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武：任何优秀的教师都无法教好所有的学生

教育最好的结果，从来不取决于教得多好，也不取决于学得多想学，而取决于两个人在课堂上匹配到了什么。

—— 王彬武

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好学校，遇上好老师，这是人之常情。但进了好学校，有了好老师并不等于孩子的学习可以高枕无忧。现实中，好学校也有学业失败的学生，好老师也有教不好的学生。

01教不好，不是教师一个人的事

这里有一个被我们长久忽视的教育现实：教育的结果，不取决于教师教得多好，也不取决于学生有多想学，而取决于教师与学生在具体的教学中，究竟匹配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从经验出发，会认为优秀教师就该教好所有学生，教不好就说明不够优秀。这种认识只看重教育供给的一端，却忽视了学生自身的状态和家庭的支持程度，同样是决定教育结果的重要因素。

教育共生律 在任何一个教育系统中，教育结果都不是由教与学各自的状态决定，而由二者的匹配度决定；任何一端的缺席，都会使结果低于预期。教与学相互依存，谁也不能单独存活，这才称得上“共生”。

教育者与学习者，二者通过经验交互共同定义教育内容、共同塑造彼此的认知边界与存在状态。这个过程无法被简化为单向传递。任何试图将其中一方降格为纯客体的操作，都将使系统从“教育”退化为“驯化”或“自毁”。

从“教育共生律”的视角看，“教好”不是一个教师单方面能做到的事，教育是教育者与学习者在交互中共同生成。教师提供学习的内容、方法、条件；学生需要愿意被改变、有能力被改变、恰好在这个时间点准备好被改变。如果学生拒绝被改变，或者还没准备好改变，或者他的认知结构与教师的方法难以兼容，教师再怎么努力，师生也不会进入“共生”状态。这不是教师的能力问题，而是共生结构的固有属性：单向无法生成。

那么，学生这一端为什么会常常缺席？因为他可能正在经历某种教师看不见的撕裂：家庭教育的缺失、生活矛盾的困扰、情感的波动、人际交往的挫败、学习障碍得不到引导……

这些事发生在教室之外，却决定了教室之内能不能发生教育。教师再优秀，也无法让教育真正发生。

用“教育共生律”的逻辑看，优秀教师不等于能教好所有人。因为“教好”从来不是教师一个人能完成的事。

「教师的责任不是保证结果，而是提高“共生”发生的概率与质量；不是对产出负责，而是对条件负责。」

优秀教师的标志不是把每一个学生都教好，而是在更多学生身上触发共生。

02共生，是彼此都被改变

教育共生律是教师和学生在相互的了解、适应、交流中彼此都发生改变。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学生，老师也应该被学生改变。学生的困惑暴露了老师教学的盲区，学生的新问题拓展了老师的知识边界，学生的质疑迫使老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设计。

但现实中，很多老师上了多年的课，对知识的理解深度没有本质变化，对学生的学习状态缺乏关注。这样的课堂上，老师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学生是被填充的容器，老师讲、学生记。学生可以被允许提问，但“挑战老师的知识权威”是禁忌。老师以为自己在教育，实际上在进行信息传递。课堂里没有真正的“相遇”，只有“传递”。

教育共生律中，学生的改变不只是学业成绩，还包括认知、态度、价值观以及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我们需要的成长，是学生对自我发展的觉知，而不是对教学要求的“顺从”。

我们心目中的好学生如果是“乖”“听话”“遵守纪律”，那么质疑老师、挑战规则、提出“奇怪想法”的学生，就会被归类为“问题学生”。一个孩子在课上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解”，得到的往往不是回答，而是一句“先记住，考试不考为什么”。

当教育的过程奖励顺从、惩罚反抗时，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在小事上服从、在大事上有勇气质疑”的人，而是只会等指令的人，教育就变成了“驯化”，既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03评价把共生改写成了生产

共生难以发生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评价导向。

「我们的评价体系给教育设定目标，用考试成绩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把“共生”重新变成“生产”。」

生产，就有标准。从教学的起点，到教学的过程，再到学习成绩的输出，每个环节都要可测量，才称得上标准。无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还是“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目标一旦被指标量化、被考试绑定、被排名驱动，它就不再是“方向”，而变成了一个等待填充的模具。

这个模具给教师带来的问题是：你的价值等于你学生的分数。教师选择的最佳策略不是“创造共生”，而是执行最高效的分数生产流程。任何偏离“提分最优路径”的尝试，都会被评价体系惩罚，教学就变成不顾学生实际情况的单向输出，就出现了“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和机械训练、重复刷题式的学。

创造共生意味着教学过程的缓慢、效果的不可控、结果的不确定，教师无力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不是个别教师的懈怠，是结构性的窒息。

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但为什么难以改变呢？

不确定是权力最不能容忍的。确定的目标、可测量的结果、可比较的差距、可排名的次序，都会成为可问责的依据。整个教育管理按照这样的逻辑运转，如果承认“教育没有确定结果”，那就意味着：你无法用分数来评价教师，无法用升学率来评价校长。

「所以评价体系不是“不知道自己错了”，是它承担不起承认自己错了的代价。支撑这套体系的权力结构，需要确定性来维持自身的合法性，哪怕这个确定性是以牺牲教育的本质为代价的。」

定政策容易，改变观念却难如登天。当政策与观念错位时，只能出现扭曲的教育现实。

最终推动教育改变的，往往不是教育内部的自我修正，而是外部条件的改变。今天，社会变革的最大变量就是人工智能。

当人工智能让知识与技能的获得变得容易而快捷，教师不用耗费大量的精力在备课、批改、重复讲解上，真正的教育共生才会出现。教师有时间观察学生学习的状态，了解学生学习的方法；会注意到学生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好奇的意义，帮他找到兴趣的入口；会在学生遇到学业的困境、道德的冲突、精神的迷茫的那个瞬间，出现在学生身边。

当人工智能能处理标准化任务时，那些机械记忆、流程化运算、重复性演练的学习变得轻松，人类教育的重心会转向创造、审美、价值判断、跨领域连接、应对未知、情感共鸣等人工智能无法胜任的能力。学生那些看似浪费时间的动手、绘画、探究变成了生存的必需品，教师与学生才会共生创造。

当知识可以随时被调用，考试对“记住了多少”的测量就会贬值——至于它作为选拔工具还能走多远，是另一回事。但当学生不再只是因为考试的需要而被迫学习，“学习者的参与度”就变成了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学习变得与他的兴趣有关、与他的生活有关、与他想成为的人有关。作为学习者参与学习的内驱力才会产生，教师才会与学生共同成长。

「人工智能是消除不确定性最强大的工具，全过程数据采集、学习行为画像、精准诊断，会让“生产”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而不是更松动。」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用“生产”的逻辑，而不是“共生”的逻辑改变教育，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当下教育的桎梏。

无论人工智能让教育发生什么变化，有一件事不会变：即使遇上最好的老师，孩子仍然要自己准备好被改变。

教育的未来不在于技术的介入，而在于关系的重塑。只有当评价不再假装教育可以由一个人完成，教师才可能从分数的生产者回到潜能的发现者，学生才可能从被填充的容器回到主动的探索者。任何优秀的教师都教不好所有的学生。教师责任重大，但面对没有准备好的学生，教师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教好他。

作者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副校长

编辑：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