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月，北京中南海，九十岁的朱德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手里的拐杖险些滑落。这个消息来得突然，却并非毫无征兆。几个月前，病中的周恩来还在承担繁重政务；而朱德也已年近九旬，身体大不如前。
两位老战友相识相交，始于烽火岁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常在谈判、统战和后方协调之间奔走，朱德则长期负责军队建设与作战指挥。一个善于联络各方，一个熟悉部队实际，许多重大关头，他们之间形成了无需多作解释的默契。
这种默契并不只存在于会议桌前。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文件常在昏暗灯光下传阅，干部们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十分简陋。朱德性情朴实，周恩来办事周密，两人相互提醒、彼此照应，久而久之，战友情谊融入了工作本身。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会场上的朱德已经八十八岁，仍认真听取报告，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
那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却仍然承担着大量工作。朱德也清楚，老战友是在用最后的力量维持政务运转。会后，两位老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谈话时间也越来越短，许多话不用说透，彼此便已明白。
1975年7月，朱德原本准备前往北戴河休养，却临时得知周恩来希望见他。朱德随即赶到医院。病房内究竟谈了多少事情，外界并不清楚，但这次会面后来被许多人视为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时，周恩来叮嘱道：“以后多保重。”朱德点头答应，心情却十分沉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岁。由于朱德年事已高，身边工作人员一度没有立即告诉他。当天晚上，讣告播出，朱德终于得知消息。他沉默了很久，随后低声问道：“怎么会这样？”这不是普通的悲痛，而是一个共同走过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突然离去后，难以接受的空缺。
周恩来的悼念活动举行时，朱德坚持参加。有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他没有同意。灵堂前，他身穿整洁军装，向周恩来的遗像庄重敬礼。这个动作持续了片刻，却让在场人员久久难忘。
周恩来去世后，朱德面临着一个艰难选择：是接受组织安排，减少活动、安心休养，还是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工作？以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前一种选择更为稳妥。但朱德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到病榻上，而是决定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替已经离开的老战友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个决定并非一句口号。1976年春天，朱德仍参加重要会议，接见外宾，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事务。他走路已经很慢，听力和体力也明显下降，但会见时仍保持庄重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他疲劳，他常常只是摆摆手，说：“这是工作。”
有一次，外宾行程临时变化，朱德在人民大会堂等候较长时间。身边人员劝他先回去休息，他没有立即离开，认为既然安排了会见，就应当尽到礼数。对于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样的坚持显然会增加身体负担，可他把这看成职责，而不是个人得失。
朱德处理文件时，仍强调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他的字迹已不如从前稳健，批语也比过去简短，但涉及工作作风、国家建设和干部责任时，态度依旧明确。有同志劝他少操心，他回答：“能做的事，还是要做。”
遗憾的是，长期劳累最终损害了他的身体。1976年6月下旬，朱德参加外事活动后出现不适，病情很快加重。肺部感染引发多种并发症，医疗人员全力抢救，仍未能挽回局面。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朱德去世时，距离周恩恩来离开人世只有半年。那个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已经不在，许多熟悉的面孔也相继离去。可是，在生命最后阶段，朱德仍选择把能够承担的工作接过来，而不是只顾个人安危。
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朱德留下的物品并不多，生活用品大多朴素简旧。他生前曾交代，自己属于党和国家，个人财物应按组织规定处理。有关存款和遗物后来依照他的嘱托办理，没有留下铺张的身后安排。
朱德最后几个月的行动，谈不上轰轰烈烈，却清楚地体现了他的性格：少说，多做；不求安逸，只问职责。周恩来逝世后，他作出的决定，正是在身体已经衰老、时代局势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仍把剩余精力交给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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