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200年前破译古埃及文！甲骨文发现百年，为何至今才破译一半

1799年，一块被沙尘磨得坑坑洼洼的石板，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小城罗塞塔被搬进了军营。没人知道，它会改变整个世界对古文明的理解。二十多年后，法国语言天才商博良站出来宣布：古埃及象形文字被破译了。

故事的另一边，中国安阳小屯村的一片地里，农民挖出的“龙骨”，本来是熬药用的“中药材”，后来却成了震惊世界的甲骨文。一个是罗塞塔石碑，一个是殷墟甲骨，看上去都是破译古文明的钥匙。但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在有现成汉字可以对照的情况下，中国学者破译甲骨文的速度，并不比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轻松多少，甚至还更慢。

直到今天，我们识读的甲骨文大约也就一半。剩下的三千多个“疑难字”，静静躺在博物馆和数据库里，等着谁能看懂它们的“心事”。甚至，中国文字博物馆公开悬赏——一个字十万元。七年过去，只被确认破解了一个字：“蠢”。

很多人会本能地问一句：汉字是甲骨文一路演化来的，有“亲戚”作参照，怎么还会这么难？是不是研究的人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要真正走进这个故事，你会发现——不是没有商博良式的天才，而是甲骨文本身，比我们想象中的任何古文字都“顽固”、都难缠。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破案故事来看，甲骨文就是一个线索残缺、证人失踪、现场被破坏过的“悬案”。学者们干的活儿，不是做填空题，而是在做刑侦拼图。

甲骨文的故事，要从安阳县小屯村的那片土地说起。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京城药铺里突然流行一种叫“龙骨”的中药，被磨成粉入药，号称能“壮骨强身”。没人去想，这些“龙骨”到底是哪来的。直到有人在药材里发现——骨头上居然刻着密密麻麻的刻痕，有的像字，有的像图案。

那时候的古文字圈子正好缺一个爆点。古董商、学者顺着供货路线一路追，追到河南安阳，追到商代晚期王都遗址——殷墟。地表以下，是埋了三千多年的龟甲兽骨，地表以上，则是现代人刚刚意识到的“古文字宝库”。

人们一下反应过来，这不是普通的刻画，而是商王占卜时留下的记录：问战事、问庄稼、问祭祀、问后代，有时甚至问天气和牙疼。简直是一部“商朝每日备忘录”。

按理说，有这么体系完备的文字出土，又有后来的汉字可以对照，破译难度怎么也该比古埃及文小才对。可事实是——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多年，我们认得的字也就不到一半，很多字还只是“勉强猜测”，真正像今天识字那样能毫无犹豫认定的，并不多。

要看清这个困境，就得回到商博良和罗塞塔石碑那条线。

罗塞塔石碑被发现时，古埃及文字对欧洲人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天书”。三种文字并行刻在石碑上：古希腊文、当时通俗体和古埃及象形文。古希腊文大家能读懂，很快知道石碑内容是一篇托勒密五世的登基纪念文书。通俗体也有人能读，唯独象形文字那一行，谁都看不懂。

换句话说，商博良面对的是——一种完全失传的文字系统，没有任何活着的“后代文字”，只有罗塞塔石碑这种双语对照材料，外加若干碑刻、神庙墙壁上的刻写。他做的，是在黑暗里一点一点摸索，把符号和语音、语法一点点对应起来。

而中国甲骨文这边，情况不一样。甲骨文是汉字系统的“老祖宗之一”，今天的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一路演化下来，确实存在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不等于有完整家谱。很多“代与代之间”的演化环节，压根就没保留下来。断代的地方很多，旁支的地方更多，有的干脆半路被废弃了，不再使用。

商博良碰到的是，一个完全断了的文字系统，靠几块石碑通往古埃及世界。而我们碰到甲骨文，是一个半断不断、半熟不熟的系统，既有传承，又有缺口，还夹杂着大量只在特定场合使用的“专用字”。看起来有优势，做起来却更像一种“假优势”：有参照，却不够完整；有亲戚，却找不到全家福。

这一点，在“蠢”字的破译故事里，表现得非常典型。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一个消息：对新释读成功的甲骨文字进行重奖，一个字十万元，奖金总额理论上可以达到三亿元——因为还有三千多个字悬而未决。

消息出来的时候，不少人觉得这是一种“舆论噱头”，直到后来发现，这笔钱其实挺难拿。七年时间，全国那么多研究古文字的专家、教授、团队，真正获得这笔十万元奖励的，只是一个字：“蠢”。

“蠢”这个字为什么难？直觉上，我们觉得蠢就是一个很熟的汉字，怎么甲骨文中会这么棘手？问题就出在演化链条的不完整。

在甲骨文里，“蠢”的初始字形特别简单，像几个笔画的组合，看不出后世这个复杂字框架。同一意义的字，在后来的金文、汉简、隶书、小篆、楷书里一路演化，部件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清晰。可中间有好几步形体演变，没能在出土材料中保留下来。

简单说，就是你只看到“幼儿园”和“博士后”两个阶段的照片，中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张都没有。你要凭这两张照片判断是不是一个人，难度可想而知。

蒋玉斌的做法是，先从相关字形入手。他确认某一类甲骨字形，其实对应的是“屯”这个意义，把这条线和后来的文字形体、语义一一比对，再把甲骨文卜辞中的用法与史书记载核对，才慢慢拼出一个比较可靠的演化链条，最后确定这个难字就是“蠢”的早期形态。

听上去可以三言两语讲完，但背后真的是成百上千的卜辞对照、几十种字形间的拉锯。你要考虑异体字，要考虑笔划方向，要考虑卜辞句式，要考虑占卜内容的上下文，然后在一堆可能中筛出一个最合情合理的解释，还得经得住同行反复挑刺。

“蠢”字只是一个缩影。甲骨文里，很多字都像这样：早期形体简单抽象，中间演化很多次，可我们手里的材料是不完整的，只比如今再翻老照片，发现有几整年根本没人拿相机。

所以，哪怕我们知道一个甲骨字在某一条线索上可能对应某个现代汉字，也不能随便拍板盖章。考证不到演化链条，就只能把它暂时收进“未定字”“存疑字”的堆里，等未来更多材料出土或更多学者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方案。

这只是第一个难点：演化过程缺失。第二个难点，则来自“时代变化导致文字被废弃”。

我们常常把甲骨文想象成一种“已经定型的古文字”，但事实上，当时商代文字并不稳定。甲骨文纪录的是商王占卜活动，很多用字是针对王室、祭祀、军政的特殊场景，有些字就是为某种器物、某种礼仪、某个危险武器“量身定制”的。一旦时代变了，这些东西不用了，字自然也就没了下文。

最容易看出变化的是兵器。比如“戈”这个字，在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里有各种写法。早期写法更抽象，晚期写法越来越贴近实物青铜戈的形状。你顺着时间轴看，会很明显：兵器在实际形制上不断改进，文字也跟着变化。

同样的，还有“羌”。“羌”在甲骨文早期的写法里，头部被表示得像被绳索捆绑着——那是商羌战争中俘虏羌人的场景在文字里留下的记忆。后来“羌”的字形慢慢去掉了绳索的元素，似乎侧面反映出商和西北羌人之间的关系从激烈冲突转向某种程度上的缓和。不再强调“俘虏”，字形也就不再把捆绑刻出来。

这些，是还继续存在的族群、器物和关系，它们的字可以改变，可以调整，但还在用，还能传下去。而更多的东西就没这么幸运了。

比如“我”这个字。今天它是第一人称代词，人人天天说“我”。但在甲骨文中，“我”一开始不是人称，而是一种带锯齿的凶器，类似战斧或威吓用的武器。统治者手持“我”，呵斥下臣，是个权威象征。

在甲骨文阶段，“我”的字形有明显的锯齿武器特征，到周初的金文中，锯齿渐渐不那么显眼，字形里多了“戈”的成分；到晚周金文、“我”的形体继续演变，秦代小篆时已经只剩下一个更抽象、更规范的字形轮廓，再往后，才逐步转变成今天我们用作代词的“我”。

搞古文字的人，看到这种演化链会觉得“幸运”。因为锯齿凶器“我”这个实物在周代还在用，字得以延续，有足够的材料支撑我们从甲骨到金文再到小篆一路追溯。最后，“武器之我”逐步被语法化成“第一人称之我”，意义变化虽然大，但形体传承线还在。

可更多字没这么幸运。很多器物在周代或汉代就彻底退出舞台了，祭祀方式换了、兵器种类变了、某些族群湮灭了、某些礼仪被废弃了，对应的字也就不再使用。它们部分被埋在地下，部分被磨掉刻痕，剩下的少量字形孤零零地留在甲骨上，没有后代形体可以参照。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字就变成了纯粹的“绝版字”。你只能在甲骨卜辞的上下文里推测它表达的意义，却很难在后来的汉字系统里给它找一个固定对等。它没有后代，也不再被使用，有点像家族谱系中某一个断掉的支系，只在老一辈人口头上出现一下，之后就彻底消失了。

更要命的是，甲骨文本身的使用场景就不太“日常”。著名的文字学家裘锡圭就曾提出，甲骨文是“特殊的俗体字”，很可能不是商朝在日常生活里广泛使用的文字形式，而是专门在占卜、祭祀等场合里用的书写系统。

这句“特殊的俗体字”，听上去有点拗口，意思是：甲骨文既不像纯粹的“正式古文”，也不像今天我们说的标准楷书，而是兼具实用性、场域特殊性的书写形式。很多字就是为占卜问题服务的，未必会在其他文书里出现，更不一定进入周之后的正式文书传统。

换句话说，甲骨文里有不少字根本就没有“后代”，它们只在殷墟王宫的占卜坑里存在了一阵，然后伴着王朝崩塌，被埋进土里。我们今天挖出来看到的，已经是它们的“绝笔之作”。

这类字的局面可以两个字概括：无解。既无后世对照，又无足够前后文材料，只能靠各种间接证据来猜，严谨一点就不轻易下结论。破译速度慢，不是没人下功夫，而是“材料不给力”。

第三个让甲骨文更难的地方，是一字多义。

我们今天用汉字，随便举几个：道既可以指“道路”，也可以指“说”（说道）；行可以念“xíng”表示行动，也可以念“háng”表示“行业”；“之乎者也”在不同句子里语法作用也不一样。这些都算平常。汉字本来就不是“一个字只准有一个意思”的系统。

在甲骨文时代，情况更复杂。你要想象一个文字刚刚成熟不久的世界，字的总量有限，生活里需要表达的东西却不少。为了省字、为了记得住，为了刻起来不那么费劲，很多字被用去表达多个意思。造字之初，大概一两百个字就能应付日常、祭祀上的主要需要，只不过表达会相当模糊。

随着时代发展，字的数量增多，表达越来越精细，但在商这个阶段，还没达到“专字专用”的境界。甚至直到现代，有些字也还在一字多义。

甲骨文里，有一些字形就是典型的多“出身”：同一个甲骨字形，被证明既是“电”的早期字形，又与“神”、“申”、“伸”等字形渊源相关。另一个字形，既是“伏”的初始字形，又是“包”的初始字形。这两个字在意义上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在甲骨字形演化里找到某种共通根源。

你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会觉得很别扭：怎么会这样？可在当时那是常态。字根可以先指某个动作、某个状态，再“分化”出不同的具体含义，后世在形体上添点、减点、偏旁变化，让它们逐渐分家。这中间的演化地方又是经常缺资料的。

当你拿着卜辞材料去破译某个甲骨字时，如果上下文给得不清楚，只看到一个单字，或者只有一个残缺的句子，那么你很难判断它在这里究竟偏向哪一层意思，是“神”的用法，还是“申”的用法，是“伸”的动作，还是某种自然现象？如果想谨慎一点，就不能随便指认，只能暂时挂一个编号，留到以后再说。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则陶文，就是多义与组合的一种生动例子。

“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朝晚期到商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是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一块关键拼图。在那里的陶器上，有一段刻写：图1到图4代表箭矢，图5到图7代表“井”——但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打水井，而更接近捕猎陷阱。图8，是一个把“箭矢”和“陷阱”结合起来的文字，表示用两种方式协同捕猎。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字包很多层意思”，既指物，又指行为，还指一种综合的狩猎方式。字形本身挺形象的，看到箭和方格组合容易联想到狩猎。可你真要在现代汉字里给它找个现成对应，就费劲了。我们没有一个汉字同时表示“箭+陷阱配合捕猎”这种概念。

这类字如果甲骨材料中出现，并且字形足够直观，我们还能依靠图像学来猜。可一旦字形抽象一点、不那么像画，就会立刻变成难题。要考古，要看出土器物，要看同坑里还有什么，要看占卜的问题是问战事还是问饥荒，再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才能一点点缩小可能范围。

等到你终于推测出它可能表达的意思，你还会面临另一个困境：这个字，并不必然对应一个现代汉字。我们今天的汉字系统已经走了几千年，很多概念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字或词，古代某些复合意义的字直接被拆成词组或语法结构。你想给它找一个“后代”，却发现“这个孩子没留下后裔”。

这就是甲骨深入破译时最现实的问题之一——很多字你大致猜到了它在当时的大致用途和含义，却很难像商博良那样干脆利落地对上一个今天还能读、能说、能写的现成字或词。

如果你把这些因素叠加，再加上时代认知差异、甲骨文大量异体字、甚至刻字时的错别字、漏字，你就会明白：我们现在能看懂一半甲骨字，已经是几代学人拼命累积的结果，每一个稳定的释字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对照与论战。

有人喜欢拿古埃及文字来说事，觉得西方学者能把那么古老、那么陌生的象形文啃下来，中国人破译祖宗的文字却进展缓慢，是不是说明我们不如人家用功、不如人家聪明？这种比较其实忽略了两个关键现实。

第一，古埃及文的破译，是在有罗塞塔石碑这种“天然双语词典”辅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古希腊文的内容完全可读，通俗体也有对应，加上历代抄本、碑文，商博良等人可以用语言学、语音学去对应符号和读音、语法。整个破译过程，很多时候是在做“多语言对照”的工作。

而甲骨文这边，我们没有一块“甲骨—汉字双语石碑”。甲骨卜辞的语言本身就是早期汉语，有语法关系，但字形系统和后世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确实能依靠今天的汉语语感去理解卜辞的句法，却无法像商博良那样依靠另一个全然可读的现代语言做参照。

第二，甲骨文的使用场景更窄。它大多用于占卜，内容高度集中在王室政治、祭祀体系、战争出征等领域。很多字就是为这些场景服务的。一旦王朝灭亡，这类场景本身都没了，“问题本身不再被问”，字也就不再出现了。相比之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在更长的时间里被用于墓室、碑刻、纪念文书，有更广的使用范围和更长的延续期。

所以，当我们说“甲骨文只破译了一半”“破解一个甲骨字奖励十万”，不是在强调研究者的“不作为”，而是在提醒大众：破译古文字，是一件极慢、极依赖材料、极讲究谨慎的工作。任何看似轻松的“猜字游戏”，背后其实都有极高误判风险。一旦定错，后面整套解释都会被带偏。

站在今天看这些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们给我们的现实感。我们习惯认为科技发达、工具丰富，很多东西“应该很快搞定”。但在古文字面前，再聪明的大脑、再先进的设备，也必须服从一个基本现实：材料有限，线索断裂，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

罗塞塔石碑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打开了一扇窗，而殷墟甲骨为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一面镜子。镜子里，不只是商王问天问祖，也有我们这一代人理解历史的局限和努力。我们可能永远读不出那三千多个未释字的全部秘密，但每多破解一个字，就多一个和三千年前的人直接对话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十万一字”的悬赏，并不只是一个奖金数字，更是一种提醒：在信息爆炸、快餐阅读的时代，还有一些工作，是按“字”为单位推进的，是要拿几十年去换一个字根、一段语境的。

再回头看商博良——1822年他宣布破译古埃及文，今年正好是两百周年。那块罗塞塔石碑被搬走时，1799年的法军上尉可能不会想到，它会成为后来几十代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共享的“起点”。同样，19世纪末那些从安阳地里挖“龙骨”的农民，也没想过，他们随手卖掉的东西，正是我们重新认识商代的一扇门。

古文字的故事，总是在这种“不经意”里开启，在这种“极缓慢”的努力里拓展，也在我们今天的“误解”和“着急”里，默默提醒一件很朴素的事：理解过去，从来不是轻巧的事。要耐得住慢，要尊重未知，要允许“读不懂”。

而那些还在甲骨堆里挑灯夜战的学者，正在用一种最笨、也最踏实的方式，把三千年前刻在龟甲上的一点一点刻痕，重新翻译成我们今天能读懂的汉字。谁知道呢，再过几十年、上百年，我们或许能幸运地多听懂几句商王问天时的低语——那时候，再回头看今天的“只破译了一半”，也许会带着一点温和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