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2月13日上午，南京华门新路口5号，8岁的夏淑琴躲在后屋棉被里，听见院子里的枪声和哭喊声。她不知道，短短一会儿，父母、两个姐姐、弟弟以及外祖父母，已经相继倒在了日军刺刀和枪口之下。
夏淑琴出生于1929年5月5日。那时的家里共有九口人，生活谈不上富裕，却有寻常人家的热闹。母亲会做沙包，在门口画格子，两个姐姐也总把她带在身边。一个孩子的童年，本该从这些琐碎小事里慢慢长大。
南京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后，城内炮火不断。12月12日晚，夏家人在桌子下面铺了木板，和邻居一家挤在一起过夜，希望房屋倒塌时能留下一线生机。轰炸暂时躲过了，真正的灾难却在第二天找上门来。
上午9时许，一队日军闯入院内。夏淑琴的父亲上前开门，刚露面便遭枪击。邻居一家也未能幸免，抱着孩子的妇女和两个幼儿，在暴力中失去了生命。院子里只剩下惊恐的哭声，以及不断逼近的脚步声。
母亲抱着小儿子藏在桌下，夏淑琴和几个姐妹则被外祖父母塞进后屋的被褥中。日军很快发现了他们。小弟弟被摔死，母亲遭到侵害后被刺刀杀害；外祖父母为了护住孩子，也死在枪下。两个姐姐被强行拖出，随后遇害。
被子里的夏淑琴听见动静，恐惧中发出了哭声。刺刀接连刺入她的身体，她忍住疼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年仅4岁的妹妹藏在最里面，反而躲过了搜查。等到屋里安静下来，夏淑琴才从昏迷中醒来。
她抱起妹妹走出后屋，看见的已不是熟悉的家，而是一具具亲人的遗体。两个孩子不敢大声哭，也没有人可以求助。母亲留下的炒米、锅巴成了她们的食物，饿了便喝凉水。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14天。
后来，南京的收容机构发现了姐妹俩。夏淑琴身上的伤口已经化脓，只能接受极为简陋的处理。1938年，姐妹被舅舅接走，但贫困再次摆在面前，妹妹不得不送给亲属抚养。战争不仅夺走亲人，也把幸存者推入漫长的生存困境。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约翰·拉贝曾接触过夏家惨案，并留下文字记录。夏淑琴回忆，拉贝准备离开南京时，舅舅曾带她去送行。她身上很脏，头发里还有虱子，拉贝却没有躲开，反而把她抱在怀里。这个细节，她记了一辈子。
12岁起，夏淑琴便外出做工，卖菜、帮佣，靠一点点收入养活自己。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生活逐渐稳定。1954年，她与张鸿章结婚，后来生育三个孩子。丈夫去世后，她没有再婚，独自把孩子拉扯成人，生活虽清苦，却终于有了普通家庭的安稳。
但那段记忆从未离开。1998年，日本有人出版书籍，否认南京大屠杀，并把夏淑琴说成“假证人”。消息传到南京时，她已经年过七旬。有人劝她：“年纪大了，何必再折腾？”她回答：“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死去的亲人。”
2000年，71岁的夏淑琴将相关作者告上法庭。她面对的并不只是赔偿问题，更是亲人遇害经过是否能够被随意抹去。那场诉讼持续多年，经过审理和上诉，法院最终认定相关书籍损害了她的名誉，判令有关方面承担责任，并对书籍处理、道歉及赔偿作出裁决。
走出法庭时，夏淑琴没有谈胜负，只说：“事实就是事实。”这句话很短，却压着一家七口的性命，也压着南京城中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死难者。她身上的三处刀伤早已愈合，记忆里的那扇门，却始终没有真正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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