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资料：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藏枢密院档案 SP 系列、西芒卡斯档案馆（Simancas）西班牙驻英使臣往来函件、Historic Royal Palaces 官方史实记录、William Camden《Elizabethii Annales》（1615）、John Strype《Annals of the Reformation》、牛津《国民传记辞典》（ODNB）伊丽莎白一世词条、莱斯特伯爵Robert Dudley书信集（Burdett 编）。
1558年11月17日，玛丽一世在伦敦圣詹姆斯宫病逝。
同一天，二十五岁的伊丽莎白·都铎在哈特菲尔德庄园接到枢密院送来的继位诏书。
后世史学家把这一天视作都铎王朝后半段的起点，也视作英国近代早期最漫长一段统治的开端。
玛丽一世留下的摊子并不体面。
五年统治期间，天主教复辟引发的宗教审判在伦敦、牛津、剑桥三地烧死近三百名新教徒，民间由此留下"血腥玛丽"的记忆标签。
1558年初，英国在加莱的最后一块欧陆据点被法国攻陷，英格兰自此彻底丧失自百年战争以来留在欧洲大陆的领土。
国库空虚，对法战争的军费账单堆积在财政署案头，苏格兰与法国的王室联盟正在北边对英格兰形成压迫。
继位当天，伊丽莎白写给伦敦市市长的第一道谕令里，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她将自己视作"神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这句话不是修辞。
在十六世纪的政治逻辑里，君权来自神授，君主本人就是国家。
她的婚姻、她的身体、她的继承人，全都不是私事。
从1558年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格兰与爱尔兰四十五年零四个月。
这四十五年里，欧洲各国王室向她递过正式求婚书的男性至少有六位，本国议会先后四次以集体请愿的方式要求她择婚。
她身边始终站着一位名叫罗伯特·达德利的男性，从她登基第一天起担任御马官，1564年受封莱斯特伯爵，直到1588年死在前往巴克斯顿温泉的路上。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被西班牙使臣、法国驻英大使、枢密院成员、宫廷侍从在书信里反复记录。
但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嗣。
王位最终传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也就是后来的詹姆士一世，都铎王朝的血脉在她这里终结。
后世围绕这段历史，写过无数个版本的解释。
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必须回到具体的年份、具体的文件、具体的楼梯和具体的信件里去。
【一】都铎囚笼里长大的继承人：1533—1558
伊丽莎白1533年9月7日生于格林尼治王宫。
她的母亲是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安妮·博林。
亨利八世为了迎娶安妮·博林，单方面与罗马教廷决裂，建立英国国教会，自任国教会最高领袖。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带着政治赌注，赌注的核心是男性继承人。
安妮·博林生下的是女儿。
两年多时间里，安妮再次怀孕但流产。
1536年5月19日，安妮·博林以通奸、乱伦、叛国的罪名在伦敦塔的绿地被斩首。
起诉书里的罪名在现代史学界普遍被认为是政治构陷，但在当时，判决一旦生效，伊丽莎白立刻失去合法身份。
议会通过《第二次王位继承法案》，宣布伊丽莎白与她的姐姐玛丽同为私生女，剥夺王位继承权。
那一年她两岁八个月。
童年阶段的伊丽莎白，在几座王室庄园之间辗转。
负责她教育的是剑桥毕业生罗杰·阿夏姆，这位人文主义学者给她打下的语言底子，让她能够直接阅读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原文文件。
她后来处理外交文书时，习惯亲自用拉丁文起草回函，不经秘书代笔。
这套能力在十六世纪的君主里并不常见。
1547年1月28日亨利八世去世，爱德华六世继位。
亨利八世临终前通过第三次王位继承法案，把玛丽和伊丽莎白重新写回继承序列，顺序排在爱德华六世之后。
但法案同时保留"私生女"的法律标签，这个标签在后来的婚姻谈判里反复成为把柄。
1553年7月，爱德华六世死于肺结核，年仅十五岁。
临终前他试图绕过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把王位留给简·格雷郡主。
这场政变只维持了九天。
玛丽一世在东英格兰贵族支持下率军进入伦敦，简·格雷被关进伦敦塔。
伊丽莎白当时站在玛丽这一边，随同玛丽一起进入伦敦。
但这种同盟没有持续多久。
玛丽一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554年初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成婚。
这场婚姻在英国国内极不受欢迎。
1554年1月，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在肯特起兵，打出的旗号是反对女王与西班牙联姻。
叛乱的公开目标里包含推翻玛丽、拥立伊丽莎白。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伊丽莎白参与了怀亚特叛乱的策划。
但玛丽一世的枢密院不这么看。
1554年3月18日，伊丽莎白被押进伦敦塔，关押地点是贝尔德塔（Bell Tower）。
她进塔那天下着小雨，在塔门外的石阶上坐了很久，拒绝走进那道铁门。
这一幕被伦敦塔副官的记录留存下来。
伦敦塔不是普通监狱。
1554年之前，简·格雷和她的丈夫吉尔福德·达德利——罗伯特·达德利的亲哥哥——刚刚在塔内被处决。
伊丽莎白在塔里关押了两个月，没有经过正式审判。
1554年5月22日，她被转移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庄园软禁，看守由亨利·贝德福德负责。
伍德斯托克的软禁持续了将近一年。
期间她的书信被拆检，访客需要枢密院批准。
1555年4月，在腓力二世的干预下——这位刚刚与玛丽成婚的西班牙国王出于外交平衡考虑，不希望伊丽莎白死在软禁里——她被召回伦敦。
回到宫廷之后，她依旧处于半监控状态，直到1558年玛丽一世健康恶化。
这段经历给伊丽莎白留下两条清晰的行为底色。
第一，她不再信任任何靠近王位的人，包括血亲。
第二，她习惯把真实意图藏在多层表态之后，对外释放互相矛盾的信号，让对手无法判断她的下一步。
这两条底色，在她后来四十五年的婚姻谈判里反复出现。
【二】1562年那场天花与女王的面具工程
继位头三年，伊丽莎白的身体状况在公开记录里一直被描述为健康。
1559年她主持召开第一次议会，通过《王权至上法案》和《统一祈祷书法案》，重新确立新教为国教。
1560年，她的首席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与苏格兰新教领主签订《爱丁堡条约》，法国从苏格兰撤军，北边的威胁暂时解除。
转折发生在1562年10月10日。
那一天伊丽莎白在汉普顿宫突然发高烧。
起初宫廷医生判断是普通感冒，到10月11日，诊断结果出来：天花。
十六世纪的天花没有疫苗，没有有效治疗手段。
感染后能否存活，全凭个人体质。
幸存者脸上留下永久性痘坑，皮肤大面积结痂脱落，头发成片脱落。
1562年10月的这场病，把二十八岁的女王逼到死亡边缘。
高烧持续七天，枢密院已经开始讨论继位方案。
10月中旬的一份枢密院备忘录里，大臣们争论如果女王驾崩，应由谁摄政。
伊丽莎白活下来了。
代价是面部留下密集痘坑，前额、双颊、下巴皮肤凹凸不平；头发成片脱落，需要长期佩戴假发。
牙齿也在这场病之后开始出现问题。
这件事直接决定了她此后四十年的公开形象策略。
都铎时代的西欧贵族审美体系里，皮肤白皙是阶层身份的硬指标。
长期在户外劳作的农民和工匠皮肤偏深，宫廷贵族以足不出户为贵。
女王需要在臣民、外国使节、贵族面前呈现一个无瑕疵的君主形象。
天花留下的痘坑不能暴露在公开场合。
她使用的粉底在当时有专门的名称，叫"威尼斯白粉"（Venetian ceruse）。
原料是碳酸铅白，研磨成极细粉末之后，兑入白醋、玫瑰水和少量动物油脂，调成膏状。
这种白色膏体涂在脸上，可以把痘坑完全遮盖，让面部呈现瓷器一样均匀的惨白。
口红用朱砂，腮红用红色染料兑鸡蛋清。
威尼斯白粉的毒性，十六世纪的人已经有零散观察。
铅通过皮肤长期吸收，会损伤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牙齿。
现代医学研究一致认为，伊丽莎白一世晚年的牙齿大面积脱落、慢性腹痛、情绪波动，与长期使用含铅化妆品存在直接关联。
但在当时，没有替代产品。
整个欧洲的宫廷贵妇都在使用同一种东西。
假发是另一项必需品。
天花造成的脱发无法逆转。
宫廷档案记录，伊丽莎白一生囤积了大约八十顶假发，颜色以红色、金红色、赤褐色为主——这是都铎王室偏好的发色，也是她父亲亨利八世肖像里的发色。
每顶假发由专门的假发侍从保管，梳齿、发网、发胶都有固定配置。
公开场合，假发是固定礼仪的一部分。
这里需要把一个常见误解拆开。
后世很多通俗读物把伊丽莎白描述成"为了爱美而自愿中毒"。
这个说法不成立。
铅粉和假发在她身上不是私人化妆品，而是君主公开形象工程的组成部分。
1562年之后，她的肖像画发生明显变化。
1559年的肖像里，她面部线条自然，没有明显粉底痕迹。
1563年之后的所有官方肖像——包括1575年的"凤凰肖像"、1588年的"无敌舰队肖像"——面部都是均匀惨白，眼周和颈部出现明显的白色粉底与自然肤色的分界线。
画师把这条分界线也画进了正式肖像，说明这是被宫廷认可的标准形象，不是私下的妆容。
外国使节在报告里反复提到一个细节：他们觐见女王时，看到的永远是涂满白粉、戴着假发的形象，从未有人见过女王的素颜。
法国驻英大使富尔克诺瓦在1581年的一封报告里写：女王面部那层白色已经厚到可以看出裂纹，嘴唇上的口红盖过了自然唇色。
这套形象工程背后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假发的人发原料从威尼斯、佛兰德、波罗的海沿岸进口，每顶假发的成本相当于一个普通伦敦工匠半年的工资。
白粉、玫瑰水、腮红膏由专门的王室药剂师按月配制。
这笔开销在王室财政记录里单列在"王后私用"科目下——尽管伊丽莎白终身未婚，这个科目名称一直沿用。
【三】全欧洲的求婚信与那位不能嫁的御马官
继位第一天，伊丽莎白就任命罗伯特·达德利担任御马官（Master of the Horse）。
这个职位负责王室所有出行、马匹、仪仗，品级不算最高，但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入王宫内廷，随时见到女王。
罗伯特·达德利1532年6月24日生于伦敦，比伊丽莎白大一岁。
他的父亲是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也就是1553年推动简·格雷篡位的核心人物。
政变失败之后，老达德利被处决，罗伯特·达德利和他的哥哥吉尔福德一起被关进伦敦塔。
关押期间，伊丽莎白作为玛丽的妹妹，也被押进同一座塔。
两个人在塔内是否直接见过面，史料没有明说，但共同的牢狱经历，构成了他们此后关系的基础。
1555年达德利出狱，1557年在法国加莱战场立功，恢复部分贵族身份。
伊丽莎白继位之后，他的地位迅速上升。
1559年，女王授予他封爵；1560年之前，他已经拿到包括伦敦附近多处庄园在内的土地赏赐。
西班牙驻英大使菲利亚在1559年给腓力二世的报告里写：女王对待达德利的态度，已经超出普通御马官应有的范围。
问题在于，达德利是有妻子的。
他1550年与艾米·罗布萨特成婚，这门婚事是他父亲安排的政治联姻。
艾米·罗布萨特是乡绅家庭出身，在宫廷里没有位置，长期住在牛津郡卡姆诺庄园（Cumnor Place），不随丈夫进入伦敦。
1560年9月8日，星期天，艾米·罗布萨特被发现死在卡姆诺庄园一段楼梯底部。
脖子骨折，头部有两处外伤。
那天阿宾顿镇有集市，庄园里大部分仆人被她打发去赶集，现场只有她一个人。
验尸陪审团在1561年8月1日出具正式结论：意外坠楼（misadventure）。
陪审团由当地绅士组成，结论写的是艾米独自在房间时从楼梯顶端失足坠落。
但这个结论在当时没能压住流言。
伦敦民间迅速传开一个版本：女王和达德利合谋杀害艾米，为他们结婚扫清障碍。
没有任何司法证据支撑这个版本。
现代史学界对这件事有三种推测：意外坠楼、乳腺癌引发的病理性骨折后跌倒、抑郁自杀。
验尸报告原件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编号 KB 9/1073/f.80。
无论真相是哪一种，流言已经形成既成事实。
艾米死后，枢密院明确反对伊丽莎白嫁给达德利。
反对的理由有三层。
第一层，谋杀流言会摧毁君主威望。
第二层，达德利的父亲是篡权者，达德利本人在贵族圈里根基不深，扶他上位等于制造新的权臣。
第三层，也是最现实的一层——1560年前后，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已经在法国宫廷长大，1559年与法国王太子弗朗索瓦成婚，一旦玛丽以天主教徒身份主张英格兰王位，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会立刻响应。
女王此时结婚，必须优先考虑外交平衡。
整个欧洲的求婚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涌进威斯敏斯特宫。
第一位正式求婚的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他在玛丽一世去世之后三个月，通过驻英大使正式向伊丽莎白求婚。
这门婚事的政治意图很清楚：把英格兰重新拉回天主教阵营。
伊丽莎白以宗教信仰不同为由拖延，1559年底正式回绝。
第二位是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儿子。
求婚谈判从1559年春天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1567年。
谈判期间，英格兰与西班牙关系时近时远，伊丽莎白把这桩婚事当作对西班牙施压的筹码。
谈判卡在宗教问题上：查理大公坚持要在伦敦保留私人天主教堂，伊丽莎白的枢密院坚决不允许。
1567年，这桩婚事正式告吹。
第三位是法国的安茹公爵，后来的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
1570年代中期，这桩谈判持续了将近十年。
对方比伊丽莎白小二十多岁，外形上有明显缺陷——宫廷记录提到他鼻子上有赘疣，伦敦街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青蛙"。
伊丽莎白一度在公开场合戴过他送的戒指。
1581年，这桩婚事最终在议会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取消。
除了这三位主要求婚者，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世、丹麦国王、萨伏依公爵都派过使团。
1559年和1563年，英国议会两次以集体请愿的方式请女王择婚。
请愿书存于议会档案，措辞恭敬但态度强硬：女王必须在三十岁之前成婚并诞下继承人，否则都铎王朝的继承合法性会出问题。
伊丽莎白对这些求婚者的处理方式高度一致：不直接拒绝，不正式答应，把谈判拉长。
每一次谈判都对应一个具体的外交节点。
与奥地利大公的谈判升温时，是英国需要向西班牙示好；与法国公爵的谈判升温时，是英国需要牵制西班牙。
婚姻谈判在她手里是外交工具，不是终身大事。
但她和达德利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正切断。
【四】1560年那道楼梯之后的十年拉扯
艾米·罗布萨特死后，达德利没有再娶。
他在伦敦宫廷的地位不降反升。
1561年到1564年，枢密院的反对派曾经私下讨论过一个方案：让女王嫁给外国王公，同时把达德利外放到爱尔兰或荷兰，切断两人的日常接触。
这个方案没有被执行。
1562年10月伊丽莎白感染天花、病危期间，达德利日夜守在汉普顿宫。
根据当时的宫廷记录，女王在病榻上曾经对枢密院口头指定：如果她不治，由达德利担任护国主。
这个口头安排在她康复之后没有被正式追认，但所有枢密院成员都听到了这句话。
这件事让反对达德利的贵族意识到，女王对他的感情远比公开表现的深。
1564年，伊丽莎白正式册封达德利为莱斯特伯爵。
这个册封仪式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主持仪式的是 Pembroke 伯爵。
册封诏书里写的理由是"王室服务多年"。
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个爵位等于把达德利抬进了英格兰最高贵族圈。
册封之后，民间的流言没有平息，反而升级。
伦敦的酒馆、市集、教堂门口，开始流传一本匿名小册子，标题叫《莱斯特联邦》（Leicester's Commonwealth）。
这本小册子1584年首次在海外印刷，随后秘密流入英格兰。
册子里面把达德利描述成一个阴谋家，逐条列出他的"罪状"：策划艾米之死、图谋篡夺王位、在女王身边培植私人派系。
这本册子的真实作者至今没有定论，但它在英格兰的传播范围极广，后世史学家认为它很可能出自巴黎的天主教流亡者之手。
时间推进到1565年。
这一年议会第二次开会讨论继承问题。
议员们递交的请愿书措辞比1559年更激烈：女王已经三十二岁，按照十六世纪的生育标准，她留给婚姻和生育的窗口正在快速收窄。
枢密院的分裂在这一年公开化。
以塞西尔为首的一派主张女王尽快与奥地利查理大公完婚，理由是只有外国联姻才能压住国内天主教势力。
以诺福克公爵为首的另一派反对外国王公入主，主张女王从本土贵族中择婿，言下之意就是接受莱斯特伯爵。
两派在枢密院会议上争吵多次，没有结论。
外国使节在这一年的报告里写得很直接。
西班牙大使圭尔马在1565年6月写给腓力二世的密信里判断：女王本人倾向于嫁给莱斯特伯爵，但被枢密院和民间舆论死死按住。
法国大使馆的报告则认为，女王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只是在利用达德利和各国求婚者互相牵制。
1565年夏天到秋天，威斯敏斯特宫表面上一切如常。
宫廷舞会、狩猎、接见外国使团，礼仪一项不少。
私下里，枢密院开始整理一份秘密文件，主题是"女王所有可能婚姻选项的代价评估"。
文件分两个部分：嫁给本土贵族的风险，嫁给外国王公的风险。
每一部分都列出具体的法律后果、外交后果、国内政治后果。
这份文件由枢密院秘书威廉·戴维森牵头起草，1565年11月完成誊清本。
文件完成之后没有公开宣读，而是由塞西尔亲自送到女王的私人书房。
据戴维森后来在议会做证时的口述，女王在书房里独自读完这份文件，前后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期间侍从三次想进去添蜡烛，都被挡在门外。
1565年12月之后，伊丽莎白在婚姻问题上的公开表态发生了明显变化。
她不再对任何求婚使团给出实质性的承诺，不再回应议会关于择婚的请愿，也不再提升达德利的爵位。
奥地利查理大公的谈判依旧在外交层面维持，但所有见过女王的枢密大臣都察觉到，她对这桩婚事的兴趣已经消失。
而当那份写满了所有现实代价的密奏被合上，当女王把它锁进私人书房的柜子里，没有人知道她在那两个小时里究竟读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在此后将近四十年的统治里，她再也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完整解释过，自己为什么从此关上了婚姻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