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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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张瑞芳 1918 年生、三段婚姻（1939 余克稷→1943 金山→严励）、1950 年 6 月离婚、严励相守 48 年、收养儿子严佳、1962《李双双》百花奖影后、2012 年 6 月 94 岁辞世；金山（原名赵默）"话剧皇帝"、1982 年病逝；孙维世（1921-1968）周恩来养女、新中国首位女导演、《保尔・柯察金》1950 年公演、10 月 14 日北京青年宫与金山结婚、收养女儿孙小兰
1950年的秋天，北京东单三条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宿舍楼里，住着三个人。
楼上住着一对正当红的夫妻，男的是人称"话剧皇帝"的金山，女的是重庆"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
楼下住的，是一个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的姑娘，孙维世。
那一年，三个人正凑在一起排一出戏，叫《保尔·柯察金》。
孙维世做导演，金山演保尔，张瑞芳演冬妮娅。
戏排到一半，宿舍院里的人渐渐看出了门道：金山看孙维世的眼神，越来越不像在看一个导演。
张瑞芳不是迟钝的人。台上的戏还在演，台下的戏却悄悄换了主角。
她没有哭，没有闹，没有找任何人评理，只做了一件让整条胡同都安静下来的事——她平静地提出了离婚，随后调离北京，独自南下，去了上海。
婚姻散了，人也散了，可故事没有散。那个被爱情灼伤的女人，往后的岁月里，又遇见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不像金山那样光芒万丈，却做了一件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动容的事：他娶了不能生育的张瑞芳，一守，就是四十八年。
这段往事，要从1942年的重庆讲起……
[一]【将门之女张瑞芳，从北平到重庆的舞台】
张瑞芳生于1918年，成长在一个和艺术渊源颇深的家庭里。
她的父亲是有名的书画家，家里往来的，多是文人墨客。
张瑞芳从小泡在诗文书画里长大，见的是满墙的字画，听的是吟诗作对，耳濡目染之间，便养出了一身书卷气。
她十来岁那年，就跟着家里的长辈看戏。台上的人一甩水袖，一亮嗓子，台下的她眼睛便再也挪不开。
回去以后，她照着戏里的样子，偷偷在院子里比划，被家里人撞见，又好气又好笑。
后来，她索性登台，演起了话剧。一开口，一亮相，就有那股子挡不住的灵气。
北平的旧时光，是张瑞芳记忆里最安稳的一段。
那时候，家里有书，有画，有讲不完的典故，也有长辈们围坐闲谈的热闹。
她爱听故事，爱看戏，也爱在那些白纸黑字的旧书里，找自己感兴趣的段落。
这样的日子安稳，却终究短暂，战争的硝烟，很快就打破了这份平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山河破碎，战火从北到南烧成一片。
大批文化人被迫离开故土，辗转流徙，一路西迁，汇集到山城重庆。
张瑞芳也随着这股洪流，告别了熟悉的北平，一路上，见过流离失所的百姓，见过被炸成废墟的街巷，也见过那些在废墟上依然不肯放下书本、不肯放下演出的艺人。
当年的重庆，聚集了从各地涌来的文化人。话剧、戏曲、电影，各种门类的艺人都在这座山城里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街头贴满演出的海报，剧场里人头攒动，文化成了战火中人们唯一的慰藉。
张瑞芳看着这一切，心里那点对舞台的念想，也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一点点燃烧起来。
到了重庆，她考入了当时演剧人才济济的话剧团体，从此把一生，交给了舞台。
重庆的夜，并不太平。日军的轰炸机隔三差五地飞过，防空警报一响，满城的人往防空洞里跑。
可警报声一停，戏照演，观众照来。就是在这样的炮火缝隙里，中国话剧迎来了一段特殊的繁荣。
初到重庆的张瑞芳，人生地不熟，吃的住的都简陋。
可她没有抱怨，白天排戏，晚上琢磨角色，常常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在剧本上写满批注。
她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要在这样的乱世里，把戏演好，把日子过下去。
张瑞芳就扎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场戏接一场戏地磨。
她没有偷懒的念头，也没有一步登天的幻想，就是老老实实地演，一场一场地攒本事。
渐渐地，她在舞台上立住了脚，也从众多演员里，脱颖而出。
在重庆的那些年，张瑞芳的戏路越走越宽。
她不光演现代戏，也演古装戏、翻译戏，什么角色到她手里，都能琢磨出味儿来。
她记得每个角色的台词，也记得每场戏的调度，用同行的话说，她是个把剧本吃进肚子里的人。
那几年，她与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并称为重庆"四大名旦"。
这四个名字，在当时的观众心里，几乎就是好戏的代名词。张瑞芳演的角色，从古典仕女到现代女性，个个鲜活。
演《家》里的瑞珏，她演得出大家闺秀的温婉；演那些性格火辣的角色，她又泼得起来，收得住。
别看张瑞芳在台上光彩照人，台下她吃的苦，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重庆夏天酷热，剧场里没有空调，一场戏演下来，汗水能把戏服湿透。
可她从不叫苦，演完卸了妆，第二天照常到场。台下的功夫，一点也省不得，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
台上，她是会发光的人。台下，她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顺遂。
1939年，张瑞芳21岁，嫁给了话剧同行余克稷。
两个人都是戏剧圈里的人，按理说该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能互相理解，互相扶持。
可婚后的日子，却过得磕磕绊绊。余克稷性子偏冷，寡言少语，张瑞芳热情开朗，爱说爱笑，一冷一热凑在一处，话不投机，日子越过越拧巴。
两个人明明近在咫尺，心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张瑞芳不是没有努力过，她试着找话说，试着迁就，可一段感情要两个人一起使劲才行，光她一个人往前推，终究是推不动的。
这段婚姻没有维持太久，两个人最终还是离了婚。
离婚以后，张瑞芳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舞台上，用一场又一场的戏，填满自己的生活。
她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因此对感情失望，只是把日子过得更满，更忙。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她迎来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1942年前后，重庆话剧界要排演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阵容堪称豪华。
男主角屈原，定的是名满天下的金山；而演婵娟的，正是张瑞芳。
就是这一出戏，把两个本来各自发光的人，命运般地拴到了一起。
[二]【冲破旧婚姻，嫁给"话剧皇帝"】
金山其人，那时候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话剧皇帝"。
他原名赵默，祖籍湖南沅陵，出生在苏州。说起来，他的家世并不差，父亲是商人，家里也有些产业。
可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小小年纪便尝尽了世态炎凉。
十七岁那年，他揣着不多的盘缠，只身闯荡上海滩。
那是一个鱼龙混杂、机会与陷阱并存的地方。他从最底层做起，跑过码头，打过零工，也在这片灯红酒绿里，摸到了演艺的门道。
他生得俊朗，脑子又活，很快就靠着一副好嗓子、一身好功夫，在舞台上冒了出来。
从跑龙套，到站上舞台中央，金山走得并不轻松。
他演电影，办剧社，也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文艺界的朋友，商界的朋友，他都处得来。
他待人豪爽，谈吐风趣，走到哪儿，都是人群的中心。
那些年，他主演的《夜半歌声》等影片，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话剧皇帝"的名号，也渐渐叫响。
金山的成名，靠的也不光是天赋。他为了一出戏，能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揣摩角色；为了一个亮相，能在台前练上几十遍。
他身上那股子"戏痴"的劲头，跟他在上海滩的如鱼得水，其实是同一回事——都是拿命在拼，拿心在焐。
抗战期间，金山并没有躲在上海滩的灯红酒绿里。
他辗转各地，参与进步话剧的演出，用自己的一身本事，为抗战尽一份力。他演的那些角色，大多带着一股子家国情怀。
也正是这份情怀，让他与许多投身救亡的文化人走到了一起，其中，就有张瑞芳。
在《屈原》的排练场上，金山演的那个忧国忧民的屈原，满台慷慨激昂。
他的台词功夫扎实，一个眼神，一个转身，都能把人带进角色里去。而戏台下，他对待张瑞芳，却温和得近乎小心翼翼。
排练的时候，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把戏让给她，好让她把婵娟那股子赤诚的劲儿，演得淋漓尽致。
两个人搭戏，讲的是棋逢对手。张瑞芳接得住金山的每一句词，金山也接得住张瑞芳的每一个眼神。
一来一往之间，两个人都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直在等的东西。
金山看张瑞芳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认真；张瑞芳面对这个风流潇洒的男人，起初有些犹豫，可渐渐地，也被他的才华与体贴打动了。
那时候，张瑞芳第一次婚姻的裂痕已经难以弥合。
金山锲而不舍地追求，张瑞芳几经犹豫，最终还是跨出了那一步。
她与余克稷离了婚，转身，走向了金山。
1943年，两个人正式结为夫妻。证婚人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托人送来了一块延安手工织的桌布，当作新婚贺礼。
这块桌布，如今听来是寻常物件，在那个年月里，却承载着长辈对一对新人的祝福与期许。
婚礼上，宾朋满座，觥筹交错。所有人都说，这一对璧人，是天造地设。
一个是当红的"话剧皇帝"，一个是名满山城的"四大名旦"，两个人往台上一站，就是一道风景。
婚后，夫妻二人比翼双飞，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他们联袂主演了多部话剧，一个演主角，一个搭对手戏，配合得天衣无缝。
1947年前后，金山执导并主演了电影《松花江上》，张瑞芳也参与其中。
影片公映后反响热烈，夫妻俩的名气，一起登上了新的高度。
那几年，是他们婚姻最光鲜的岁月。
台上，他们是观众眼中最登对的金童玉女；台下，他们住在一起，切磋演技，讨论剧本，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旁人看了，都说这对夫妻，是把日子过成了戏，又把戏演进了日子里。
夫妻俩合作拍戏，是件既默契又容易拌嘴的事。
张瑞芳在镜头前演戏，金山在镜头后说戏，两个人有时候为一个镜头争得面红耳赤，收工了又和好如初。
外人看着有趣，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份"戏里戏外"的纠缠，早就把感情磨出了皱纹。
北上以后，张瑞芳和金山的作息，几乎没有重合的时候。
张瑞芳清早起来，金山往往还没睡下；张瑞芳晚上收工，金山又出门应酬去了。
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却常常一整天说不上几句话。这种日子过得久了，感情再深，也会被磨薄。
可光鲜的另一面，阴影也在悄悄滋长。金山交游广，应酬多，常年半夜三更才回家。
他今天见这个，明天会那个，家里常常只剩张瑞芳一个人守着空屋子。
张瑞芳曾经不无苦涩地说过，她不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夫妻之间的隔阂，像墙角的蛛网，不动声色地越结越密。
张瑞芳不是没有察觉，她也试着问过，可金山总是三言两语岔开话题。
时间久了，她也不再问，只是心里的那点失落，像滴水穿石，一点点渗进两个人的日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张瑞芳和金山先后北上，进入新组建的文艺团体工作。
张瑞芳先是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又主动申请，调入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金山也进入青艺，担任副院长。两个人重新安顿下来，按说，该是新的开始。
可张瑞芳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年轻姑娘的出现，会彻底改写她和金山后半生的轨迹。
[三]【一部《保尔·柯察金》，金山的心悄然转向孙维世】
这个姑娘，就是孙维世。
孙维世出身很不寻常。她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自幼父母双亡，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收养。
她打小就跟着养父母辗转各地，见过许多旁人见不到的大场面，也经受过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颠沛。
1939年，组织把她送到苏联留学，一待就是十几年。
在苏联，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系统研究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
斯坦尼体系讲究体验，讲究演员与角色的融合，是一门非常系统、也非常讲究的学问。
孙维世不但学会了，还能融会贯通，能演、能导、能翻译，成了当时难得的戏剧全才。
在苏联的那些年，孙维世很少闲着。她一头扎进图书馆和剧场，看戏、读书、做笔记，把一门一门的知识，都装进了脑子里。
她不是那种只靠天分吃饭的人，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这份扎实，也为她回国后一鸣惊人，埋下了伏笔。
1950年1月，孙维世学成回国，立刻投身话剧事业，参与创建并加入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总导演。
她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也是把斯坦尼体系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一个年轻姑娘，一回国就当上总导演，凭的不是家世，而是实打实的本事。
回国后的第一出大戏，孙维世就选中了苏联名剧《保尔·柯察金》。
排这出戏，她点将金山演保尔，又邀请金山的妻子张瑞芳出演冬妮娅。
这出戏，需要把斯坦尼体系从头到尾地运用到舞台上，对导演和演员，都是不小的考验。
三个人都住在青艺的宿舍楼里。孙维世住在楼下，金山和张瑞芳住在楼上。
为了排戏，金山常常一整天泡在孙维世的房间里，两个人对着剧本，讨论斯坦尼体系的每一个细节，常常一谈就是大半天。外人看来，这是敬业，是钻研艺术。
孙维世排戏，有股子旁人比不上的较真。为了一个调度，她能反复调整大半天；为了一个情绪，她跟演员能磨上一下午。
这种较真，恰好跟金山的"戏痴"撞了个满怀。两个同样较真的人凑在一起，谈的是戏，却不知不觉，把心也谈了进去。
可张瑞芳看得清楚，丈夫看那个姑娘的眼神，越来越热。
金山比孙维世大十岁，早在孙维世少女时代，他就曾教过她三年戏。
当年的学生，如今成了自己的导演，还在朝夕相处之间，悄然占据了金山的心。
两个人白天谈戏，夜里也谈戏，谈剧本，谈角色，谈那些只有同行才懂的东西。
这种专注和默契，张瑞芳看在眼里，心里那点不安，也一天比一天重。
可她始终不愿意往深处想，更不愿意挑明。她想着，也许是自己多心了，也许等戏排完，一切就都过去了。
其实，孙维世并不是存心要抢谁的丈夫。她年轻，热烈，对艺术痴迷，也对自己的感情坦诚。
她爱上金山，也许连她自己都没有完全想明白。
可爱情这东西，从来不讲道理，也不管时机，它来了，就是来了。
1950年9月，《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巨大轰动。
金山塑造的保尔形象充满感召力，孙维世的导演手法新颖大气，这出戏成了新中国话剧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幕。
一时间，看戏的人挤破了剧场门，报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三个人一起，站上了事业的高点。
观众们喜欢这出戏，也记住了这个年轻女导演的名字。
有人夸她大胆，有人赞她细致，说她把一出苏联戏，排出了中国味儿。
孙维世站在后台，听着满场的掌声，脸上却没有多少得意的神色。
她清楚，这出戏的成功，离不开台上那两个帮她撑场子的主角。
这出戏的成功，是三个人共同的荣耀。可对于张瑞芳来说，这份荣耀里，却掺杂着一丝说不清的苦涩。
台上她演着冬妮娅，台下她看着丈夫和导演越走越近。事业和婚姻，在同一时刻走到了分岔路口，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
可舞台上的掌声越响，张瑞芳心里的凉意就越重。
她不是看不出来，金山和孙维世之间的那股默契，那种只有彼此才懂的专注，是她很久没有在丈夫身上见过的东西。
事业登上了高峰，婚姻却走到了悬崖边，这其中的滋味，只有她自己清楚。
排戏的那段日子，张瑞芳其实也不是没有察觉。
她几次想找金山好好谈谈，可每次话到嘴边，看着他忙进忙出的身影，又把话咽了回去。
她不是没有自尊，也不是忍气吞声，她只是觉得，有些事，摊开说了，反倒更难看。
她想过去找金山好好谈一场，把话说开，也想过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日子糊弄下去。
可话到嘴边，她终究还是咽了回去。一个女人一旦看穿了另一半的心，就再也回不到从前。
有些话，一旦挑明，就再也收不回来。
那段时间，张瑞芳的日子并不好过。白天排戏，她要强打精神；晚上回家，屋子里冷冷清清。
她不是没有委屈，可她始终把这份委屈咽在肚子里，不肯在人前露出来。
她想着，日子再难，总得自己扛。
她只是沉默着，等着那个最难的时刻，一点点靠近。
[四]【一句"我退出"，她亲手结束七年婚姻】
张瑞芳没有闹，没有撕破脸，甚至没有对外人多说一个字。她只是找了个安静的晚上，把金山约到一边，开了口。
那几天，北京秋意渐浓，院子里的梧桐叶子落了一地。
张瑞芳坐在窗前，把前前后后的事想了一遍又一遍。她想，这段婚姻走到这一步，恐怕真的没有回头路了。
心不在这儿的丈夫，留下人，也留不住心。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干脆放他走。
她说："要是你们是认真的，我就退出，成全你们，也免得别人说长道短，影响工作。"
金山不置可否，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
张瑞芳见他这个样子，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她没有再追问，也没有哭闹，只是转身走了。
守着一个人心早不在这儿的丈夫，又有什么意思？与其让三个人都陷在泥沼里，不如她先放手，把体面留给自己，也留给他。
这个决定，对她来说并不轻松。七年的感情，说放就放，谈何容易。
可越是放不下，她越知道，这一步，必须得迈出去。拖得越久，伤得越深，不如一刀两断，各走各路。
第二天，她正式向支部递交了离婚申请。支部书记找她深谈了一场，见她主意已定，最终还是点了头。
1950年6月，张瑞芳和金山办完了离婚手续，七年的婚姻，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离婚的事传开以后，有人替张瑞芳抱不平，也有人等着看她的笑话。她都没有理会。
组织上找她谈话，问她以后的打算。她想了想，说想去上海，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周恩来后来对张瑞芳说过一句话：去上海吧，做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这句嘱托，张瑞芳记了一辈子。
同年10月14日，金山和孙维世在北京的青年宫，举行了结婚典礼。
孙维世执意要嫁，谁也拦不住。婚礼上，孙维世一直盼着"妈妈"能来，直到邓颖超现了身，她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而张瑞芳，在办完离婚手续之后，主动向组织提出，调离北京。
组织上原本就有安排，调她去上海电影制片厂。
那天，她收拾好行囊，登上南下的火车，把一整个北京城、那个让她爱过也伤过七年的舞台，统统留在了身后。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窗外的景物一点一点后退，没有人知道，等待这个女人的，究竟是解脱，还是更深更长的孤独。
而此刻留在北京的那对璧人，婚礼的热闹才刚刚散去，一段谁也承受不起的风暴，正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