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乘务员自述，不幸罹患癌症，三次手术 31 次化疗，浑身疼

痛难熬

我叫李静，是京广线上跑了八年的高铁乘务员，八年前第一次穿上那身藏蓝制服时，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躺在肿瘤医院的病床上，数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掉，就像数着列车经过的每一个站台。

我得的是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期偏晚。那阵子总觉得右边胸口有个硬块，但工作太忙，一趟车跑下来要站七八个小时，忙着查票、忙着应付旅客的各种问题，也就没当回事。直到有一次在车厢里帮一位老太太放行李，胳膊一使劲，胸口针扎似的疼了一下，我才觉得不对劲。

去医院那天是我自己去的，老公王强在建筑工地上当钢筋工，请一天假就少一天钱。我拿着B超单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他正在搅拌水泥，轰隆隆的噪音里他扯着嗓子喊：“啥事？我这儿正忙着！”我说：“没啥，就是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可能不太好。”那边突然安静了，过了好几秒，他声音都变了：“你在哪个医院？我马上来。”

然后就是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第一次手术切除了右边的乳房，醒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去摸，摸到一片平坦和厚厚的纱布，眼泪就那样不争气地往外涌。王强守在床边，胡子拉碴的，他握住我的手，粗糙的指头硌得我生疼：“哭啥，命还在就好。”

可命真的还在吗？术后紧接着就是化疗。第一次输药的时候我还能笑，还跟同病房的小姑娘说等出院了请她坐高铁。但到了第二次、第三次，那种从骨髓里往外翻腾的恶心感，像是有人把整条胃拧成了一团抹布。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掉，每次梳头我都不敢看镜子，后来索性让王强拿推子给我全剃光了。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光秃秃的、脸色蜡黄的女人，怎么也不相信这是曾经在列车上被旅客夸“长得像空姐”的李静。

三十一次化疗，说起来轻飘飘的五个字，落在我身上是整整一年的时间。每一次躺在那张冰冷的治疗床上，看着药袋挂上去，我就觉得那袋子里装的不是药，是滚烫的铁水，顺着血管流遍全身。手臂上的血管越打越细，最后连留置针都扎不进去了，护士只能从脚背找。有一回输完药，我整个人像是被人抽去了骨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疼得满头冷汗，却连喊的力气都没有。王强在一旁拿着毛巾给我擦脸，他看着我的眼神里有心疼，还有我读不懂的害怕。

其实我知道他在怕什么。隔壁床的女人走了，前两天还能和我们聊天，第二天早上就没声了。医院的走廊里每天都有哭声，每次听到那种压抑的嚎啕大哭，王强就会握紧我的手，握得我骨头都酸。我也怕，怕自己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但最怕的不是死，是想到女儿小满。她才十一岁，还在上四年级。每次视频通话，她都把脸凑得很近，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期中考试考了第三名。”我笑着说快了快了，挂了电话就把脸埋进被子里哭。

第三次手术是做子宫卵巢全切，因为癌细胞转移到了附件。那次进手术室之前，我拉着王强的手说：“如果我下不来，你让小满跟着奶奶过，别亏待她。”他猛地打断我：“你胡说什么！你肯定能下来，手术完了咱们就回家，我都把家里的厕所改成坐便了，怕你蹲不下。”

手术确实下来了，但身体越来越差。化疗的副作用像是一把钝刀子，每天一点一点地磨着我的神经。浑身疼，不是那种哪里疼，是哪里都疼——骨头缝里疼，肌肉里疼，连头皮都疼。夜里疼得睡不着，翻个身要咬着牙，像是有人拿小锤子一寸一寸地敲打我的身体。有时候疼得狠了，我会咬着被角闷声哭，不想让王强听见。可他其实也没睡，他总是在我翻身的时候假装打呼，等我没动静了，就悄悄把手伸过来探我的鼻息。他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知道。

有一次我疼得实在受不了，抓着他的胳膊说：“王强，我真的熬不住了，你给我买瓶安眠药吧。”他一下子愣住了，然后转身出去了。过了很久回来，手里拿着一碗热汤面，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吃了，”他说，“吃饱了才有力气疼。”我被他这句话逗笑了，又哭了，最后一边哭一边把那碗面全吃了下去。

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家里的存款早就花光了，还借了亲戚八万块钱。王强白天在医院照顾我，晚上趁我睡了就跑去附近的便利店打零工。他一个干粗活的壮汉子，弯腰给别人搬货，烟头掉在手上都不知道。我有一天半夜醒了，看见他趴在床边睡着了，手还攥着我的病号服下摆，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似的。他的头发也白了好多，明明才四十出头，看起来却像五十多。

我那时候突然想明白了，我不能这样等死。就算要死，也得把欠的钱还上，把女儿拉扯大，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走。我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哪怕吃下去就吐，吐完了再吃。我开始在病房里慢慢走，从床边走到窗边，再从窗边走到门口。护士说我恢复得算好的，我就信了。人活着，总得信点什么。

转机出现在化疗结束后的第三个月。复查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里等结果，王强在外面抽烟，一根接一根。老医生拿着片子和化验单出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说：“控制得不错，目前没有新的转移灶。”王强手里的烟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然后他蹲下去，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说：“走吧，回去给小满做红烧肉。”他站起来，眼睛红红的，却咧嘴笑了，那是我这一年来见过的他最真心的笑。

出院回家那天，我坐在火车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忽然觉得特别亲切。以前跑车的时候从来不看风景，只觉得这是工作，是重复的路线，是疲惫的循环。现在我才明白，能坐在火车上去往一个目的地，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回家之后的生活并没有立刻好起来。身体还是虚弱，走几步路就喘，右臂因为淋巴水肿抬不起来，连梳头都要用小满帮忙。但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了。我开始学着用左手做菜，虽然切的土豆丝有粗有细，但王强和小满都说好吃。我开始在小区楼下慢慢散步，认识了几位同样得过癌症的姐姐，我们建了个群，每天互相打气。其中一个姐姐告诉我，她跟我一样，乳腺癌，做了两次手术，化疗了二十多次，到现在已经活了八年，还抱上了孙子。

我这才知道，原来癌症不等于死刑，疼也不等于绝望。那些在夜里熬过去的疼痛，那些在医院走廊里流过的眼泪，那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次次重新接受现实的日子，它们不会白费。它们把我原本浮躁的心一点点磨平了，让我重新懂得了什么是珍贵。

有一次，小满趴在我腿上问我：“妈妈，你生病的时候怕不怕？”我摸着她的头说：“怕呀，妈妈怕以后看不到你长大。”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那你现在不怕了吗？”我笑了：“现在也不怕了，因为妈妈知道，只要活着，就还有明天。”

后来我渐渐恢复了，虽然再也没法回到高铁乘务员的岗位——身体不允许，但我经常去火车站帮着做志愿者，给那些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指路。穿上红马甲站在候车大厅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还在“做服务”，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有时候会看到穿着制服的年轻乘务员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那是我曾经的影子。我会想起在列车上那些忙碌的日子，想起那些匆匆的旅客，想起每一个站台的风。

现在，距离我确诊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去年复查的时候，医生说各项指标都稳定，可以不用那么频繁地做检查了。走出医院大门，我拉着王强的手，站在阳光下，忽然觉得特别轻松。他问我：“想不想坐一次高铁出去走走？”我说想。他就去买了票，我们带着小满，坐上了去重庆的动车。

坐在干净明亮的车厢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我靠在座椅上，感受着列车微微的晃动。身边是熟睡的小满，王强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在医院里那样。我想起那句话：人生就像一趟高铁，有平顺的旅程，也必然有颠簸的路段。有的人中途下车，有的人陪你到终点。这一路上的疼痛、眼泪、绝望和希望，都是窗外掠过的风景。而我，终于挺过了那段最陡的隧道，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晴天。

我没再哭，只是看着窗外，轻轻笑了。那一身乘务员制服虽然穿不回来了，但我的心，还是那个在列车上奔跑了八年的李静。只是我比以前更懂得珍惜每一寸光明，每一次呼吸，还有身边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和他给我的那碗永远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