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0月19日，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抵达这里。部队从江西出发时规模庞大，经过长途转战，到达陕北时只剩下约七千人，许多战士身负伤病，弹药和粮食也十分紧张。按表面实力看，这似乎是国民党军队乘胜追击的好机会。
可陕北不是一张摊开的地图。山梁、沟壑、黄土塬彼此相连，村落稀少，补给困难。红军人数虽少，却熟悉道路，能够迅速隐蔽、转移和集中。追击部队若离开据点太远，粮食、饮水、弹药都成问题，一旦分散搜索，就容易被各个击破。
蒋介石并非没有下令追剿。问题在于，陕北前线的主力并不完全属于中央军，而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它们名义上接受南京指挥，实际上各有利益、各有打算，甚至对这场战争本身就抱有不同看法。
东北军的变化，始于两场败仗。
1935年10月，东北军第110师进入劳山地区搜剿红军，遭到伏击，师长何立中阵亡，部队受到重大损失。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第109师又被红军包围，师长牛元峰战死。两场战斗相隔不久，却给东北军带来强烈震动。
这不是普通的战场失利。东北军自“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始终背负着失去家园的屈辱。官兵心里想的是收复东北，现实却是被调到陕北打内战。连续受挫之后，许多人难免发问：这样的仗，究竟是在替谁消耗性命？
张学良也面临同样的困局。东北军人数虽多，真正能够长期作战的部队却需要补充和整顿。若继续在陕北硬拼，不仅难以消灭红军，反而可能把多年积累的力量耗光。红军提出停止冲突、共同抗日，对东北军而言并非毫无吸引力。
杨虎城的处境又不同。十七路军是陕西地方部队，蒋介石要求它承担“剿共”任务，既能让杨虎城同红军交战，也能借机削弱他的地方力量。杨虎城很清楚，前线打得越惨，中央军越有理由进入陕西，自己的部队反而可能成为牺牲品。
于是，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微妙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仍然接受南京命令，部队也没有公开倒向红军，可实际行动却开始趋于保守。红军代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接触后，双方逐渐形成默契，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停止交火、互通物资的情况。
“真要打下去，谁能得到好处？”这类话，或许没有写进正式电报，却真实反映了西北军政关系的变化。命令还在传达，执行却一层层打了折扣。对红军来说，这个间隙极其宝贵。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被其他方向牵制。1935年红军各部转战西北、西南，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在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分兵部署。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国民党军一度把更大兵力投向川康地区。1936年春夏，两广地方势力又以抗日名义向南京施压，中央军必须调动兵力应对。
蒋介石想集中力量解决陕北，却始终难以把所有部队调到一处。中央军离开交通线和城市据点之后，补给成本急剧增加；而东北军、十七路军又不愿充当全力进攻的先锋。表面上看，围堵红军的兵力不少，真正能够统一行动、持续进攻的力量却十分有限。
红军抓住这一点，在陕北建立起新的立足点。1935年12月，直罗镇战役打击了东北军的进攻势头，也使陕北根据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此后，红军开始整编部队、筹集粮食、恢复地方组织，实力不再是刚到陕北时的样子。
蒋介石并没有放弃。1936年10月，他亲赴西安，准备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进攻。此时，双方矛盾已经公开化。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杨虎城也不愿让十七路军继续消耗。蒋介石则坚持先解决红军，再谈对外作战。
矛盾终于在12月12日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主张。经过谈判，蒋介石于12月25日获释，国民党对陕北红军的大规模进攻随之停止。
所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没有追到陕北，并非单纯因为兵力不足，也不是红军一路轻松突围。陕北的地形让追击困难，劳山和直罗镇的战斗削弱了东北军，地方军阀的利益又使命令难以落实，南方局势则牵制了中央军。等蒋介石抵达西安时，军事问题已经同全国政治局势纠缠在一起，西安城内的那场兵变，也使陕北战场失去了继续扩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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