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院子里停车的规矩，是十一年前定下的，一九九一年四月。
早上七点，院子里的车排了三排，二十来台，车头一律朝外。
调度室窗口底下站着一个女人，三十八岁，右肩膀比左肩膀高一块，那是十一年夹话筒夹出来的。左手腕上一只男式表，表盘比她的手腕大一圈。
她叫沈桂芳，在这个站里调度了十一年。站里十四条线，最远的一条到汕头，跑一趟四天。
一九八六年冬天，加代一辆车在半路抛了。是沈桂芳在站里替他喊了一台车出去接，还把站里那只备用胎先给了他。那只胎后来加代还回来了，钱她一分没要。
七点半，一辆小车开进院子。常万山从车上下来，四十多岁，白色的确良衬衫。
他是这个站的新承包人，上任十天。
“常老板。”
“沈调度。”
“今天十条线，六台车出。”沈桂芳说，“三台去广州，两台去梅州，一台去汕头。”
常万山走到窗口前头，伸手把她手里那本本子抽了过去。
“这个本子你不用拿了。”
院子里站着二十来个司机，都转过头看。
沈桂芳两只手垂下来，站在窗口底下，没说话。
“桌子搬出去。”
两个人抬着那张调度桌从调度室里出来，桌角磕在门框上，抽屉掉在地上，里头的东西撒了一地：一只搪瓷杯，两截粉笔，一把卷尺，一沓裁好的纸。
“桌上那些是谁的。”常万山问。
“卷尺是我的。”沈桂芳说，“粉笔和纸是站里发的，搪瓷杯是我自己从家里带来的。”
“你自己的收走。”
沈桂芳蹲下去，把卷尺和搪瓷杯捡起来，抱在怀里。
新桌子抬进去，摆在窗口底下，油漆还是新的。
常万山把墙上那块写着沈桂芳三个字的木牌起下来，扔进一只纸箱。他又从抽屉里把调度黑板上的粉笔字擦了一半，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块黑板管着十四台车的去向，从这天起归他了。
加代那天早上是来拉货的。他自己有一批货在站里等着发广州。马三跟他一起来的，这会儿正靠在车门上。
“她的工钱先给结了。”加代说。
“人不用了，工钱就没这个说法。”常万山把办公室的门掩上一半，隔着门说，“她的事你少管。”
院子里站着二十来个司机，还有来拉货的货主。加代站在院子当中，两只手垂在身侧。这场子里的司机中午就要出车，一动手，当天十四条线全停，停的是别人的货。
加代往里走了两步，站在窗口底下。
“站里一个月出多少车。”
“顺的时候一百二十趟。”沈桂芳说，“一台车一天一趟，十四条线轮着跑。”
“一趟运费多少。”
“长途一趟八十，短途四十。”她说，“司机拿一半，站里拿一半。”
“站里多少人。”
“司机二十一个，装卸十四个，办公室两个，食堂两个。”沈桂芳说，“连我四十个。”
“他带的自己人几个。”
“八个。”她说，“都在办公室和食堂那边，一个会开车的都没有。”
“办公室原来那两个呢。”
“一个管收发，一个管库房。”她说，“都是站里干了七八年的，现在归他管。”
“他靠谁。”
“挂靠公司的一个经理，姓陈。”马三在旁边说，“站里挂在人家名下，大事得人家点头。”
“外头递话管不管用。”
“不管用。”马三说，“挂靠的公司只认签字。”
“他当承包人是谁定的。”
“那个陈经理点的头。”马三说，“上头就签了一个名字。”
“工钱多少。”
“两个月，三百。”沈桂芳说。
“什么时候该结。”
“上个月十五。”她说，“他上任十天，运费抬了两成，减了三个司机。”
“除了抬价，他还动什么。”
“车份儿。”沈桂芳说，“原来一台车一月五百，他改成一月六百，从司机工钱里扣。”
“司机出车还有别的规矩没有。”
“新添一条。”她说，“出车先交五十押金，交不上就在院里等着。”
“减了哪三个。”
“跑了十年的三个。”沈桂芳说，“一个老周，一个老魏，一个姓陈的。”
“他减他们做什么。”
“换他老家来的人。”她说，“新人喊不住车，院里压了三十车货，都是装了不走。”
“他包了几条线。”
“三条。”沈桂芳说，“广州、梅州、汕头。”
调度室里那台电话响了一声，没人去接。
“压了几天。”
“五天。”沈桂芳说，“按单子上的数，一天赔一百二，人家货主在办公室门口坐了两天。”
“你一只哨子能叫动车。”
“十一年。”沈桂芳说，“站里哪台车装了多少，我听发动机就知道。”
“怎么看出来的。”
“看车帮上那道漆。”她说，“装到四吨，后帮的钢板往下压两指。我不用看货，看车。”
“你嗓子怎么回事。”
“喊的。”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劈着，“刚来的头两年，一天二十多趟，喊到晚上说不成话。”
“你手里这只表是谁的。”
“我男人的。”沈桂芳说，“他跑车，四年前那趟没回来。”
“哪条线。”
“梅州那条。”她说，“下雨，山道上翻的。站里后来把那条线改了一个司机跑。”
她把手里那只搪瓷杯转了半圈。
第二天上午，加代让江林去找站里三个跑了十年的老司机，联名写了一张纸，递到办公室。
常万山当着一院子的人把那张纸撕了，撕成四瓣，撒在地上。
“谁签的名，我看看。”
司机们站在车旁边，一个都没应声。老魏低头去踩他那双胶鞋上的泥。
“签了几个。”加代问。
“十一个。”马三说，“跑十年以上的三个带头的。”
“撕完以后呢。”
“第二天交押金的一个都没有。”马三说，“老周把五十块攥在手里，站了一上午，没交。”
“站上的老人怎么说。”加代问。
“没一个敢开口。”马三说，“跑十年的老周跟我说了一句，这条线的坡他闭着眼开，换个人不认路，一趟要多烧半箱油。”
“他为什么不走。”
“他说站里还有二十一个司机，走了谁都拿不到工钱。”马三说。
第三天早上，沈桂芳去办公室要工钱。
门开着，常万山坐在那张新桌子后头，桌上摆着一只新搪瓷缸，缸里泡着茶。
“常老板，我的工钱。”
“我说了，人不用了。”
“工钱是我挣的。”
“你挣的是站里的钱。”常万山说，“站里的钱现在在我手上。”
“你把两个月给我结了，我走人。”
“你走人？”常万山站起来了，“你那三十车货压着，谁给我出？”
“那是你压的。”
“签单子的人是我。”常万山说，“签了什么时候发，我说了算。”
“单子上写的是三天内。”沈桂芳说，“你不认，货主认。”
常万山把她往门外推了一把。沈桂芳退了两步，脚后跟在门槛上磕了一下，人坐到了台阶上。
左手腕上那只男式表的表带扣蹭开了，表掉在土里，表盘朝上，秒针还在走。
她自己爬起来的。先拍了拍裤腿上的土，又拍了拍袖子，然后蹲下去把表捡起来，用袖子把表盘擦了一遍。
她把表带重新扣上，扣的时候往里挪了一格，扣在原来那个扣眼的里边一格。
第四天早上，两个人把她抽屉里的东西往院门口扔。
一床铺盖卷，两件工装，一只搪瓷杯，一把卷尺。铺盖卷滚到沟边，沾了泥。
加代从车上下来，把铺盖卷拎起来，抖了两下。
“这是她的东西。”
“站里的东西。”
“抽屉是她的。”加代说，“放下。”
那个人没放，抬手要把搪瓷杯往沟里扔。加代托住他的手腕往上一抬，杯子停在半空。另一个上来，加代侧了一步，肩膀顶在他胸口，人退了三步，坐在沟沿上。
两个人把东西放回地上。
那天沈桂芳一句话没说。她把铺盖卷拖回调度室墙根底下，把搪瓷杯摆正，卷尺别回腰上。
第五天早上七点，院子里的车一台都没动。
沈桂芳站在院门口，身边是那台最靠里的东风。那只铜哨子挂在她的领口里，挂了十一年，哨嘴被牙磨得发亮。
沈桂芳把那只哨子从领口里掏了出来。
“先别吹。”加代说。
“为什么。”
“你一吹，他正好说你堵门。”加代说，“你那三十车货还在院里，先把这个摆到台面上。”
沈桂芳的手停了一下。
“他有二十来台车，喊得动几台。”加代问。
“他一台也喊不动。”沈桂芳说，“他那八个人只会搬东西，不会开车。”
“谁的车在院里。”
“装好货的六台。”她说，“两台去广州，两台去梅州，一台去汕头，一台去惠州。”
“司机都是谁。”
“跑了六年以上的四个。”沈桂芳说，“老周、老魏、老骆，还有一个跟我一个姓的。”
“他们听谁的。”
“听哨子的。”沈桂芳说，“这十一年，出车收车都是我吹。”
“他上台这十天，十四条线还剩几条。”
“停了两条。”马三说，“一条广州的，一条梅州的。”
“今天要是不吹呢。”沈桂芳问。
“那三十车明天也发不出去。”加代说，“货主明天就把货拉走，他赔的数比你这三百多。”
“那我就吹。”
“等货主到门口再吹。”加代说，“让货主看着。”
十一点半，两辆拖车从公路口拐过来，停在站门口。押货的人下车就往院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