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广州沿江这条夜场街上，做场子的女人不多，一九九三年三月。
后半夜两点，二楼走廊上码着一排空酒瓶，穿马甲的服务生端着托盘在包间门口候着。
一楼大厅收银台后头站着一个女人，叫程姐，四十一岁。这层楼的场子她管了九年：二十三个包间，三十二个服务生，六个看场的，两个调音的，台上那支乐队一晚上三百块。
场里人管她这一行叫听场子。哪一间喝多了，哪一桌要拼台，台上该换哪一支曲子，她站在收银台后头，耳朵不用抬就知道。
推荐她来的是加代。九零年霍老板这间场子开张，加代一句话，把她从别家调过来。
再往前数两年，一九八八年冬天，加代在广州一场事上被人堵在后巷。是程姐半夜从后门把他带出去的。出门那阵风大，她把自己那件外套脱下来给了他。衣服后来加代让人洗了还回去，这件事他一直记着。程姐手腕上那只表，是那年加代给场子里的人一人一只买的，一只一百二。
三月十号夜里十一点，大门进来一拨人。
走在前头的是麦启明，三十七八岁，一身新西装，袖口上那截白线还挂着。他身后跟着六个人，抬着两只空纸箱。
他是这间场子的新二东家。半个月前，霍老板把三成的股让给了他，人还在海南。
“程姐。”麦启明说。
“麦老板。”
“墙上那七块牌，摘下来。”
“霍老板知道你今天摘牌。”程姐说。
“他让我看着办。”
“三成的股，办这么大的事。”
“程姐。”麦启明说，“你管的事太多。”
程姐站在收银台后头没动。台子边上坐着两个结单的客人，都回过头看。
“那是七个老人的名。”
“我知道。”麦启明说，“这儿以后不留老人。”
六个人踩上凳子，把那七块黄铜名牌一块一块从墙上起下来。钉眼留在墙上，七个黑点。牌子上的字是外头刻的，一个字五毛。牌子丢进纸箱，闷响一声。
“轻点。”程姐说，“那是黄铜的，磕一下就瘪。”
“程姐，你别管我们。”六个人里有一个回头说。
“摘完把钉眼给我糊上。”
“糊上做什么，反正也要刷墙。”麦启明说。
后门开了。加代进来的时候，马三跟在他后头。
他没往前走，站在大厅靠墙那排沙发上。
“加代。”程姐叫了一声。
麦启明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又转回来。
“要不要先递个话。”马三问。
“不用。”加代说，“当面说。”
“这七个人留下。”加代说。
“我这儿不养闲人。”麦启明把手里那张单子抽过去，塞给旁边的人，“场子里的事，外头的人插不上嘴。”
他回头冲台子边上那两个客人笑了一下：“往后这儿我说了算。”
大厅里坐着满满一屋子客人，走廊上服务生端着盘子来回走。加代没动，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这地方一动手，第二天整条街都知道这间场子打起来了，客人不来，程姐的位子更坐不住。
“七个人的工钱呢。”程姐说。
“明天来拿。”麦启明说。
“明天他们进不了这扇门。”
“那就今天。”麦启明从兜里摸出一沓钱，“一人二百，多一分没有。”
“半个月的工钱不止二百。”
“程姐。”麦启明说，“你要替他们说话，你还站在这儿。”
十一点半，加代在靠墙那张沙发上坐下来，让程姐端了一壶茶。
“八八年那件外套，你收哪儿了。”
“柜子里。”程姐说，“我穿太大，一直没上身。”
“七个人是谁。”
“三个领班，两个看场的，两个铺台的。”程姐说，“最久的干了十一年。”
“他为什么先摘牌子。”
“牌子一摘，人就回不来了。”程姐说，“这行认牌子，不认人。”
“他给没给他们东西。”
“一人一个信封。”程姐说，“二百块。”
“你为什么不走。”
程姐把茶壶放下。
“我是管事的。”
“他要用谁。”
“从东莞带来一拨，八个。”程姐说，“前天到的，住在后头那条巷子的旅社里。”
“钥匙呢。”
“二十一把是他们自己的。”程姐说，“包间的总钥匙两把，一把在我这儿，一把在霍老板手上。”
“一把开几间。”
“二十三个包间，一把全开。”程姐说，“我来那年霍老板给我配的，九年没换过。”
“一晚上走多少。”
“包间一晚八百，散台不算，酒水另算。”程姐说，“一箱啤酒三十六块，卖十块一瓶。台上那支乐队一晚上三百。”
“他抓什么。”
“抓排班，抓钥匙，抓单子。”程姐说，“排班在他手上，人就得听他的。”
“客人认谁。”
程姐抬了一下眼睛。
“认我。”
程姐把茶壶往他那边推了推。
“怎么个认法。”
“上礼拜有一桌喝多了，掀了两只杯子。”程姐说，“我没喊人，走过去给他倒了一杯，说这杯算我请。人就坐下了。”
“他懂不懂这个。”
“他不懂。”程姐说，“客人一闹，他先躲到后头。”
“这七个人现在在哪儿。”
“两个在门口蹲着，三个回宿舍了。”程姐说，“还有两个在对面小馆子里坐着。”
“霍老板什么时候回来。”
“他在海南看地。”程姐说，“说是一个月里回不来。”
“他知不知道摘牌子的事。”
“他只知道让了三成的股。”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打过两回。”程姐说，“头一回他说让我等，第二回没接上。”
“客人认不认新来的人。”
“不认。”程姐说，“昨天晚上有一桌客人问我，程姐你是不是要走。”
“你怎么回的。”
“我说不走。”
“那你今天还按那张单子。”
“我按一个，他们七个一人补五十。”程姐说，“不按，信封里就只有二百。”
“补五十这事是他说的。”
“他当着那七个人说的。”
“今天补了，明天他认不认。”
“不认。”程姐说，“可今天他们等着这五十。”
加代把茶杯搁回桌上。
“还有一样。”马三在旁边说，“他今天下午把收银台那只抽屉换了锁，钥匙挂在他自己裤腰上。”
“场子里原来那六个看场的呢。”
“两个跟他。”马三说，“剩下四个站在边上看着，谁也没动。”
“他们手里有没有家伙。”
“没带。”马三说，“棍子、凳子腿，都是场子里顺手拿的。”
麦启明这时候从办公室那边回来了，手里多了一只小铁盒。盒盖一掀，是一盒印泥。
“印泥是新开的。”程姐说。
“新买的，三块钱一盒。”麦启明把一张纸搁在收银台上，推到她面前，“七个人不来了，得有一张离场的单子。你是管事的，你按一个。”
“他们自己会按。”
“他们人呢。”
程姐没说话。那七个人从今天起进不了这扇门。
“按。”
台子边上那两个客人站着没走，服务生在旁边候着。程姐把手伸出去，右手大拇指在印泥上沾了一下，按在那张纸的右下角。指头上那点红，她在围裙上蹭了两下才蹭掉。左手拇指的指甲是断的，开门锁磨的，缺了一整道边。
三月十一号夜里，麦启明又来了，手里又是一张纸。
“七个人的柜子清了，东西都拉走了。”他从兜里掏出二十一把钥匙，一把一把摆在收银台上，“这是七个人交上来的。交接单，你经手的，你按一个。”
程姐看了一眼纸上那几行字，把手伸出去，又按了一个。她按完把钥匙往台面当中推了推。
“还有你手上那一把。”
“这一把是霍老板给的。”
“霍老板在海南。”麦启明说，“这一班的班你排完，后天起不用你排了。”
那天下午，加代让江林去请场子里三个老师傅出面说和。
老康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管酒水库，五十六岁，在这行干了三十年。
“他忙。”老康说，“我们仨在他门口站了四十分钟。”
“他原话怎么说的。”
“他说这事跟师傅们没关系。”
“场面上的人怎么说。”
“没人说话。”老康说。
“老康。”加代问，“你在场子里多少年。”
“三十年。”老康说，“比他岁数都大。”
加代点了一下头，没再问。
三月十二号夜里三点，程姐从后门出来。两个看场的堵在门口。
“程姐，麦老板说了，场子里的东西不能往外带。”堵在门口那个说。
“我身上哪一样是场子的。”
“你手上那只表。”
“那只表是我自己的。”程姐把手腕往回缩了缩。
“谁作证。”
程姐把手抬起来，让他看了一眼表带上那道缝过的针脚。那个人没看，伸手把表从她腕子上撸了下来，摔在地上，鞋底碾了两下。表盘上碾出一圈细纹，表带断开一截。
程姐蹲下去，把表从地上捡起来，用袖子把表盘擦了两下，没擦净。
回到家，她坐在灯底下，拿一块软布把表盘擦了又擦，擦到那圈细纹里一点灰都没有了，又把那条缝过的表带抽出来，顺着原来的针脚重新穿了一遍，戴上，扣在原来那个扣眼上。
后半夜十一点，后楼梯上出了事。
两个被辞的老人回来取柜子里的东西。麦启明的两个人在楼梯上拦着，一个伸手一推，走在头里的那个从三级台阶上坐了下去。
丁建站在楼梯拐角。
“让开。”
那两个人没让。丁建上去一步，左手按住前面那个的肩膀下压，右手把后面那个的胳膊别到背后，两个人一前一后倒在台阶上。
“东西拿完，人从后门走。”丁建说。
两个老人抱着纸箱下来。
“清完了。”走在头里那个说。
“清完就走。”丁建说。
配电平间在二楼走廊尽头。铁门半开着，里头一排铁闸。
程姐站在总闸前面，右手已经抬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