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拒绝捐肾救11岁堂弟，大伯起诉告他见死不救，法官让他哑口无言

哥拒绝捐肾救11岁堂弟，大伯起诉告他见死不救，法官让他哑口无言

大伯来我家那天，拎了两箱牛奶，一兜子水果。进门的时候脸上挂着笑，但那个笑不太自然。他坐在沙发上，搓了半天手。我妈给他倒了茶，他没喝。后来他开口了，说“小勇，你堂弟那个病，你知道了吧”。我说“听说了”。他说“尿毒症，大夫说换肾是唯一的办法”。我说“嗯”。他说“家里人都配了型，都不行。就剩你了”。我坐在那儿，手里攥着茶杯。茶是热的，杯壁烫手。他说“小勇，你救救你弟。他才十一岁”。

我堂弟叫陈浩，我大伯的儿子。比我小十二岁。我跟他一年见不了几回，见了面也说不了几句话。他小时候胖乎乎的，见了我就躲。后来长大了，瘦了，听说学习挺好。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但血缘上，他是我堂弟。我爸跟他爸是亲兄弟。

我说“大伯，配型做了吗”。他说“做了。医院说你的匹配度最高”。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他说“上个月。你妈带你去医院那回”。我想起来了。上个月我妈说带我去体检，抽了血，做了几项检查。我说“那不是体检”。大伯说“你妈没跟你说。她怕你不肯”。我坐在那儿，把茶杯搁下了。我说“大伯，这个事，我得想想”。他说“想什么，你救的是你弟”。我说“我得想想”。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了电话。我说“你带我去抽血，是配型？”她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她说“我怕你不肯”。我说“那你现在知道了。我不肯”。她嗓门大了：“那是你弟！”我说“妈，捐肾不是献血。少一个肾，我后半辈子怎么办”。她说“人家好多人捐了也没事”。我说“那是人家。我身体不好，你知道的”。她说“你什么身体不好，你就是不想”。我说“对，我不想”。挂了。

那之后大伯来了三回。第一回带着我爸，我爸坐在旁边抽烟，不说话。大伯说了半天，说陈浩怎么乖，怎么学习好，说家里就这一个男孩，说我要是不捐，他这辈子就完了。我说“大伯，我捐了，我这辈子也可能完了”。他说“你年轻，恢复快”。我说“我今年三十二，还没结婚。少一个肾，以后哪个姑娘愿意跟我”。他说“你要是不捐，你堂弟就没了”。我说“那也不能拿我的命换他的命”。

第二回大伯带着我姑姑来。姑姑一进门就哭，说“小勇，你大伯就这一个儿子。你堂弟才十一岁，他还没活够”。我说“姑姑，我也没活够”。姑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狠心”。我说“我狠心？你们谁问过我愿不愿意”。姑姑说“这还用问吗，一家人”。我说“一家人，你们谁拿我当一家人了。配型的时候偷偷带我去，不跟我说。现在要我捐肾，还是不跟我说，直接来通知我。你们拿我当什么”。

第三回大伯一个人来的。进门就跪下了。跪在我家客厅地砖上，膝盖磕了一声响。他说“小勇，大伯求你了。你救救你弟。你要什么条件，大伯都答应”。我站在他面前，手垂着。说“大伯，您起来”。他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我说“那您跪着吧”。我进了卧室，关了门。他在外面跪了半个多钟头。后来我听见门响，他走了。

过了几天，我收到法院传票。大伯起诉我了。案由写着：见死不救。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我履行亲属间救助义务，为陈浩捐献肾脏。我拿着那张传票，看了两遍。给我一个当律师的同学打了电话。他说“你别慌。这个案子他赢不了。器官捐献必须自愿，法院不可能强制判你捐肾。但开庭你还是得去”。我说“行”。

开庭那天是周四。我跟我同学一起去的。大伯坐在原告席上，旁边是我姑姑，还有陈浩他妈。陈浩没来，在医院。大伯请了个律师，年轻男的，戴眼镜。法官是个五十来岁的女的，短发，看着挺利索。大伯的律师先说了半天，什么亲属间有救助义务，什么社会公序良俗，什么见死不救有违道德。法官听完，转头问我。我说“法官，我不愿意捐肾。我有我的身体权。我身体不好，少一个肾会影响我的健康和生活。我不能因为亲戚病了，就把自己的器官交出去”。大伯在旁边喊：“你就是见死不救！”法官敲了法槌。说“原告安静”。

后来法官问大伯：“原告，被告的配型报告，是被告自愿做的吗？”大伯说“是他妈带他去的”。法官问：“被告本人知情吗？”大伯嘴张了张。法官又问：“你们有没有书面征得被告同意？”大伯说“没有。但他妈同意了”。法官说“他妈同意没用。器官捐献必须本人自愿。这是法律规定的。你起诉被告见死不救，但法律上没有‘见死不救’这条罪名。你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捐献器官，法院没有这个权力。也不能这么判。器官捐献，自愿是唯一原则。谁也不能强迫谁。父母不能，兄弟姐妹不能，法院也不能”。

大伯坐在原告席上，嘴张着，说不出话。他那个律师也不说话了。我姑姑在旁边抹眼泪。法官又说：“原告，你儿子病了，我很同情。但你不能拿别人的命换你儿子的命。哪怕这个别人是你亲侄子。被告不欠你们的。他有权利说不。这个权利，法律保护。”

那天法院驳回了大伯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大伯承担。我出了法院大门，站在台阶上。我同学拍了拍我肩膀，说“赢了”。我说嗯。大伯从后面出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看着我。那个眼神里有恨，有失望，还有一点别的。我说“大伯，陈浩的事，我可以帮您找找别的肾源。我认识几个人，可以问问”。他没接话。走了。姑姑跟在后面，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动了动，没说出什么。

后来陈浩还是做了手术。肾源是外地的，排队等到的。大伯把房子卖了，凑了手术费。手术做了，人保住了。排异反应不大，现在在家养着。我没去看过。大伯也没再联系我。过年家族聚会碰见，大伯坐在另一桌，没跟我说话。我爸坐在中间，看看我又看看他，叹了口气。我没接话。端起酒杯喝了口酒。辣的。但咽下去了。

有些事，说不太清楚。陈浩十一岁，他无辜。但我三十二岁，我也无辜。我不能因为他病了，就把自己交出去。这个道理，法官说清楚了。但大伯大概一辈子都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通吧。日子照过。我还在上班，还在相亲。有时候想起来陈浩，心里有点堵。但也只是一会儿。我摸了摸后腰，两个肾都在。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