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发现，欧洲之所以孕育了科学，其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在科学研究上，实验和事实，是独立于权力存在的。
也就是说，面对铁一样的实验数据，不管是教会、皇帝还是权威，都无法否定这个事实，都必须做出让步。当伽利略的大小铁球一起落地时，亚里士多德就是错了；当开普勒的观测证明了日心说，教皇也必须道歉；当圣经违背了事实，那就重新解读圣经。
科学的发展，就是权力不断向事实妥协的过程。实验数据不能被篡改和消除，事实不能被扭曲和遮蔽。当一个实验被记录，权力的干预是没有正义根基的，任何的封禁、下架、删除都无法改变这铁一样的事实。在绝对的实验数据面前，一切权威都必须妥协、让步、道歉。到了17世纪，自然神论者甚至说，就算上帝来了，也必须通过理性的审查。
所以，彼得沃森指出，实验，是欧洲文明最重要的推动力，它奠定了一种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全新的知识仲裁方式——一切君主和教皇的解读并非真理，可重复、可公开、可检验的实验才是真理。
基于这这种知识仲裁方式，科学家获得了独立于君主和教会的权力，自然律的权威也成了高于教会、君主的存在，人类对自然的解读从“盲从权威”真正转向了“可验证的事实”。
实验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权威，因为欧洲人认为，自然律代表着神定秩序，这种秩序可以被人类的理性解读。伽利略说，自然之书是用数学写成的。数学虽然不是实验，但实验是验证数学的方法。在伽利略看来，自然之书是神创造世界的隐秘秩序，人类追求实验并非反上帝，而是发现上帝。
因为自然律代表着神定秩序，所以当一个实验被记录，就昭示着神定秩序就是如此。否定这个实验，就相当于否定神定秩序。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教廷屡次干预科学实验，迫害科学家，但是如果一项实验被大规模验证，教廷也必须妥协。从1633年伽利略被软禁，到1992年教皇保禄二世正式为伽利略平反，虽然这这个道歉迟到了三百多年，却代表了在实验前面，所有的权力都要妥协。
“自然律”这个概念根植于这样一种世界观——神为宇宙颁布了律法，否认自然律的客观性等于否定了神的意志，这对教会也是莫大的风险。所以，如果圣经和实验产生冲突，那么就重新解读圣经，而不是无视实验。
另外，欧洲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也让实验得以独立于权威。欧洲的皇家学会和科学院创造了一套“集体见证”与“公开验证”的机制—— 一个实验只有在被公开演示、共同确认后，才算被确立。
如果一个实验是隐蔽的、无人知晓的、不可重复的，那么这个实验的权威性就无法保障。科学共同体将实验公开为集体事件，将验证变成了可重复的文本，将评价变成一种制度宣告于同行。这种方法让实验的权威不再来源于任何外在的个人或机构，而是内生于科学共同体之中。如果一个实验能够被公开见证、独立重复和被同行审查，它便获得了抵抗外部干预的自主性。这相当于在教权和王权之外开辟出第三种权力——科学的权力。
其实，其他文明也有实验的传统，比如伊斯兰的光学实验、天文观测、医学技术等等。但是，伊斯兰的科学实验始终依赖宗教和君主的资助，所以他们科学发现总是被利益、政治和权威绑架，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治的科学共同体，这让理性无法独立存在，于是科学永久成为神学的婢女。
所以，欧洲科学的诞生，在形而上学上依赖于“自然律”的神学解释，在社会层面源于科学共同体创造了独立的第三种权力，这让欧洲的实验能够独立于权威，超越权威，最终推动了科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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