,肚子饿得不行,想着楼下那家BILLA超市九点才关门,跑下去买点面包和火腿。我穿着拖鞋,抓了张二十欧的纸币,电梯都没等,从三楼跑下去的。推开公寓大门的时候,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哆嗦——十月的维也纳,晚上已经只有六度。超市的灯亮着,从玻璃橱窗看进去,货架整齐,冷柜嗡嗡响,收银台前面站着七八个人。我拉了一下门,没开。又拉了一下。里面一个穿红色工作服的年轻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指了指手腕。我没看懂,又拉了一下。她走过来,隔着玻璃,把右手举起来,掌心朝外,然后指了指门把手旁边一张打印纸。纸上写着:Montag bis Freitag, 7:15:00。Samstag, 7:15:00。我把额头贴在玻璃上,哈气在玻璃上蒙了一层白雾。里面还有五六个顾客在排队。收银台传送带上放着牛奶、香蕉、一盒鸡蛋。姑娘转身走回收银台,拿起扫码枪,继续扫。她扫得很慢,一点都不着急。扫完一个,把东西装进袋子,收钱,找零,递小票,说一句“Danke, schönen Abend”。然后下一个。我把手插进口袋,站在门外,看着里面灯光通明,看着最后一个顾客提着袋子走出来,门从里面锁上,姑娘拉下卷帘门。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七点零九分,整条街的店面全部暗了。我站在那,手里攥着那张二十欧的纸币,纸币被我攥得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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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去同一家超市,买了面包和火腿。收银的就是昨晚那个姑娘。金色头发扎成马尾,耳朵上戴一排小耳钉,左手腕有一个小小的纹身,是朵雪花。她扫完我的东西,看了我一眼,说:“你是新来的吧。”我说是,昨晚来晚了,没买着。她把面包放进袋子,忽然笑了一下,说:“你拉了三下门。我看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她接着说:“门上有营业时间,你没看。”我说看了,但我觉得里面还有人,你们应该会通融一下。她把袋子递给我,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如果我给你开门,我就得晚下班。如果我天天给客人开门,我就天天晚下班。我的时间不是通融出来的。”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报面包的价格。但我手里的袋子忽然沉了一下。她叫汉娜,在BILLA做了三年收银员,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上班,中间休息半小时,周末轮班。她说她每天六点五十开始收尾,七点整关门,七点十分锁门走人,七点二十到家,七点半开始做晚饭。“我男朋友也是七点半到家。我们一起吃饭。每天。”她说“每天”的时候,按了一下收银机的按键,打印出一张小票递给我。
汉娜说的那套算法,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反复撞到。搬进去第二周,我想去邮局寄一份文件。国内的经验告诉我,邮局一般六点关门,我五点四十到的。大门已经关了。门口贴着一张A4纸:Montag bis Donnerstag, 8:00:30。Freitag, 8:00:00。我站在门口,看到里面有个人在拖地,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灰白,穿着蓝色工作服。我敲了敲玻璃门。他抬起头,把拖把靠在柜台上,走过来。他没开门,隔着玻璃指了指那张纸,又指了指自己手腕,然后双手合十,做了个“对不起”的手势。他的表情很真诚,是真的在表示抱歉。但他没有开门。我后来又去了三次,摸清了规律。邮局下午五点就停止取号,五点半关门。有一次我四点五十到,里面还有三个人排队,门口已经挂出“今日号已发完”的牌子。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看我一脸困惑,用英语说:“明天再来吧,他们四点五十就不放人进去了。”我说为什么不多开半小时?她说:“他们要接孩子。邮局的人也要接孩子。”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拎着两个袋子,一个装菜,一个装文件。她自己也进不去。她笑了笑,耸了耸肩,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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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开始理解这件事,是从我房东沃尔夫冈先生开始的。他六十三岁,退休前在西门子做工程师,现在每天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去多瑙河边散步,十点去咖啡馆看报纸,十二点回家做饭,下午两点午睡,三点起来看书,晚上六点吃晚饭,七点看电视新闻,九点上床。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客厅改稿子,他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说:“这是上个月的水电费账单,我已经付了。你的部分是四十七欧。”我把钱给他,顺嘴问了一句:“沃尔夫冈先生,你不觉得超市晚上七点就关门很不方便吗?下班之后什么都买不了。”他看了我一眼,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超市也是开到晚上八点的。后来改了,工会谈的,法律规定商店每天只能开多长时间。你猜为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因为人不是机器。收银员也是人。她也要回家做饭,也要接孩子,也要和男朋友一起吃饭。你晚上七点之后想买东西,那是你的自由。但她晚上七点之后不想工作,那是她的自由。”他说完,把信封放在桌上,拍了拍,站起来,又说了一句:“自由这个东西,不能只给你一个人。”然后他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四十七欧,窗外是多瑙河,夕阳把河面照得发红。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看了一眼超市的营业时间表:周一到周五,7:15:00;周六,7:15:00;周日,关门。一周营业时间不到六十二小时。我想起国内家门口那家便利店,二十四小时亮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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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直到发生了一件小事,把我彻底推到了另一边。那是圣诞节前一周,我陪朋友丽萨去市中心的购物街买东西。丽萨在维也纳读音乐,来了两年,德语比我好。那天晚上六点半,我们走进一家卖手套和围巾的小店。丽萨挑了一条围巾,二十九欧。她拿着围巾去收银台,收银的是个老太太,戴着一对珍珠耳环,动作很慢。她扫了条形码,报了价格,丽萨掏出卡准备刷。老太太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六点四十五。她把刷卡机往丽萨面前推了推,说:“快点吧,姑娘。我七点关门。七点零一分我就要锁门了。我要回家。我丈夫还在等我做饭。”丽萨刷了卡,签了名,老太太把围巾装进纸袋,递给她,又说了一句:“明天是周六,我只开到六点。你们要买什么,后天再来。”我们走出店门,卷帘门就在我们身后哗啦啦落下来。丽萨拎着纸袋,忽然说:“你知道吗,我刚来的时候也特别不习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懒,有钱都不赚。”我说那现在呢。她把围巾拿出来围在脖子上,说:“现在我反而觉得,这才对。你知道吗,我在国内的时候,晚上十点商场还开着,那些售货员站了一天,脚都肿了,还要对着你笑。我那时候没想过她们几点回家。现在我想了。因为我自己在琴房练到七点就累了。凭什么她们要站到十点?”她说完,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一圈,风吹过来,她把下巴缩进围巾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她们也要吃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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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日。那天我本来打算去超市买牛奶,走到门口才想起来——周日,所有超市都关门。整条街安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我站在BILLA门口,玻璃上贴着一张纸:Sonntag geschlossen。我叹了口气,准备回家。这时候,旁边走来一个年轻的爸爸,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大概两岁的小男孩,手里攥着一块饼干。那个爸爸也走到门口,看了一眼那张纸,然后低头对小男孩说:“看,今天是周日。所有人都休息。我们也休息。”小男孩把饼干举起来,咿咿呀呀说了句什么。爸爸蹲下来,用袖子擦了擦他嘴边的饼干渣,说:“对,汉娜阿姨也休息。她今天不用上班。她可以在家陪她的男朋友。”小男孩点了点头,把饼干塞进嘴里。爸爸站起来,推着婴儿车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超市的门,像是在确认什么。我站在那,忽然想起汉娜——想起她扫完最后一件商品,拉下卷帘门,转身走进夜色里的样子。想起她说“我七点半开始做晚饭”的时候,手指按在收银机上的样子。想起沃尔夫冈先生说“自由这个东西,不能只给你一个人”的时候,把老花镜搁在桌上的样子。那个周日,街上所有店都关着,面包店关着,服装店关着,咖啡馆也关着。但街角的教堂开着,里面传出管风琴的声音。我站在教堂门口听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她把蜡烛递给我,说:“今天是降临节第一个周日。拿着吧。”我接过蜡烛,蜡油滴在手背上,烫了一下。她说:“小心点。”然后她走了,围巾裹得严严实实,脚步很慢。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他们关掉的不是门,是一种时间观念。
后来我慢慢摸清了这套时间观念的完整版图。维也纳的商店营业时间由《营业时间法》规定,各州可以微调,但核心框架一样:周一到周五,最早早上六点开门,最晚晚上九点关门;周六最晚下午六点;周日和法定假日一律关门——唯一的例外是火车站和机场的超市,以及加油站附属的小卖部。超市可以申请延长,但需要工会同意,而且延长的部分要支付加班费。汉娜告诉我,她每小时工资是十一点二欧,晚上七点以后如果加班,一点五倍。但她宁愿不加班。“多那几块钱,不如多那一个小时的命。”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把冷柜里的酸奶一排一排码整齐,手套上沾着霜。我问她,如果法律改了,允许超市开到晚上十点,你觉得会怎么样。她把最后一排酸奶码好,直起身,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说:“那我就不干了。我找别的工作。我宁愿少赚点,也不要每天十点回家。我男朋友会不高兴的。我也会不高兴的。”她说完,脱下手套,扔进垃圾桶,转身去拿扫把。扫把在地砖上划出沙沙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慢,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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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维也纳那天是周六。我下午四点半到的机场,办完登机手续,在候机楼里逛。机场的超市开着,人来人往,货架上的东西比市区贵了将近一倍。我拿了一瓶水,一块三明治,去收银台结账。收银的是个年轻男人,留着络腮胡,说话带匈牙利口音。他扫完码,报了价格,九点八欧。我把卡递过去,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这里周日也开吗?”他说:“开。机场嘛。但工资不一样。周日上班,两倍工资。”我说那你还愿意干?他把卡插进机器,让我输密码,说:“愿意啊。周日两倍工资,我一个月多赚三百欧。我老婆也在机场上班。我们把孩子送到我妈那儿,两个人一起上班。挺好的。”他顿了一下,把卡还给我,又说:“但市区的人不干。他们不愿意。他们觉得周日就该休息。那是他们的权利。”他说“权利”这个词的时候,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声音往上扬了一下。我拿着三明治和水,走到候机口的椅子上坐下。窗外是停机坪,一架奥地利航空的飞机正在滑行,尾翼上的红白红标志在夕阳里闪了一下。我咬了一口三明治,面包有点干,火腿有点咸。我想起汉娜说的“我七点半开始做晚饭”,想起那个推婴儿车的爸爸说的“汉娜阿姨也休息”,想起沃尔夫冈先生说的“自由不能只给你一个人”。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国内的朋友发来一条消息:“你那边几点了?吃了吗?”我算了一下,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我回了一句:“吃了。这边晚上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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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Tips:
1、吃饭:奥地利超市晚上七点(周六六点)关门,周日全天不开。如果周日抵达,提前在火车站或机场超市买好食物。市区餐馆周日大部分营业,但超市、面包店、药店基本关门。一顿普通餐馆午餐约10—15欧,超市自炊一天约8—12欧。
2、住宿:租房时确认水电费分摊方式。维也纳市区一居室月租约700—900欧,押金通常三个月。房东大多要求德国或奥地利本地担保人,没有的话需要预付半年租金。签合同前问清楚“Betriebskosten”(运营成本)包含哪些项目。
3、交通:维也纳市内交通年票365欧,平均一天1欧。查票严格,逃票罚款105欧。周日和法定假日地铁、公交、电车正常运营,但班次减少。火车票提前一周购买有折扣,ÖBB(奥地利联邦铁路)APP上“Sparschiene”票最低9.9欧。
4、购物:所有商店周日关门。周六下午六点前必须完成采购。药店轮流值夜班,门口贴有值班表。如果急需药品,去火车站或机场的药店。超市自有品牌比名牌便宜40%—60%,BILLA、Spar、Hofer(Aldi)是主要连锁。
5、办事:邮局周一到周四8:00:30,周五8:00:00,周六部分网点8:00:00。办居留、签证等事务需提前预约,通常排到一个月以后。政府部门下午三点后基本不对外办公。办事带齐所有原件和复印件,缺一份就得重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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