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这部釜山电影节最新获奖华语纪录片，聚焦草原家庭与四千亩牧场的日与夜

中国纪录片导演杨波的首部长片《阿嘎日》获得了202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广角镜（Wide Angle）纪录片竞赛最佳国际影片奖——这是本届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的最高奖项，本届电影节也是釜山荣升“A类电影节”后的首届。在10部入围作品中，《阿嘎日》是唯一一部华语影片。这部纪录片以克制而富有油画质感的影像，将镜头对准了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一位年轻牧民的生活。釜山电影节选片人Kang Sowon将其形容为“一幅苦乐参半的21世纪内蒙古画卷、一部令人难忘的家庭剧”。

影片主人公阿嘎日是一名90后蒙古族青年。他曾在国际邮轮上担任娱乐经理，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在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后，选择辞职返回家乡，接手家族留下的四千亩牧场，立志成为一名“互联网时代的当代牧民”。影片记录了他在而立之年前后，如何在故乡、事业与家庭之间寻找生活的方向。这段漫长的观察，最终呈现出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功或失败的故事：阿嘎日既勇敢、热情，也曾迷失、冲动；既深深眷恋祖辈留下的草原，又不得不面对这片土地无法承载全部理想的现实，而始终支撑着他的，是他身边的女性。

“以前他是笑着说他爱，后来他是哭着说他爱。但这个爱没有变。”杨波这样描述阿嘎日对故乡的感情。在釜山国际电影节期间，导筒采访了《阿嘎日》导演杨波和制片人许晓菲，谈及这场跨越十余年的纪录片创作、摄影机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年轻人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尝试、出发与返回的故事。

一、多年跟拍：纪录片的起点与创作过程

导筒：《阿嘎日》是您的首部长篇纪录片，从2015年开始拍摄，历时约十年。最初是什么吸引您开始记录这个人物？

杨波：2015年，我在鄂尔多斯偶然认识了阿嘎日，当时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拍摄了一些内容，这些影像记录了阿嘎日意气风发的状态，后来这部分素材也剪进了成片里。到了2018年，许晓菲找到我，她看了当时的影像素材，觉得阿嘎日这个人物可以继续拍下去，我们就此开始合作。2018年，我们带着当时的短片素材参加了广州纪录片节的创投。真正第一次开机则是在2019年2月，影片开头的那段内容就是在当时拍摄的。直到2022年底结束拍摄，我们的拍摄大约持续了四年时间，之后是后期制作一直到今年，所以整部影片涉及的时间跨度超过十年，但真正拍摄的时间大约只有四年。

导筒：长期跟踪同一个人物的纪录片创作，让我想到NHK等专业纪录片机构的制作模式。但您作为一名独立导演，显然与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制作条件。这段拍摄是如何维持下来的？拍摄方式是怎样的？

杨波：这样的长期拍摄主要还是靠热爱，当然也要感谢制片人许晓菲努力找钱（笑）。我确实非常热爱纪录片，已经拍了很多年，但大部分都是短片。我一直渴望能够拍摄一个真正感兴趣的题材，把它作为我的第一部长片。阿嘎日身上的个人魅力，让我觉得他有承载这样一部作品的可能性。草原的景象也确实非常有代表性，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以及坑里的一头牛，只是这个画面就胜过千言万语。2019年我第一次正式到阿嘎日家拍摄时，就遇到了一个印象深刻的场面：他们家平坦的草原上有一个很突兀的坑，坑里困着一头牛，那头牛把头架在坑的边缘，就那么站着，阿嘎日则蹲在坑边呼唤那头牛。在那一刻，我就觉得阿嘎日与那头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虽然我们的拍摄持续了四年左右，但其实拍摄比不高，总素材大约在三百多个小时，其中还有大量他们的日常对话。我们的拍摄模式是：我每年去几次拍摄地，每次拍摄都取决于阿嘎日的行动。他有很多美妙的、但又有点异想天开的计划，而这些计划需要等待，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有时候，我是在等待他的计划，或者寻找某种变化。到了这样的节点，我才会去拍摄。素材量不多，我并不是特别赞成纪录片创作者始终不关机的理念。也许是我比较懒，我觉得适当地关机，机器休息一会儿，我也休息一会儿，可能会更轻松更能给自己蓄点力。当然，我并不反对别人采用一直拍摄的方式，只是我自己更倾向于这样工作。

导筒：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某些时刻，让您觉得拍摄无法继续，或者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杨波：现在的结尾是一个很物理意义上的经典结尾。但我们以前设想的结尾，是阿嘎日的梦想遭遇现实的挫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知道他的梦想里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现实的部分。就像我在映后交流中讲的，他身上的魅力，以及属于年轻人的那种热情，又非常珍贵。与此同时，我们又隐约觉得，他可能会被现实挫败。所以我们曾经认为，如果有一天拍到他遭遇现实的挫败，拍到他变成一个“中登”，那可能就是这部电影的结束。

许晓菲：其实一开始还有一个节点，就是“三十而立”。那时候阿嘎日27岁，我跟导演讨论过，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尝试，拍到他30岁那一天，看看他能不能真正“立”起来，最终结果虽然和我们想象的这个年龄节点虽然差不多，但也有微妙的差别。我们拍了四年，从2019年到2022年左右，结局比我们设想的更有力量更动人的多。

这个项目从立项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地希望它成为一部能够在电影院放映、被更多观众看到的纪录电影。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让镜头语言往电影化的方向发展，包括工业标准，也正是因为我们希望《阿嘎日》能够有更广泛的观众。导演在制作方面非常厉害，基本上一个人顶一个剧组。摄影、录音都是他，找到专业剪辑师之前，剪辑也由他完成。从3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中剪出22个小时的粗剪版本，这部分剪辑工作都是导演自己做的。虽然拍摄比不高，但很多重要的镜头都没有错过，而且拍得非常稳定。他从2008年毕业到现在，一直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导演，积累了十多年的纪录片创作经验。

杨波：因为现场实际上没有办法多加一个人。他们家在草原上，随便开出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蛮远的。我跟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吃喝拉撒都在一起，整个拍摄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二、如何讲述：影像、剪辑与观看的权力

导筒：在您认识阿嘎日的十多年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他生活在牧区，后来去海上工作，又选择回到草原，包括他最后的选择。您如何理解他不断变化的人生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您对他本人的认识发生过哪些变化？

杨波：其实我们拍摄了非常多他的采访，虽然最后没有放进影片。我所有的采访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逻辑，好像就那么几个问题，我持续地问了他四年：“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有没有后悔？”“你到底爱这片土地的什么？”“你以后还想做什么？”这四年里，真正让我感动的一点是：他的爱从来没有变过。

他刚回来的时候，在当地算是很有名的年轻人，他能够去国外工作那么多年，还做到了类似经理、高管的职位。回来以后，大家都认识他，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了不起。而且回归故土，在蒙古族文化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结。那个时候，他说自己有多爱这片土地，我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后来，当他在城市里真的变得焦头烂额、非常煎熬的时候，我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依然说他爱这里。只是那种爱变得非常沉重，非常痛苦。同样是一种爱，却有两种不同的气息和味道。以前他是笑着说他爱，后来他是哭着说他爱。但这个爱没有变。

许晓菲：我觉得阿嘎日这十多年的经历，和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很大的相似性。为什么一个住在四千亩草原上、家里只有一间小房子的年轻人，能够走到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甚至来到釜山参加国际电影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可以通过手机自学英语，认识很多外国朋友，也因此获得了去国外工作的机会。这当然是时代发展给普通人带来的好处，但互联网时代也有很多陷阱——阿嘎日以为自己什么都会，可实际上，他高中辍学，当他真的要创业、做企业、经营平台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荒诞的状况。

很多事情会以一种难以解释的方式结束了。我们试图去理解他几次创业不顺利的原因，背后可能有许多方面，或许也包括他缺乏复杂的商业经营经验。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双面性。尤其是2015年至2018年前后，中国有很多互联网创业的机会，很多人站在风口上挣到了钱。阿嘎日也是比较早的一批网络红人。他从互联网中获得了很多机会，但也逐渐遭遇了其中的陷阱。

导筒：我参加的那场映后交流中，有观众提到，《阿嘎日》有时给人一种剧情片的感觉。导演当时解释说，拍摄基本遵循纪录片的方法，不预先编写剧本，也尽量不介入人物的生活。但最终影片又采用了一种似乎让摄影机隐身的影像方式，观众不太会意识到导演的存在。这种处理是否也是为了让纪录片更具有电影感，让更多观众能够接受？

杨波：对，我们确实希望它更电影化。这是一部观察式拍摄的纪录片，我在拍摄的时候并不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是通过观察他们的神情来做我的镜头调度。在后期素材翻译回来后一点一点梳理出来故事的线索。不过，最终这个版本里还是加入了一些采访，也是我在拍摄的时候，阿嘎日和他的家人们在对我解释他们自己的时候说的话。我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把这种对着我说的话处理的有些像“自言自语”，让这些他们对着镜头的采访变得更像内心独白，来补充他们内心的情绪。

导筒：影片中有大量草原、牛羊、牧区生活的空镜，也有阿嘎日妹妹童年玩耍的片段。与此同时，影片还记录了阿嘎日在城市里的创业、直播和电商活动。这种不同的叙事线索是如何组织的？

许晓菲：其实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本身就会在城市和牧区之间来回。阿嘎日在城市里创业，有时候导演拍一段时间，觉得暂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就会回到草原，拍摄母亲的生活。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正反打。从阿嘎日这边，你看到的是他自己视角中的生活；到了母亲那边，又能看到母亲视角中的阿嘎日。城市和牧区也是影片里两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导演常在两个地方分别拾取不同时间的生活切片，最后通过平行剪辑，把它们组织在一起。而且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东西，就形成这种连接：比如阿嘎日在城市里跳舞，母亲通过手机看他跳舞，妹妹也跟着跳舞。智能手机这个元素可以把两个空间连接起来，让母子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也让我们的影像更加丰富立体。

导筒：影片保留了阿嘎日意气风发、热爱草原的一面，也呈现了一些可能引发争议的生活片段。这些内容可能让观众对他产生比较复杂的评价。在决定是否保留这些素材时，您有哪些考虑？阿嘎日和他的家人，是如何看待影片中呈现的这些内容的？

杨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让观众喜欢或者共情一个人，就需要展示他丰富、复杂的面相：每个人都不完美，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如果我不展示阿嘎日在城市里逐渐迷失、搞不清楚自己位置的状态，观众就很难真正理解他的处境。这种迷失其实很容易产生代入感。所以从塑造一个完整人物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些内容不能回避。阿嘎日和家人都能理解我的这种呈现结果，他年轻时确实缺乏责任感，后来随着生活的变化，他逐渐开始承担责任。母亲和妹妹看到这些内容，更多的是感动和怀念。关于阿嘎日，我觉得他很有勇气，他愿意承认那时候的自己确实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他的妻子塔娜，也能够理解那段生活，因为那就是他们共同经历过的事情。我真的非常感谢阿嘎日一家。他们非常开放，也非常包容。

许晓菲：我这几天一直和阿嘎日的母亲住在一起。她看完电影以后，跟我说了很多。她觉得，一个人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尤其是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人帮助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做不成。我觉得母亲非常通透。她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儿子做错了什么，而是能够理解他当时缺少帮助，生活也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一家人看待这部电影的方式，并不是觉得：“你们怎么把我们家不好看的一面都拍出来了？”而是非常珍视这段记录了他们生活的影像。母亲唯一有点抱怨的是，导演拍摄之前怎么不告诉她一声，让她梳一下头发、换一件好看的衣服，因为她还是很在意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

导筒：作为纪录片导演，拍摄和剪辑不可避免地包含您的选择与判断。我们最终看到的阿嘎日，一定是经过您的眼睛呈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您如何处理自己对于人物的理解，以及自己希望呈现的形象？

杨波：刚才你提到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考验。我经常跟朋友说，纪录片里很难看到坏人。不像剧情片，你可以随意写一个反派。但纪录片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很多面，有很多层次。我最后下定决心如此处理，还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真正打动观众，就不能只说片面的话。你要让观众更完整地体会到阿嘎日的勇敢、热情、善良，也包括他的迷失。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观众才能真正与他共情。从这一点出发，我反而解开了一些包袱，包括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所谓的伦理或道德问题。它上升到了我认为更高的一个维度：如何把这个人物拍得更加立体、更加有气息。你不能回避他的问题和缺点，因为这些问题和缺点，也是最后让他的命运产生动人力量的重要材料。

无论拍摄对象是谁，我的拍摄方式基本没有差别：不介入、不干预、不预设。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场景是：有一次，阿嘎日家的水井坏了，抽不上水，牛羊渴了很久，一天早上，一群安格斯牛把阿嘎日家的门堵住了，十几头黑牛围着一间小房子，屁股朝外，头朝着门，就那么站在那里，不肯离开。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有意思，于是到门外拍了一个全景。我拍着拍着，就给阿嘎日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家门都被牛堵了，你能不能出来安抚一下它们？”阿嘎日就出来很自然地跟牛说：“今天没水了，你们散了吧，下午就修，赶紧走吧。”

回想那一刻，阿嘎日也觉得那个画面挺好玩的，但是他平时就经常和牛说话，对他来说，这种事情可能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外来者，这个场景呈现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出来安抚牛，这算不算干预？算不算影响了事件？我觉得可以留给大家自己判断。他本来迟早也会出来，只是我可能让他提前出来了一点。

我觉得纪录片有时候容易陷入一种教条：还没开始拍摄，就先给自己绑上一堆规则，比如一定不能关机，一定不能干涉。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某种被称为“干涉”的行为，反而能够让人物更像他自己，让生活中的某个瞬间变得更加鲜明？如果一定要坚持摄影机必须完全不被察觉，那很多事情根本做不到。你每天扛着那么大的摄影机，拎着三脚架，跟在人家身后，怎么可能完全不影响他们？

导筒：所以您并不认为纪录片拍摄能够做到绝对不介入？

杨波：对，我的拍摄肯定会影响阿嘎日。周围的人都会知道，有一个人从几百公里外专门过来拍摄这个小伙子，对于一个相对偏远的村镇来说，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让更多人注意到他。这可能会影响阿嘎日的信心，也会影响他的母亲，甚至他后来开始拍抖音、成为网红，可能也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镜头前能够游刃有余地表达，原来有那么多人喜欢他。这些影响都是可能存在的，我一点也不回避。

在拍摄过程中，我特别喜欢使用三脚架。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会背着三脚架去。因为三脚架能够让摄影机保持在一个接近人眼的高度。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合适的观察视角，也是最适合我的拍摄情绪，而且它能让我更加沉浸在画面里。这可能也是学画画留下来的执念。我希望镜头有种凝视感。我特别相信人的联想能力。当你静静地看着一个画面，慢慢地看，你会从中读到很多信息。但是当然，三脚架就更能够让人意识到镜头的存在了。

三、离开之后：故事的终点与新的起点

导筒：影片中，除了阿嘎日之外，其他主要的拍摄对象似乎都是女性，包括他的母亲、妹妹、妻子，以及女儿。您是如何在长期拍摄中逐渐发现这些女性人物的重要性的？为什么最终决定将她们之间的相互扶持，作为影片的重要线索？

杨波：他们关系非常深厚，这可能因为他们相依为命、生活条件艰难，也可能因为孤独所以互相依赖。

第一次正式拍摄的时候，我就觉得母亲一定是阿嘎日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人物。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我在拍阿嘎日的同时，也花费了差不多同样多的精力去拍摄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妹妹。妹妹小时候非常淘气，很有能量，经常过来捅我的话筒，或者突然从背后撞我。她当时才两岁左右，我一直拍到她五六岁。这些孩子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对自然和生活的感受也很不同。比如阿嘎日的女儿在城市里长大，到了草原，面对一些动物时就会觉得害怕。但妹妹从小在草原上生活，对这些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我在拍阿嘎日的时候，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我觉得他是一束光，一束狭小的、明亮的、温暖的光，当我逐渐拍他，才渐渐发现这束光背后有一道更大更亮更温暖的光，是他妈妈、妻子和妹妹、女儿，她们包裹住了阿嘎日。

导筒：影片最后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结尾。您为什么选择以这一幕结束电影？

杨波：我觉得他最后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我们原本考虑过用他前后十年的两段采访作为结尾。一段是年轻时充满自信地说自己有多爱这片土地，另一段是经历挫折后，哭着说自己仍然爱着这里。但最后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用语言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他最后的选择，这个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如果让观众自己去理解这个决定，会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

导筒：这次影片来到釜山，对阿嘎日和母亲来说，似乎也有特别的意义？

杨波：阿嘎日以前做海员的时候，釜山是一个很重要的停靠港。他经常和海员朋友在这里上岸休息一两天。所以当我们告诉他，《阿嘎日》要来釜山国际电影节放映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那地方我熟，有几个夜市特别好。”他还记得港口的位置。如果有机会，他希望我们带母亲去看看大海，看看他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这是阿嘎日的母亲第一次离开草原、第一次去北京——因为要办签证，也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看到大海。她看完电影后跟我说，她感觉自己是来见儿子的。我听到这句话也非常感动。因为对她来说，来釜山不只是参加电影节，也不只是旅游。她通过电影看到了儿子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也看到了儿子人生中一些她没有亲眼经历的时刻。她说自己仿佛是来见儿子的。这也是这部电影带给我最大的收获之一。能够把母亲和妹妹带到这里，让她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她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出国，也因为这部电影有机会去北京。虽然旅途中有晕车等各种困难，但我觉得这短短几天，对她们来说可能像一场梦。回去之后，她们还会慢慢消化这些经历。

导筒：《阿嘎日》这次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呈现了非常具体的蒙古族牧民生活和草原社会的变化，但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韩国观众也产生了强烈共鸣，甚至看得泪流满面。您如何理解这样的故事在不同国家的观众之间产生的连接？

杨波：我认为《阿嘎日》呈现的是当代年轻人普遍面临的生活困境与抉择，每个年轻人都热血、激情，却也都会在不同领域遇到问题。阿嘎日遇到的问题发生在牛羊和草原之间，但本质上也涉及事业、人生选择，以及一个男人如何成为丈夫、成为父亲，如何作为一个儿子面对自己的母亲。同样，也涉及一位母亲如何对待身处困境的儿子，一位妻子如何面对陷入困境的丈夫。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许晓菲：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内部试映，邀请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语言背景的朋友来看。有一位印度女孩看完之后说，她感觉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某个叔叔，法国的朋友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很多人都能从影片中看到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包括韩国观众，可能也会在母亲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我觉得真正能够连接不同观众的，是人物内在的精神。他们在不那么舒适的自然环境里生活，却有很强的韧性，彼此之间也非常紧密，能够一起承担很多困难。还有一些年轻观众看完电影后说，他们非常理解阿嘎日，甚至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安慰，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原来一个人可以做错事情，可以走错人生的路，然后重新开始，这部电影给了他们很多勇气。

导筒：影片接下来有没有计划在中国进行更大范围的发行，比如进入院线？

杨波：这几天我们在抖音上发布了一些内容，很多来自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观众都在问，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影片对于蒙古族观众来说，可能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感力量，这种情感也不只属于蒙古族观众，而是能与更多人形成连接。之前我们做蒙古语校对时，找过一位当地的年轻人帮忙。因为他非常熟悉当地的语言，能够听懂母亲说的很多方言表达。校对完成以后，我告诉他工作已经结束了；他问我，能不能让他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不是为了校对，只是作为观众看。看完之后，他说要下楼打个电话，过了四十多分钟他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两眼通红，说自己刚刚给家人打了很久的电话。这部电影令他想到很多，百感交集。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会释放出一种特别的情感力量，不只是连接蒙古族的文化背景，也连接一种普遍的当下处境。

许晓菲：关于上映，肯定有这个期待，我们正在努力。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这是一部能够在电影院里放映的纪录电影，所以无论影像方式还是制作标准，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影片也已经取得了公映许可证，具备了基本的发行条件，接下来还需要寻找合适的发行机会。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访谈、撰稿：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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