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司前高管与情人养3名子女被判重婚，丈夫称“妻子长期出轨，租别墅同住系被下套”；妻子、律师回应→

航司前高管与情人养3名子女被判重婚，丈夫称“妻子长期出轨，租别墅同住系被下套”；妻子、律师回应→

同一小区两个“家”：航司前高管与情人养三娃被判重婚，丈夫反控“妻子长期出轨、租别墅系下套”

2026年7月21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纸判决，将一段持续近四十年的婚姻推到了公众视野中。

法院一审认定，原航空公司高管刘某在与妻子孟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另一名女子胡某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三名子女，构成重婚罪。刘某、胡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复杂：刘某与胡某在上海青浦一处别墅内共同居住，人口登记信息中明确标注两人为“夫妻、租户”，名下登记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及胡某父母，共八人。子女学校的登记资料、预防接种记录、保姆及小区物业人员的证言，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但让这起案件远远超出普通重婚案范畴的，是刘某在上诉后抛出的另一套叙事。

“被妻子下套”：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

一审判决后，刘某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10月14日，封面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处获得了刘某一方的《自白》材料、公开开庭申请及专家论证意见书。

在这份《自白》中，刘某给出的说法与判决书呈现的画面截然相反。他称，自己与孟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破裂的原因不在他。他说，自婚后第二年起，孟某长期存在出轨行为。他甚至声称，孟某所生之子“亦非其亲生”。

而案发的那栋别墅——一审认定他与胡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核心地点——刘某称，这栋别墅根本不是他租的，是孟某主动为胡某租赁的，目的是“设圈套”。

根据刘某方的陈述，2020年前后，双方已默认离婚、只剩财产分配。孟某曾主动提出，胡某及其子女和父母可以换一个更大的房子，自己“可帮忙在自己居住的小区租房”，租金以另一套房产的租金抵扣。随后，孟某联系了房东，租下了涉案别墅，但只付了首季度租金，此后再未支付。

刘某据此认为，“小三和原配住在同一个小区”，本身就是孟某设下的“第一个陷阱”。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微信名为“如意”的一方确实承认是自己租的房，房东在侦查阶段的笔录中也提及房屋由孟某经手。

刘某还反驳了“事实婚姻”的认定。他称，2013年至2020年胡某一直住在别处，2020年8月才搬入涉案别墅。而他本人同期长期在外地工作，返沪时多住在其他住所或母亲家中，只是偶尔去别墅探望子女。他说，2022年4月至5月疫情期间滞留别墅一个月，不能作为持续稳定同居的依据。

他在《自白》中写道：“我出轨了，我认，但是我从来没有公开和胡女士的关系，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

妻子的回应只有一句话

面对刘某抛出的整套说辞，孟某的回应极其简短。

10月14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孟某。她只说了一句话：“谎言充斥网络，官方已经制止了。二审判决会有答案。”

没有逐条反驳，没有情绪化的控诉，没有长篇大论的自证。她把所有争论都推向了即将到来的二审。

但孟某此前向媒体披露的细节，本身已经构成了对刘某叙事的一种回应。

孟某与刘某于1986年登记结婚，当时两人都是24岁。婚后育有一子。孟某定居上海二十余年，刘某则长期在湖北、江苏、云南等地工作，通常每周或每月回家一次。

2019年，刘某曾以“工作一直在外地”为由提出离婚，但“说了一嘴就没有后续了”。2022年，他正式提出离婚，理由是自己“将要出国生活”，并直接告诉孟某“外面有个家”。

孟某说，当时她想离就离吧，但没想到“他在外面已经有三个小孩了”。

直到后来，孟某才发现，那名“长期在外”的丈夫，其实早在几年前便已“定居”上海。他租住的别墅，就在孟某自己打理的另一套别墅的同一个小区里。孟某将那套别墅用于出租，因此一直没有察觉。

人口登记信息暴露了一切。60岁的刘某与39岁的胡某某被登记为“夫妻、租户”，同住的还有备注为“租户子女、未成年”的三人、未成年的“刘某（孩）子”一人，以及胡某某的父母。孟某说，她与刘某只育有一子，登记表内的“子女”没有一个是他们的婚生孩子。

2023年7月2日，孟某报警。7月20日，警方对重婚案出具立案告知书。判决书载明，胡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时承认，自己在明知孟某与刘某婚姻关系存续的情况下，仍与刘某共同养育三名子女。

一辆奔驰车，1000元卖给情人

除了重婚本身，这起案件还牵扯出另一条线：财产转移。

孟某与刘某共同购买的一辆奔驰轿车，2023年被刘某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胡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一家公司。

一辆价值百万的奔驰，1000块就卖了。买家是情人名下的公司。

孟某起诉后，法院判决该车辆转让无效，奔驰车重新归入夫妻共同财产。

这只是孟某追索的财产之一。据报道，孟某与刘某之间涉及约5000万元的财产纠纷，包括多起民事诉讼。孟某说，她发现离婚“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牵涉到“夫妻共有财产被转移的问题”。

刘某方的《自白》中对这些财产争议并未展开。他更多地将火力集中在“妻子出轨”和“被设套”这两个点上。他甚至写道：“现在好像全社会都在讲男人的义务、责任，一讲女性的义务，就被认为是‘男权’等等。孟某非常聪明地利用这种趋势去创造舆论，塑造一个被迫害的‘原配’形象。”

律师：出轨不能成为重婚罪的“出罪理由”

刘某叙事中最核心的法律主张，是“妻子也出轨了，所以我的重婚不应该被追究”。

但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肖峰律师的观点很明确：重婚罪中，受害人出轨不能成为重婚罪的出罪理由，但会影响量刑。

李肖峰进一步指出：“重婚罪保护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感情，也是我们国家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同时也保护合法配偶的身份权益。”

换句话说，即便孟某真的存在出轨行为——这一点目前只有刘某的单方指控，尚无司法认定——也不能因此免除刘某重婚的刑事责任。法律惩罚的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一行为本身，而不是“谁先背叛了谁”。

李肖峰还特别强调了刘某的身份：“嫌疑人系公司高管，理应具备高于普通人的阅历、认知及法律常识，婚姻矛盾无法调和，应先办理离婚，而不是再造一个家庭。”

这句话点中了本案的关键。刘某曾任东航山东分公司副总、东航北京基地书记、东航武汉公司总经理、东航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离开东航后还出任过红土航空（现湖南航空）总经理。一个在民航系统摸爬滚打数十年、担任过多家航司核心管理岗位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重婚的法律后果。

他知道。他选择了做。

二审即将到来，但核心事实已难撼动

截至发稿，二审尚未公布开庭时间。

刘某在上诉中集中攻击的是“事实婚姻”的认定——居住的持续性、是否“以夫妻名义公开”。他试图把“偶尔探望子女”和“持续稳定同居”区分开来，把“疫情期间滞留一个月”和“长期共同生活”区分开来。

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链并非只靠居住时间。微信聊天记录、保姆证言、物业人员证言、子女学校登记资料、预防接种记录、经济往来凭证——这些证据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刘某和胡某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家庭单元。他们一起养育三个孩子，一起出现在学校的登记表上，一起被物业和保姆视为“夫妻”。

孟某的那句话——“二审判决会有答案”——可能是这起案件最准确的注脚。

无论刘某如何重述故事的起点，判决书里那栋别墅里住着的八个人、那三个姓刘的孩子、那张写着“夫妻”的人口登记表，都已经写进了案卷里。这些事实不会因为“谁先出轨”的争论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