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去法国读研那年，行李箱里压着母亲熬了一夜的酱肉，裤兜里揣着父亲从农信社取出来的三万块钱，坐了十四个小时的国际航班才落地戴高乐机场。
出关的时候是三月底，风从塞纳河那一侧灌过来，湿冷，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气味，不像湖南的春天，像什么东西被洗过之后还没干透。
我叫沈牧川，湖南益阳人，二十四岁那年靠一份全额奖学金考进了里昂高等政治学院的社会学系，没有背景，没有海外关系，就是死磕，把法语从四级水平硬生生逼到了笔试过线。
那几年过得很窄，最难的时候，钱包里只剩下几十欧，连房租都凑不齐，靠着中餐馆刷碗的零工贴补生活，一个月没吃过一顿正经的热饭。
但我没想过回去，因为我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把那三万块钱凑出来的。
后来，我娶了一个身高一米八五的金发法国女人，名字叫伊莎贝尔。
两个人在巴黎第五区市政厅签了字，按了手印，没有婚礼，没有蜜月，就把日子过到了一处。留学圈里的人都说我走了狗屎运，一个从湖南跑出来的穷学生，怎么就娶到了这样的姑娘。
她皮肤白得近乎透明，眼睛是浅灰蓝色的，发色是那种被秋阳压过的淡金，站在塞纳河边随便靠一下栏杆，都像从印象派画里走出来的人，笑起来唇角微翘，一排整齐的贝齿轻轻露出来，像诺曼底海岸线上忽然裂开云层的月光。
闪婚五年，她跟我住过六楼没有电梯的老公寓，吃过我煮糊的意面，同房这件事从不推辞，每一次都好像发自心底地想跟我贴在一起，一天一次，次次都能让我腿软下不了地。
我以为我把她摸得透透的，以为我们之间坦荡得没有一丝褶皱。
可她从来没有提过娘家。
五年里，没说过父母的名字，没讲过老家在哪儿，没带我见过任何一位亲人。
我旁敲侧击问过几回，她只是垂下眼睫，说"等时候到了自然会告诉你"，语气轻得像风吹过窗帘，我也就识趣地不再追问。
直到那通电话打进来，一切才开始松动。
01
说起伊莎贝尔，得从我读研第二年的秋天讲起。
那时候我刚在里昂站稳脚跟，不再需要每周末跑去中餐馆刷碗，靠着奖学金和一份兼职翻译的活，总算能在月末不数零钱过日子。
学院里有一个每周四下午的跨院系读书会，七八个研究生凑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每人带一本书，轮流讲，讲完就辩，有时候聊到天黑也收不住场。我不爱凑热闹，但导师Moreau教授点名叫我参加，说我法语说得太书面化，得多跟本地人说话，否则论文口试要吃亏。
就是在那个读书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伊莎贝尔。
她进门的时候我正低头翻书，只听见椅子腿拖过地板的一声轻响，抬起头，就看见一个一米八五的金发姑娘坐到了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本波伏瓦的《第二性》，书脊快被翻烂了，边角折了好几处，明显是真的读过，不是摆样子。
她落座之后往四周扫了一眼，目光落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用法语说了句："你是新来的？"
我说不算新，来了快一年半了。
她挑了挑眉，说："那我应该见过你，但我没有印象。"
我说我不常参加这个。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低头翻起书来，那种专注劲儿，像是身边的人都不存在。
我偷偷打量了她两眼，皮肤白得不像话，鼻梁很高，下巴收得利落，气质有点难形容——不像一般法国姑娘那种随意散漫，她身上有一种很稳的东西，像是从小被某种严格的规矩塑造过，但又不是被管得死透了的那种僵硬，是一种游刃有余的从容。
那天读书会的主题是波伏瓦的女性主体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得很热闹，伊莎贝尔一直没怎么开口，等到快散场，才用很平静的语气插了一句，把整个讨论方向全给撬动了，在场几个本地学生愣了一下，然后开始围着她的那个论点继续追着辩，场面一下子就活了。
散会之后我们一前一后走出会议室，走廊里她忽然回头问我："你今天一句话都没说。"
我说我没想好说什么。
她笑了一下，说："这倒是诚实。"然后就转身走了，高跟靴踩在石板地上，声音清脆，走得很直。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的背影，想了一秒，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停下来，转过身，眼神里带着一点好奇，说："伊莎贝尔。你呢？"
"沈牧川。"
"中国人。"她点了点头，"社会学系的？"
"对。你呢？"
"历史系。"她顿了一下，"博士。"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比我年长，但看起来也不过二十五六的样子。
她没再说什么，朝我点了个头，转身走了。
后来的两个月，我们在读书会上陆陆续续见面，每次都会说几句，从书聊到法国现代史，从波伏瓦聊到福柯，她知道的东西很多，但从来不卖弄，说话很直接，不绕弯子，遇到她不同意的观点，会直接说"我不这么认为"，然后给出理由，不给你留面子，但也不伤人。
我在法国读了一年多，第一次遇到一个法国人跟我说话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文化输出姿态，是真的把我当成一个对等的人在说话。
那段时间我们走得越来越近，从读书会延伸到课后一起去附近的咖啡馆，她喝黑咖啡，不加糖，我喝加了大量牛奶的咖啡欧蕾，她每次见到都要说一句"你这不是在喝咖啡，你是在喝牛奶"，我就说"对，我就是想喝牛奶"，她就笑，那种笑是真的觉得好笑，不是客套。
02
我们正式在一起是在那年冬天，圣诞节前一周。
里昂的冬天很冷，傍晚五点多天就黑透了，街上到处挂着圣诞彩灯，商店橱窗里摆着各种节日摆件，整座城市都笼在一种暖洋洋的喧闹里。
我们那天约好了去看一个艺术展，展览结束出来，天上飘着细碎的雪粒子，打在脸上有点刺，她走在我旁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忽然转过头来，用一种很认真的语气说："牧川，你有没有想过留在法国？"
我说想过，也没想过，看情况。
她说："如果是因为一个人呢？"
我没接话，看着她，等她往下说。
她直接盯着我，说："我是在问你，如果是因为我，你会不会留下来。"
我沉默了大概三秒，说："你这个问法，太直接了。"
她说："法国人谈恋爱都是这样的。"
我说："那我也直接说——会。"
她就没再说话，伸手把我的手抓住了，手套是羊毛的，隔着布料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我们就这样并排走过了那条挂满彩灯的街道，雪粒子还在飘，打在彩灯上折射出细碎的光。
在一起之后，她带我去过里昂旧城区吃她喜欢的那家牛肚肠，去过罗讷河边她常去的那间二手书店，偶尔也来我那间逼仄的学生公寓，帮我把堆成山的外卖盒清出去，顺手把书架上的书按主题重新归了位，然后靠在我那张吱嘎作响的椅子上，翻一本法语版的《史记》，翻得津津有味，我问她看得懂吗，她说看不全懂，但能猜出大概。
交往大半年之后，有一天在咖啡馆，她忽然放下杯子，很认真地看着我说："牧川，我们结婚吧。"
我以为我听错了，把她那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说："你说什么？"
她重复了一遍，语气一点没变，就像在讨论今天喝什么咖啡。
我说："你是认真的？"
"我不开这种玩笑。"
我看着她，说："我现在没有稳定工作，没有房子，手上存款折合人民币也就十几万，你确定你想清楚了？"
她说："我问的是你想清楚了没有，不是问这些。"
我说想清楚了，我愿意。
她就点了个头，拿起杯子继续喝咖啡，像是一件说定了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反复确认。我们在巴黎第五区市政厅领了证，两个证人是读书会里认识的同学，签完字按完手印，四个人去旁边的小馆子吃了顿饭，点了两瓶红酒，就把婚结了。
留学圈子里的中国同学听说之后，各种消息满天飞，有人说我骗婚拿居留，有人说她图我什么，有人说这段婚姻撑不过两年，说什么的都有。
我没理会那些话。因为每天早上醒来，她就在我旁边，睡眼惺忪地用法语骂我磨牙吵到她，然后翻身把被子往自己这边扯，那种真实的烟火气，不像假的。
但从结婚那天起，她就没有提过一次娘家的事。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任何一个家里人出现过，仿佛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法国这片土地上，除了我，她没有任何来路。
03
婚后头一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简单，也很紧。
我还在读书，她博士论文进入收尾阶段，两个人都忙，钱也不宽裕。我们租住在里昂第二区一间不大的两室公寓，没有电梯，六楼，每次拎着菜上楼都要歇两口气。
公寓里的家具是房东留下来的，年头有点久，沙发坐久了会往下陷，浴室的热水器有时候闹脾气，洗到一半水就变凉，把人冻个激灵。
伊莎贝尔第一次遭遇冷水的时候，从浴室冲出来，裹着浴巾站在客厅中间，头发滴着水，用湖南话骂了一句——那是我教过她的一句方言，专门用于紧急情况。
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瞪着我，说："你还笑，去修热水器。"
我说："我不会修热水器。"
"那叫人来修。"
"今天是周六，修理工不上门。"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回浴室去了，把门关得挺响。
我坐在外面听了一会儿动静，没再听见什么，过了大约两分钟，浴室的门又开了，她重新出来，发已经吹干了，换了一件宽松的毛衣，坐到我旁边，把脚搭在茶几上，拿过遥控器开电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侧过头问她："不生气了？"
她头也不抬，说："生气解决不了热水器，所以不生气。"
那段日子里，我发现她有一种很少见的特质——
她不是没有脾气的人，有时候遇到真正触怒她的事情，她会当场翻脸，说话又准又狠，但那种翻脸是有来由的，不是冲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使性子。
生活上的苦她真的不放在心上，不是忍着，是真的觉得无所谓，我一开始摸不准这是性格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那时候没往深处想，只是觉得，跟这样的人过日子，省心。
婚后第一年过完，她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考核委员会给了极高的评价，系里几位教授专程发了贺信，有两家出版社联系她，问她有没有意向出版这份论文。她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让我印象很深——不推辞，不谦虚，直接说谢谢，然后回去继续做自己的事。
我问她打不打算出版，她说看看再说，然后把那两封出版社的邮件搁在文件夹里，再没提过。
那年秋天，我母亲在电话里问我伊莎贝尔家里是什么情况，我含糊着说不太清楚，我母亲沉默了一下，说这个姑娘哪里都好，就是这件事有点奇怪，结婚一年了连个娘家人都没露过面，是不是家里有什么难处。
我说她说了，等时候到了自然会告诉我。我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追问，但那口气叹得很长，我听着有点心虚，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04
婚后第二年，我拿到了一家法国智库的研究助理职位，算是正式在法国站住了脚。我们从里昂搬到了巴黎，在第十三区租了一套两室的公寓，不算大，但比之前宽敞，有一个小阳台，能看见对面街道的法式梧桐。
那一年冬天，她说想吃火锅，让我教她做。我说你不怕辣吗，她说我以前吃过一次，没你们湖南人吃的那种，但我觉得我能行。我就从十三区的华人超市买了底料和食材，在家支起了电磁炉，手把手教她怎么涮肉，怎么调蘸料。
她第一口下去，辣得连着打了三个喷嚏，眼泪都出来了，但还是端着碗继续吃，嘴里说"好吃"，眼睛红得像兔子。
我说你行了，别逞强了。
她说："不，我就要吃，辣才说明正宗。"
我说："辣到哭的程度已经不叫享受了。"
她擦了把眼泪，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哭不代表不享受，你们中国的武侠小说里头，哭的那些人不都挺享受的吗。"
我被她这句话噎了一下，想了半天没想明白这个逻辑，但反驳不了，只好给她又倒了杯水。
那顿火锅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盯着锅里翻滚的汤底，说了句"我不喜欢过节"，我问为什么，她说"节日会让人觉得应该有家人在旁边"，说完就没再说话，端起碗继续吃，像是那句话从来没说过一样。
我坐在对面，没有追问，只是把她面前的空碗换了一个新的，给她夹了几片刚涮好的肉。
那段时间，我第一次在电话里跟父母正式提到了伊莎贝尔这个人。
我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说："法国人？"
"对。"
"多高？"
"一米八五。"
又是一段沉默，然后他说："那就行，人好就行，高点没事，身体健康就行。"
我母亲在旁边抢过电话，问了一串问题，会做饭吗，脾气好不好，以后打不打算回国定居，我一一应付过去。挂了电话，转头看见伊莎贝尔站在厨房门口，听了个大半，用中文慢慢说了一句："你妈问的问题，比答辩委员会还多。"
我笑了，说："她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相处。"
伊莎贝尔点了点头，回身去洗碗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到，她接话的时候神情很自然，没有一点紧张或者回避，就好像"你妈妈想了解我"这件事对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她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让我了解她家人的意思——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不上哪里不对，但就是有那么一点不对称。
我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转身回沙发上拿起书继续看，那种不对称的感觉在脑子里转了几圈，然后沉下去了。
05
结婚第三年，娘家这件事像一块很小的石头，不痛，就是一直硌着。
那是一个周末下午，我们在家，伊莎贝尔在书房整理私人资料，我在客厅看书。她从书房出来倒水，手里随手夹着几份文件，走到厨房的时候，一张照片从文件夹里滑出来，落在地板上，她没注意，继续往厨房走了。
我弯腰捡起来，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她已经从厨房转了回来，一眼看见我手里的照片，脚步顿了一下，三步并两步走过来，把照片从我手里抽走了。
动作不大，但很快。
我只来得及看了一眼，是一栋建筑的外景，石墙，有廊柱，规模不小，仅此而已，其他的没看清楚。
我问她："那是哪儿？"
她把照片夹回文件夹，说："老家。"
"老家在哪儿？"
"勃艮第那边。"她说完转身往书房走，语气关上了这个话题。
我没动，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说："伊莎贝尔，你能不能跟我讲讲你家里的情况？结婚三年了，我连你父母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她在书房门口停下来，没有转身，沉默了大概五秒，说："有些事情跟人好不好没有关系，跟别的东西有关系，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等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然后推开书房的门进去了，带上门的时候动作很轻，轻得像是一种刻意的克制。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心里憋着一股气，不是愤怒，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无力感——你跟这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床上，她对你足够好，足够真，但她身上就是有一块地方，无论你怎么走近，都碰不到。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提这件事，吃饭，看电视，她洗了澡出来坐在沙发上剪指甲，生活的质感一切照旧，好像什么裂缝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一下午之后变得更清晰了——她不是不能说，是选择不说，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
06
婚后第四年，我父母来法国探亲，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见到伊莎贝尔。
我在戴高乐机场接到他们的时候，我母亲出来第一眼看见我，眼睛就红了，攥着我的手说你瘦了，我说没有，她说有，然后绕着我转了半圈，说你在这边到底吃什么。我父亲站在旁边，拎着行李箱，没说话，就看着我，那种看法是湖南父亲特有的，不说爱你，但眼神里全是。
伊莎贝尔在公寓门口等我们，提前把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摆着她自己研究了两天做出来的红烧肉，卖相意外地不错，旁边配了米饭，还有一碟拍黄瓜。
我母亲进门看见那桌菜，愣了一下，用湖南话对我说："这是她做的？"
我说是。
我母亲看了看伊莎贝尔，又看了看那碟红烧肉，用普通话说了句："做得挺好看的。"
伊莎贝尔用普通话说："阿姨您尝尝看，我按照牧川说的方子做的，不知道火候对不对。"
我母亲愣了一下，说："你会说普通话？"
伊莎贝尔说："学了三年了，还不太好，请您多包涵。"
我母亲当场就没绷住，拉着伊莎贝尔的手说"哎哟说得挺好的"，然后拽着她坐下来问了一通，从她是哪里人到喜欢吃什么，伊莎贝尔一一用普通话作答，说得磕磕绊绊，但都答上来了，我母亲越说越高兴，最后拉着她的手说你放心我们家牧川虽然穷了点但人老实，伊莎贝尔笑着说我知道。
吃饭的时候我父亲尝了一口红烧肉，嚼了嚼，放下筷子，用湖南话对我说："火候差了一点，但能吃。"这是他对这门婚事最正式的认可。
父母住了十天，临走前一天晚上，我母亲趁着伊莎贝尔去洗澡，把我叫到阳台上，压低声音说："这个姑娘哪里都好，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有一件事你得跟我说实话——她娘家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见过她家里人没有？"
我说没有。
我母亲皱着眉，说："结婚四年了，一个娘家人都没露过面，连个电话都没打过来，这不正常。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奇怪，但她说等时候到了会告诉我。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说："儿子，你是不是太老实了。"
我没接话。我母亲叹了口气，说："罢了，人是好人，我也不多说，但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第二天送他们去机场，我父亲在登机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好好过"，三个字，我点了点头，目送他们进了安检。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地铁里，窗外的隧道一段一段地往后退，我母亲那句"你是不是太老实了"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我想了很久，没想出答案，地铁到站了，我站起身，出了门。
07
父母走了之后，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伊莎贝尔那一年在巴黎政治学院拿到了一个访问研究员的职位，研究方向是二十世纪法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工作认真，但不加班，每天准点回家，偶尔带一批参考资料回来在书房整理。
书房里的资料越堆越高，有时候一些年头很久的法语文献摊在桌上，我翻开看，字体古旧，我认出的词不超过三分之一。
我问她你研究这个方向，是因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她说："都有。"
"哪个占大头？"
她想了一下，说："别的原因。"
我说："什么别的原因？"
她放下手里的资料，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些事情，要放到时间里去，才看得清楚。"然后拿起那叠资料，站起身，回书房去了，那扇书房的门带上的时候声音很轻。
那年夏天，我们去诺曼底住了一周，是她订的民宿，靠海，窗户一开就能听见浪声，走路五分钟到海边。那一周她很放松，不带工作，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穿着凉拖在小镇上晃，买生蚝，喝苹果酒，傍晚去海边看夕阳。
有一天黄昏，我们坐在防波堤上，她靠着我的肩膀，手里拿着半罐苹果酒，看着海面，忽然开口说："牧川，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会怎么办？"
我问她有哪里不一样。
她说："不那么简单。"
我说："你本来就不简单。"
她没接话，沉默了一会儿，把靠着我肩膀的力道加重了一点，就那么一点点，然后说："我是认真的。"我想了一下，说："那要看你变复杂了之后，还是不是你。"她没再说话，夕阳在她背后，她整张脸都是逆光，海浪声一阵一阵地涌上来，我们就坐在那里，谁都没有再开口。
那个问题之后，那一周就这样过去了，海浪声，苹果酒，生蚝，和那段说到一半就搁置的话，都留在了诺曼底的防波堤上。
08
婚后第五年的冬天，我们搬进了一套更大的公寓，在第六区，有一间像样的书房，一个能摆得下两把椅子的阳台，楼下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面包房，早上七点一开门，面包的香气就能飘到三楼来。
那段时间是我们婚后日子最松快的一段，两个人都有了稳定的收入，不再需要每个月对着账单发愁，偶尔去剧院看一场演出，有时候开车去郊外吃农庄菜，生活的质感跟刚结婚那会儿比，宽了很多。
但伊莎贝尔有时候会在夜里忽然醒来，坐在床上发一段时间的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做梦了，然后重新躺下，闭上眼睛，但我能感觉到她很久都没睡着，呼吸太平稳，不像真的在睡。
有一次我也没睡着，侧过身问她："你在想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想家。"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用"想家"这个词。我没立刻接话，等了几秒，轻声说："那要不要回去看看？"
她过了很长时间，说了句"不用"，然后就真的不说话了，窗外偶尔有车经过，车灯的光从窗帘缝里扫过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弧，然后消失。
那年春节，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夜饭，她按着视频教程做了一道凉拌折耳根，买不到折耳根，用了西芹代替，卖相不对，味道也飘了，我尝了一口，说还不错，她知道我在哄她，把那碟菜推到一边，说"算了下次再练"，然后把她做的法式洋葱汤推到我面前，说这个好吃，你多喝点。窗外烟花在远处放，巴黎的春节没有湖南那么热闹，但有她坐在对面，灯光是暖的，桌上有热汤，就还好。
年后不久，她接了一个电话，接完之后脸色有点凝，坐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她不是常抽烟的人，偶尔才抽一支。我看见了，没有进去打扰，等她进来之后问了一句："怎么了？"
她说："老家那边来消息了，有些旧事需要处理。"
"要回去吗？"
"还不到时候。"她说完把烟灰弹了弹，站起来把阳台门关上，进屋去了，那件事就这么又被搁下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进书房的背影，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等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那句话她说了五年，我等了五年，到底在等什么，我到那时候还是不知道。
09
婚后第五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三月初巴黎街头的梧桐就已经开始冒芽，咖啡馆把椅子摆到了户外，阳光打在石板路上有点暖，但风还是凉的。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智库接了一个关于欧盟内部移民政策的大型研究项目，我作为主要研究员之一，几乎每天都在赶报告，有时候一忙就到深夜。
伊莎贝尔很少催我睡觉，偶尔端杯水过来放在桌上，或者用手从背后搭一下我的肩，然后走开，不打扰，但让我知道她在。
有时候太晚了，我抬头看见她在沙发上睡着了，书盖在胸口，台灯还亮着，我走过去把书取开，把灯关了，给她拉上毯子，她睡着了之后呼吸很轻，眉头是松的。
那年三月的一个周三，下午三点多，我在书房整理材料，她坐在阳台上喝咖啡，手机铃声响起来，她扫了一眼屏幕，站起身，背对着我，低声接了。
大约五分钟后，我抬起头，发现她还站在那里，肩膀有一点不对劲——她一向站得很直，那种骨子里带出来的挺拔，但那一刻，她的肩膀是垮的，很轻微，但我看得出来。
通话结束，她站了很长时间，没有动。我走到阳台，叫了她一声："伊莎贝尔。"
她转过身，我才看见她的眼眶是红的。这是我们结婚五年里，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眼眶红。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先开口说的是："牧川，你能陪我回一趟家吗？"
"家？"我愣了一下，"你娘家？"
她点了点头。"发生什么事了？""我妈妈，她病了，"她声音有点涩，"病得很重，想见我。"
我看着她，说："当然可以，我陪你去。"
她低头吸了口气，然后抬起眼，跟我说："牧川，跟着我就行，去了别多问。"
我点头，说："好。"
我问她家在哪儿，她报了一个地名——勃艮第的一个地方，那个地名让我停顿了一秒，像是在哪里见过，又像是没有见过，模模糊糊地挂在脑子里，想抓又抓不住。
我们乘了不到两个小时的火车，在第戎站下了车。
站外停着一辆黑色商务车，司机穿着深色制服，靠在车门旁等着，见到伊莎贝尔，微微低了一下头，没有说多余的话，绕到车前把后排车门拉开。
我跟着她上了车。车内很安静，座椅是深灰色的真皮，中间托盘上放着两瓶矿泉水，摆放得整整齐齐，像是事先备好的。
道路两侧是连片的葡萄园，初春的藤蔓还没有发芽，裸露在外，像一排排枯瘦的手指伸向灰白色的天空。伊莎贝尔靠着车窗，看着外面，一句话没说。我也没说话。
车拐进一条更窄的路，路边的法式梧桐遮住了半侧天空，透过枝桠能看见远处的建筑轮廓——很大，三层，石墙，正面有廊柱，廊柱之间爬满了刚抽出嫩芽的常青藤。
脑子里忽然一闪，想起什么，又没抓住，就压了下去，没有说出口。
车停在铁栅栏门口。大门很高，铸铁的，中间嵌着一个纹样繁复的徽章，我认不出来。门房从小亭子里走出来，见到伊莎贝尔，弯了弯腰，说了句什么，伊莎贝尔轻声回了他，他点头，把门推开。我跟在她身后，走进那条通往正门的砾石小径。
小径两侧是修剪极为整齐的黄杨，脚步踩在碎石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一盏一盏的矮灯沿路排开，灯光暖黄，越往里走，越安静，那种安静不像荒凉，像是某种刻意维护的肃穆。
正门台阶上站着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见到伊莎贝尔，俯身说了什么，她点了点头，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侧身把门推开。
门厅里灯光昏黄，地面是大理石的，中间铺着一条深色地毯，走上去几乎没有声音。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画框金色，很厚重，画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伊莎贝尔在门厅里停下来，回过头，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她的手是凉的。
我跟着她穿过走廊，走廊很长，两侧壁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脚步声在这里格外清晰。在一扇雕花木门前，她停下来，抬手，轻轻叩了三下。
里面有人应了一声，法语，很轻，声音里带着虚弱，却又压制不住一种久经世故的稳。伊莎贝尔深吸了一口气，我听见她呼气的时候，胸腔轻轻抖了一下。
然后，门从里面被拉开了。
我跟着她跨过门槛的那一刻，就察觉到不对劲。
屋里根本不像病房，倒更像一间考究的私人起居室。墨绿色的丝绒窗帘只拉开了半幅，窗外是勃艮第郊外初春灰白色的天空，室内的水晶吊灯压得很暗，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却又混着一缕若有若无的鸢尾花香。
红木榻旁立着输液架，架子上的液体已经快要滴完。
我先看见躺在榻上的老太太——银白的发挽在脑后，鼻梁高挺，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却在望见伊莎贝尔的一瞬间，眼泪不出声地顺着眼角滑进耳边的发缕里。伊莎贝尔放开我的手，脚步踉跄地扑上前去，声音抖得几乎不成调，像一根紧绷了五年的弦终于崩断："妈妈。"
我站在门口，正打算跟着走进去，忽然听见靠壁炉的方向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瓷杯搁在了银托盘上。
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壁炉旁的高背椅上坐着一个人，那个人也正抬起眼睑，目光越过半个屋子，直直落在我的脸上。
四目相接的那一瞬，我脑袋里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彻底炸开了。
手里拎着的礼盒啪嗒一下摔在地毯上，包装带松开，里面精致的马卡龙滚了一地，没有人弯腰去捡。我死死盯着高背椅上那张脸，脚下不受控制地往后退了半步，扶着门框的指尖抖得几乎抓不稳，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气都喘不匀。
"怎么……怎么会是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