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光绪初年，北京宫门之外，惇亲王奕誴穿着一件并不起眼的葛布小褂，醉意微醺地走进宫去。见到慈禧太后，他没有像一般王公那样谨慎叩拜，反而哼着小曲，任由太监搀扶。宫人们吓得脸色发白，慈禧却只说了一句：“五爷醉了。”随后命人将他送出。
这件事看似荒唐，背后却藏着清廷权力场上的一层微妙关系。奕誴并非手握重兵的重臣，也不是善于经营朝局的亲王，可慈禧不愿轻易逼迫他，恭亲王奕䜣也不敢随意招惹。原因并不在于他有多大权力，而在于他没有太多政治欲望，偏偏又有皇室身份和一副敢说敢做的性情。
道光皇帝共有九个皇子。奕誴排行第五，只比后来继位的咸丰帝奕詝晚出生六天。其生母钮钴禄氏出身并不低，但在道光朝受到的宠爱有限。奕誴幼年不喜欢读书，性情又较为浮躁，和兄长奕纬一样，不属于皇帝眼中适合承继大统的人选。
大约十四岁时，奕誴被过继给惇亲王绵恺，身份由皇子变成了嗣王。这一变化非常关键。按照宗法关系，他从皇位继承的竞争中退了出来，也因此少了许多猜忌。道光晚年选择继承人时，真正进入核心考虑的，主要是奕詝与奕䜣。
奕詝即位后，对这个弟弟并非没有照顾，曾让他在内廷行走。然而奕誴办差不够用心，言谈举止也常常失礼，咸丰帝曾降他的爵位，并让他到上书房读书。可训斥归训斥，咸丰始终没有把他当成真正的政治威胁。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奕誴重新被封为惇亲王。
有意思的是，奕誴与恭亲王奕䜣几乎是两种人。奕䜣精明强干，长期参与中枢事务，既有才干，也有明确的政治抱负；奕誴却不愿深陷权力争斗，宁可做一个衣食无忧的闲散王爷。表面看，这是“不成器”；换个角度看，却也是一种自保。
无欲，往往少了顾忌。
同治年间，两宫太后掌握朝政，慈禧没有给奕誴安排真正重要的差事，只让他管理宗人府，并给予免叩拜等礼遇。宗人府掌管皇族事务，地位尊贵，却很难直接插手军政。这个安排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亲王体面，也把他放在了权力边缘。
奕誴虽不热衷政务，生活却相当朴素。据清末相关记载，他平日穿粗布衣服，冬天裹着旧羊皮袄，不太摆亲王架子。他喜欢到市井间吃饭、听书，也常在什刹海一带消磨时间。京城百姓因此熟悉这位“小五爷”，觉得他不像高高在上的宗室，反倒有几分直来直去的市民气。
这份“接地气”，让奕誴获得了特殊声望。王府中的规矩，他未必处处遵守；民间的难处，他却多少能听见。遇到内务府、太监或官吏借皇室名义刁难百姓，他往往不肯装聋作哑。对慈禧而言，这种人不能重用，却也不能完全忽视。
那次宫中演八角鼓，正值慈禧病愈后举行庆贺。奕誴认为场面过于铺张，便借着酒意闯入，衣着随意，举止更是漫不经心。李莲英见状大惊，慈禧却没有当场发怒，只淡淡说道：“五爷醉了。”这句话既替他解围，也表明她听懂了其中的讥讽。
奕誴的厉害，不是敢于顶撞，而是敢于用一种让人无法正式治罪的方式表达不满。若严惩，便显得太过小题大做；若不理，又等于承认他的话有道理。慈禧熟悉宫廷规则，自然知道这种人最难处置。
还有一次，奕誴入宫请安，遇到太监索要钱财。他没有私下打点，而是直接向慈禧说：“臣是个穷王爷，没有这个钱。”慈禧随后查问此事，相关太监受到惩处。对一般王公来说，这种事情或许可以花钱了结；奕誴偏不买账，反而把宫中积弊摆到了太后面前。
恭亲王奕䜣对他也颇为谨慎。一次朝会散后，奕䜣的轿子跟在奕誴后面，轿夫自恃主子位高，竟加快脚步超过前轿。奕䜣掀帘看清后，立即喝止：“那是五爷的轿子，不能超过。”回府不久，奕誴便派人问责，奕䜣只得认错，并处罚了轿夫。
这类小事说明，奕誴真正让人忌惮的，并不是手中掌握多少官职，而是他身上的宗室名分、民间声望，以及不按常规出牌的作风。一个处处谋划的人，反而容易被看透；一个看似糊涂、实则不肯受束缚的人，才会让掌权者多留几分余地。
奕誴没有留下显赫政绩，也没有成为晚清政局中的核心人物。他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不争权、不结党，却能在关键时候让人听见他的声音。光绪年间的宫廷里，慈禧仍需顾及这位小叔子的体面，恭亲王也仍记得那顶走在前面的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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