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2月24日，福建长汀水口附近，59岁的何叔衡提着一盏被黑布遮住的马灯，在山路和枪声之间走到了生命尽头。关于他的牺牲经过、是否出席中共一大、为何被留在中央苏区，以及“五老”称谓由来，长期以来都有不同说法。
这些疑问并非凭空出现。何叔衡留下的个人文字不多，许多关键细节来自战友回忆、敌方供词和地方调查。不同材料互有差异，研究者只能把时间、地点、人物和证词逐一对照，尽量接近事实本身。
“五老”这个称呼，容易让人产生误解。通常所说的中共“五老”，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并不包括何叔衡。这一称谓在延安时期逐渐固定，毛泽东在1940年1月也曾使用过相关说法。
何叔衡被称作“五老”之首，另有一层来源。董必武在回忆长征前情况时提到，中央苏区有五位年长同志常被大家称为“五老”，其中包括何叔衡。按照出生年份排列，何叔衡生于1876年，徐特立生于1877年，谢觉哉生于1884年，董必武和林伯渠生于1886年。因此，这里的“五老”是当时同志间的称呼，并不等同于后来固定下来的“五老”群体。
第二个争议，集中在何叔衡是否出席中共一大。张国焘晚年回忆称，何叔衡对马克思主义了解较少，曾因代表资格问题被安排提前返湘。刘仁静在1979年接受访谈时则表示，自己记不清何叔衡是否参加完会议。1929年，何叔衡在莫斯科写信向董必武询问一大情况，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局外人”口吻。
但这些材料并不能直接证明何叔衡没有参会。当时尚无后来意义上的代表资格审查制度，张国焘的叙述也属于多年后的个人回忆。刘仁静当年年纪很轻，记忆不确并不等于否定。至于何叔衡向董必武询问会议细节，也可能出于书信往来的谨慎，并不能单凭语气下结论。
更有分量的，是谢觉哉和易礼容留下的回忆。谢觉哉日记记载，1921年6月29日傍晚，他送何叔衡与毛泽东前往上海。谢觉哉后来明确说明，两人此行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易礼容也回忆说，毛泽东和何叔衡同路前往、同路返回，并不存在中途被劝返一事。
王会悟的回忆提供了另一处关键印证。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会议在上海遭到突然干扰，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王会悟曾写到，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人到达南湖后，曾由她陪同观察烟雨楼一带的环境。这说明何叔衡至少参加了南湖举行的会议活动。
第三个谜团，是他为何没有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何叔衡当时已接近花甲，却仍主动要求同行。董必武回忆，出发前何叔衡已经做了准备，但最终名单没有他的名字。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期的笔记提到，长征准备工作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掌握，高级干部的去留由这一机构决定。李维汉也记载，何叔衡留下是博古等人作出的决定。
何叔衡留在苏区，并不只是年龄问题。1932年，他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曾主持审理案件，反对把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代替司法裁决。1933年，报刊公开批评他以法律观念代替所谓阶级斗争。此后，他担任的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相继被撤销。个人坚持与当时的极端做法发生冲突，显然影响了他的处境。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后，何叔衡被安排向闽西转移。1935年2月11日，他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人从雩都出发，化装成商贩，白天隐蔽，夜间赶路。因何叔衡年近六旬，护送人员特意点燃一盏马灯，四周用黑布遮住，只留下一线微光为他引路。
2月24日凌晨，一行人渡过汀江，在小迳村附近生火做饭。炊烟暴露了行踪，地方保安部队迅速包围村庄。突围时，何叔衡体力难以支撑，邓子恢曾劝他继续前进。何叔衡回答：“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
关于他的死法，过去至少有数种说法，包括被俘后遇害、开枪自尽、坠崖以及遭枪击等。1962年，福建有关部门审讯曾参与抓捕的李玉，随后获得曾起和传令兵熊辉的供述。供述称，何叔衡受伤后仍被枪击。这类敌方人员的晚年证词也有局限，但与当地调查、邓子恢回忆及现场情况相互参照，构成了目前较有依据的一种解释。
何叔衡的遗骨一直没有确切下落，群众后来保存下了那盏马灯的残骸。长汀水口附近的山路、汀江东岸的小迳村，也因此留下了与这位一大代表有关的历史遗迹。四个谜团中，有的已经形成较稳定结论，有的仍需依靠档案、回忆和地方材料继续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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