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徐凡：斯文上海，百年拳台

2026年秋，东方体育中心。

第二回合，宋亚东一拳击倒对手。场馆静了一瞬，喊声随即掀翻穹顶。八角笼上方的灯光，白得像正午。

这样的喊声，上海并不陌生。翻阅旧报刊才知道，眼前的热闹，原来有很长的来路。

说起上海，人们常想到咖啡、旗袍，以及梧桐树下的悠闲。这样斯文的一座城，怎么会和“打拳”结下百年的缘分？

那晚看的虽然是UFC，而非拳击，但若要追寻上海人与拳台的缘分，故事可以从一份十九世纪的英文报纸说起。

1885年7月1日，沪上《字林西报》刊出一篇题为《业余拳击比赛》的详细报道。报道说，上海体育馆的会员近来热衷于“高尚的自卫技艺”。几周前，体育馆宣布举办拳赛，并向非会员开放。消息一出，应者踊跃，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馆里不断有人加紧操练。比赛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邀请券供不应求，场地又有限，不少人被挡在门外。馆内刚刚扩建的平台贯通整座大楼，中央用立柱和绳索围出一方16英尺见方的拳台，四周挤满观众。选手按体重分为重、中、轻、羽四个级别，另有三位评判，一位裁判。

当时，距英国业余拳击协会成立，才过去四年。远在东方的上海，分级、裁判和标准拳台已一应俱全，连一票难求的场面也有了。

上海的英文报刊，也没让本埠读者错过远方的拳赛。1897年，伦敦一场奖金千镑的十回合大战，《赛胜猎报》不惜笔墨，战报登得详详细细。两年后，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上，索性摆开了真拳台。

真正让它走进中国人记忆的，是一场几乎打起来的较量。1909年冬，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放话，愿与华人一较高下。各界力邀霍元甲应战。据晚清报人汪康年记载，双方争执的核心是规则：对方要求霍元甲放弃“用足”和“点穴”。霍元甲不肯舍长就短，谈判不欢而散。张园擂台上，大力士终究没有等来对手。

较量没有发生，围绕它聚拢起来的人，却把练武这件事继续做了下去。

1910年，精武体操学校在上海创办，后来发展为精武体育会。1919年，孙中山为《精武本纪》作序，又亲题“尚武精神”四字相赠。一场未成的比武，就这样留下了一项长久的事业。

精武会的意义，也不止于拳脚。

会长朱庆澜在“九一八”事变后奔走募捐，接济关外的东北义勇军。1935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他是背后的出资人之一。影片的主题曲，正是后来传遍全国的《义勇军进行曲》。精武会的名单里，还有奥运选手符保卢，以及后来参与迪士尼《白雪公主》创作的动画师杨左匋。体育、电影、动画的相遇，让这段历史显出一种意外的开阔。

澳大利亚华人拳手陈汉强应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之邀，回国开设拳击训练班。职业拳台之外，中国拳手也走向了更远的赛场。1936年，王润兰等人远赴柏林，登上奥运拳台。他们在上海集训时，执教的正是陈汉强与英国名教练丁格尔。预赛中，王润兰连胜日本、英国选手，拿到了决赛权，却被大会无理改判——到手的决赛资格，就这样被夺走了。

一年后，1937年9月21日拂晓，王润兰带着战士，抱着集束手榴弹扑向敌人的坦克，壮烈牺牲。

《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大会拳击代表及其练习摄影：王润兰》，《体育季刊》1936年第2卷第2期，第9页

上海人对拳击的兴趣，一份英文报纸很早就看在了眼里。1924年，《密勒氏评论报》提出一个判断：当时在中国推广拳击的力量主要集中于上海，但职业拳击要真正立足，终究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兴趣。作者以菲律宾为例：本国拳手登台取胜，点燃了当地的拳击热，其中一位几个月前刚在纽约夺得世界冠军。对于“中国人成不了成功的拳击手”的说法，作者不以为然。

这个预判，后来一点一点应验了。拳击在上海也不只属于运动员——报刊上有它，课堂里有它，娱乐场里也有它，它成了这座城市的时尚。1932年，《时报》刊出吴应华与潘蔚茜女士练习西洋拳的照片。1936年，外交家顾维钧的两个儿子参加儿童拳赛，报上说“大的失败，小的吐气扬眉”。好莱坞华裔影星黄柳霜也乐意戴上拳套拍照。青年会的西洋拳班按月招生，健康杂志连载“科学的自卫法”，还有学校把拳击和英、德、法语放在一起招生。

《黄柳霜女士练习拳击时摄影》，《海花》1946年第3期，第1页

把这股热闹真正做成生意的，是人称“狄克徐”的徐德馨。他早年当过国际海员，结识了不少外国拳手。1947年，他主持的“大世界拳赛”每周三场。据当时拳手回忆，大世界平日每天卖出约一万张门票，有拳赛的日子，还能多卖两三千张。坊间流传一句话：“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而不看大世界拳赛，则枉来大世界。”

张园擂台上没等来的对手，精武会里第一次戴上的拳套，大世界门口多卖出的那两三千张票，都没有留在各自的年份里。它们一路走来，走进了2026年夜晚的喊声里。

原标题：《夜读 徐凡：斯文上海，百年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