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的侵权案，爱奇艺把维权变成“狩猎”

多位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爱奇艺此举，取证过程超出正当维权范畴，有滥用诉权之嫌。

作者|Cindy

编辑|杨 铭

越来越多的小小租车行，正被爱奇艺告上法庭。

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爱奇艺状告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酷埃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开庭。上海宽娱是B站关联公司，而上海酷埃宝，是一家注册仅50万元的租车行。

诚然，正当维权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天经地义。版权内容未经批准被批量搬运、非法传播时，平台通过诉讼维权，毫无疑问是其维护自身内容版权权益的正式法律举措。

问题是，爱奇艺为何还要将租车行拉进被告席？其行为是否合理？边界又在哪里？是正当维权还是滥用诉权？

10月14日，根据《新黄河》报道，一位被爱奇艺告上法院的广东惠州某租车行，其负责人赵先生就倍感诧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跟爱奇艺存在所谓“版权纠纷”，而且怀疑是被对方“钓鱼取证”维权。

根据赵先生的说法，上海某律所一位律师助理通过租车平台租了公司一部车，然后在车机系统下载了迅雷浏览器，并通过该软件搜索播放了一部爱奇艺独家版权的电影。三个月后，他就收到了起诉状，爱奇艺对迅雷发起侵权诉讼同时，将租车公司也一同连带起诉，并以“侵害网络传播权”为由要求租车公司赔偿5万元。

“著作权维权应当正当行使诉权，诉讼程序的利用同样不能脱离诚信原则。”这在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夏颖律师看来，该公司相关人员在承租车辆后自行操作、主动播放侵权内容固定证据，并非对客观存在、自发发生的侵权行为进行保全，而是人为制造侵权场景。“此种取证已经超出正当维权范畴，存在伪证风险，有滥用诉权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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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的侵权案：

“连接点”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天眼查APP显示，最近一年内，以爱奇艺为当事人的历史开庭公告超过170则。这意味着，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场以爱奇艺为当事人的官司开庭。快手、B站、华为、阿里、迅雷、咪咕、OPPO等都多次位列被告席。

而租车行，也并非第一次被爱奇艺告上法院，广东、上海、福建、江苏等地的汽车租赁公司，均在其列。

2025年6月10日，爱奇艺起诉快手、宁德租车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宁德租车行作为汽车租赁方，被爱奇艺认为“其提供的租赁汽车中安装的车载快手软件内，亦有大量未经爱奇艺授权的有关电视剧的侵权视频，加大了侵权视频的传播范围”。6起案件，总诉讼请求额1450万，向租车公司主张30万，每案5万。

今年4月29日，爱奇艺将上海珺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宽娱一起告上了法庭。同样，爱奇艺将迅雷、惠州租车公司告上法庭一案中，租车行收到的起诉传票写明，租车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爱奇艺方要求租车行赔偿金额为5万（租车费200），且不可再出租该比亚迪车辆。

爱奇艺将这些租车行和其他平台共同列为被告，原因何在？

这或许和拉管辖有关。拉管辖，是指原告通过增加与案件无利害关系或者利害关系不大的主体作为被告——也就是管辖连接点，从而使自己掌握一审民事案件诉讼管辖权。

其操作逻辑可以简单理解为：快手总部在北京、B站总部在上海、迅雷总部在深圳，按管辖权，爱奇艺起诉它们，需去企业所在地。但原告不想去北京，想去宁德、上海、惠州。于是它找一个在宁德、上海、惠州当地的“被告”，把案子拉过去。

这个当地的“被告”，就是管辖连接点。而通过连接点，就可以起诉字节、阿里、快手、OPPO、B站、各类下载视频平台等大公司。

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连接点与侵权争议之间的实质关联，往往近乎于零，甚至是“自导自演”人为制造的。不少租车公司老板表示，这种侵权行为都是人为制造的，专门有人短时租赁指定车型，然后在车内下载或播放视频取证后，爱奇艺相继发起侵权诉讼。

惠州案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虽然该租车行表示车辆根本就没装过迅雷软件，但租车行还是成了被告，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被利用的管辖连接点。

根据赵先生回忆，2026年5月8日，男子梁某某通过租车平台向其公司租了一辆2024款的比亚迪秦plus，租车时间是8日上午11时，还车时间是当晚8时，一共租了9个小时。取车前，梁某某曾在客户群里反复确认，必须是2024款的比亚迪秦plus车型。

根据赵先生提供的车辆后台下载信息表明，迅雷浏览器为用户自行下载安装，时间为5月8日11时28分，正是梁某某取车后的半小时左右。车辆是在机场取的，其在租车的9个小时里，并未开出离机场周围十公里的区域。

“当下很多国产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都自带或者支持下载视频软件，有些软件还是车机预装的，不能删除。”有租车公司负责人表示，自己想不通的是，汽车租赁经营者既未提供侵权内容，也未实施传播行为，仅因提供车辆租赁服务，便被虚列为被告，成为巨头锁定管辖法院的 “工具人”。就像用户用手机下载了某款应用一样，如何能将责任推卸到手机本身呢？

此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陈锦川指出，投放广告的广告公司、提供App下载服务的应用分发平台、销售预装涉案侵权App的手机销售商，相关主体“均不具备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侵权主体资格，其住所地当然不能作为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管辖连接点”。

从相关案件信息来看，爱奇艺的诉讼，确有滥用“拉管辖”嫌疑。比如，(2026)沪73民辖终151号，爱奇艺诉B站，汽车租赁方被作为拉管辖当事人；（2024）皖民辖终48号，奇艺诉快手，广告主被作为拉管辖当事人；（2025）皖17民辖终51号，爱奇艺诉儒意，网络充值服务商被作为拉管辖当事人。

爱奇艺的做法，是在“关联”二字上做文章。夏颖律师认为，爱奇艺将租车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实体上胜诉概率极低，其核心诉讼目的并非向租车公司主张损害赔偿，是借用租车公司住所地作为管辖连接点，人为将案件管辖拉入爱奇艺公司目标的法院进行审理。

“提管辖权”的滥用，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并非没有态度。（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513号裁定明确，当部分被告成为确定管辖的连接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法院管辖权时，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该部分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2022）最高法民辖42号指导案例更直接否定将“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设备所在地”视为侵权行为地。

202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专利侵权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一条，更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说明，被告以原告通过虚列被告等方式制造管辖连接点为由提出管辖异议的，法院应当对据以确定管辖连接点的被告与诉争事项是否存在“实际联系”进行审查。

2

批量“钓鱼式”碰瓷，

无辜小商家怎么办？

既然法律边界清晰可循，爱奇艺为何还在规则边缘反复试探，要如此执着于拉管辖？

法律界人士认为，管辖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诉讼的成本结构、审理节奏和赔偿预期。对批量诉讼而言，管辖地的选择直接关乎“投入产出比”。原告希望在一个审理周期更短、裁判尺度更可预期的法院起诉——这本身是让“产出比”最大的诉讼策略。

想理解这点，需要先理解一个词，诉讼工业化。

传统诉讼是个案化的，发现侵权、固定证据、评估损失、提起诉讼，每一步都围绕个案具体侵权行为展开。但现在，部分诉讼早已成为标准化、批量化的流水线模式。打着著作权人名义，擅自扩大维权范围，甚至“钓鱼式”、“碰瓷式”维权情况时有发生。

典型案例如LV。LV五年在中国打了1691场官司，从奶茶店到鸭血粉丝店，从葡萄酒到酒吧服务一个都不放过，最近它在中国干了一件让全网炸锅的事，把一家叫茉莉奶白的新茶饮品牌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对方logo里的四叶花图案跟LV的老花太像了。

摄影作品、图片版权领域也是维权乱象的高发地带。从“黑洞照片版权”“国旗国徽图库收录”，再到摄影师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反被告侵权，再到批量式诉讼，视觉中国的“碰瓷式维权”，一度也闹得全网沸沸扬扬。

“遇见小面”诉“渝见小面”也是如此。从2024年起，“遇见小面”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了全国多家餐饮店。包括山东的“海荣遇见小面馆”、成都的“钰见小吃店”以及河南南阳的“渝见小面”，被诉的小商户多表示，其店名源于地域特色（如“渝”指重庆）或个人创意，并非刻意模仿。

这些“维权诉讼”，公众大多指责是“以大欺小”的钓鱼维权、碰瓷式维权，不仅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拖累了司法效率，还容易引发公众反感。

对爱奇艺而言，需要警惕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中小商家（租车行、广告主）因为“管辖连接点”被自己告上法庭，诉讼越来越没有边界，哪怕赢了官司也容易失了民心，被外界质疑也就成为必然。

一个关键问题是，举着版权大旗的LV、视觉中国、爱奇艺，为何专挑小商家甚至个人下手？

实际上，起诉小商家只是个表象，背后实质是一条完整的“商业诉讼产业链”，以诉讼为武器、以和解金为目标，把无辜个体户当提款机入口。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一家动漫公司手握卡通形象著作权，从2016年起在江苏各地发起批量诉讼，被告清一色是小本经营的蛋糕店、烘焙店。真正的侵权源头——生产玩偶的工厂、批发的供货商，原告从来不碰。为什么？因为小商户“不懂法、没资源，面对传票第一反应是害怕，然后是妥协”。

这套逻辑，与爱奇艺“连接点策略”底层相通。都是选择最脆弱、最不可能有效抗辩的被告，用诉讼成本制造压力，换取和解金。区别只在于，动漫公司盯的是蛋糕店，爱奇艺盯的是租车行和广告主，以及更大的平台。

这种商业诉讼，往往带来可观的“投入产出”。LV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获赔1030万元，视觉中国3张照片17万天价赔偿。而爱奇艺，除了各大平台高达数百万几千万赔偿外，通常还会向租车行主张每案5万元。

利益驱使下，“钓鱼式”维权也就不断发生。根据《新黄河》报道，被爱奇艺告上法庭的惠州租车行，该案原告爱奇艺方委托的律所为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在其起诉保全证据公证书上，申请人为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为梁某某，与租车人梁某某同名，两者疑为同一人。

上海一家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毛先生也遭遇同类诉讼。他回忆，去年3月，有人租了一部广汽埃安汽车，不到一个月公司就收到了爱奇艺的起诉书，上海宽娱是第一被告，他们是第二被告。

“整个公司就这一部新能源汽车，B站这款软件是汽车自带的。这个人一共租了12个小时，只跑了几公里，而且我送车地方就在上海杨浦区公证处马路对面。他取到车后，第一时间先把订单、车架号、营业执照、车辆外观拍照取证。”毛先生称。

根据毛先生的说法，他事后得知，租车人在车里打开 B 站后，搜索观看了四部涉及爱奇艺版权的影片。之后，爱奇艺针对这四部影片向他们公司提起四次侵权诉讼，单笔赔偿金额 5 万元。

“此举，涉嫌借诉讼程序规则谋取不当程序利益。”夏颖律师认为。

对比LV 针对商业主体的商标维权、视觉中国的版权碰瓷，爱奇艺的操作更显苛刻——前者至少针对商业使用行为，后者则将“提款机”对象，无差别下沉至租车行、广告主、个体小店。

对一个小微商户来说，无专业法务团队，不懂管辖连接点的法律含义，也无力承担时间成本与诉讼开支，多数人宁愿支付和解金息事宁人。

例如南阳“渝见小面”被索赔七八千元，老板娘称“要卖上千碗面”；山东“海荣遇见小面馆”则曾被索赔数万元，最终经调解支付了8000元。

发起方几乎不承担任何成本，被牵连者注定付出沉重代价。爱奇艺要的，或许也是被告中小商家的“理性选择”。

对此乱象，《人民法院报》在一篇评论中态度鲜明，指出一块蛋糕，判赔八千元。一份歌单，索赔几十万元。听起来像段子，却是这几年知识产权诉讼里真实上演的“剧本”——一些人手握版权、专利，绕过侵权源头，将小商贩、小摊主成批送上被告席，借维权牟利。

3

用诉讼补救烂账，

还要牵扯多少无辜者？

宁德案中，爱奇艺起诉快手及当地一家租车行，6起案件索赔1450万元，向租车行主张30万元。法院最终认定租车行系 “恶意拉选管辖的虚列被告”，有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点之嫌，将案件移送回快手住所地审理。

不过，并非所有法院都支持租车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主张。时至今日，从实际情况看，“拉管辖”仍是爱奇艺重要的维权诉讼方式。

多位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爱奇艺此举，取证过程超出正当维权范畴，有滥用诉权之嫌。夏颖认为，放任此种诉讼策略，将架空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使共同被告制度沦为权利人选择受案法院的工具。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晓鹏认为，合法取证针对已存在的侵权事实，仅作固定，不主动制造。以爱奇艺状告惠州租车行案为例，涉嫌陷阱取证：原本无侵权，取证方为诉讼主动制造侵权场景并隐瞒，以自行制造的证据起诉租车公司，人为创造管辖连接点、谋取赔偿。若属实，原告才是侵权直接主体，起诉疑似非正常维权。

原告诉状主张“车机预装软件”，但后台数据证明浏览器系租车人取车后自行下载，陈述与客观证据矛盾。依谁主张谁举证，原告仅有主观陈述；租车公司以系统日志证明下载过程，证明力更强。

实体上，若租车公司无预装、无帮助侵权、无主观过错，针对其的索赔大概率被驳回。程序上，原告可能被认定人为制造侵权、滥用诉权、虚列被告，证据可能不被采信，严重时构成恶意诉讼并承担对方应诉费用。

如此大动干戈，和爱奇艺当前困境息息相关。

2025年，爱奇艺全年营收272.9亿元，同比下降7%；净利润由盈转亏，从2024年的7.64亿元下降至-2.06亿元。运营利润从23.6亿元下滑至6.4亿元，降幅约73%。经营现金流从2024年的21.1亿元暴跌至2025年的1.06亿元。连续两年现金流断崖式下跌，资本市场信心崩塌，股价长期徘徊在1美元退市红线附近。

会员服务收入、在线广告收入、内容发行收入，多条业务线同时承压。从短视频到直播带货，从VR业务到海外扩张，业务转型无一例外的失败。今年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创始人龚宇高调发布AI艺人库，却因虚假宣传被艺人集体打脸。

与此同时，爱奇艺还频现用户投诉漩涡。比如，旗下消费信贷产品“小芽贷”被媒体实测年利率高达35.99%——年利率超出24%属于高利贷，法律不予保护，同时各种暴力催收行为不断。而在黑猫投诉平台，目前爱奇艺相关投诉超4.38万件，乱收会员费、自动续费、会员缩水、退费难为三大核心问题。

2021年中消协就公开点名超前点播、会员广告虚假宣传问题；2026年5月浙江消保委再次约谈爱奇艺等11家平台，要求整治广告误导、自动续费、多头收费乱象，但平台至今仍保留分级会员、投屏限制等核心收割套路，仅做表面微调，依然侵害用户权益。

这些都在说明，爱奇艺困境的真实。长视频行业商业模式天然脆弱，内容成本高企，用户增长见顶，广告收入承压。当增长故事讲不下去，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商业诉讼或许将是最后的牟利工具——快手就在《狂飙》案中赔偿3000万元，这是一笔不需要内容投入、不需要用户增长的纯利润。

遗憾的是，“视觉中国”式维权同时，爱奇艺也深陷各种“侵权”争议中。2025年1月，《南方都市报》记者王猛发文称，爱奇艺《漂白17处照搬其2012年同名调查报道，未授权、未署名。

今年4月上线的AI生成电影《惊奇少女》，同样陷入双重抄袭争议：主线剧情、核心设定与Netflix《怪奇物语》高度重合，片名直接照搬漫威“惊奇少女（Ms.Marvel）”IP，海报风格也与漫威影业高度相似。面对全网质疑，爱奇艺仅以“记录反馈”敷衍，未给出任何版权授权证明，被网友嘲讽“用AI给抄袭走了个流程”。

困境下，还有多少租车行会被爱奇艺告上法庭，谁也无法预料。

陈锦川在讨论专利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时提出的修改建议，指向了更根本的问题。他主张将管辖异议条款中的“是否存在实际联系”修改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实际联系”可以是一种形式上的、可争辩的关联；“利害关系”则直接指向民事诉讼法的核心要件——原告与本案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当连接点被告与侵权争议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管辖的基础就坍塌了。

对一家企业来说，困境不构成异化法律工具的理由。当大量个体户、中小商家被“以大欺小”告上法庭，维权正当性就被牟利的逐利性稀释。人民法院报的评论值得重读：

“只有让维权回归本位，让‘以诉牟利’无利可图，法治才不会成为被算计的工具，那些清晨揉面的人，那些深夜放歌的人，那些在中西部县城里刚刚起步的创业者，才能继续过他们本应平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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