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德国“世纪间谍”案背后：联邦情报局与纳粹旧人、冷战对垒、美国谍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青青】

2026年10月6日，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逮捕了两名情报界旧人。

一位是八十岁的奥古斯特·汉宁，曾于1998年至2005年担任联邦情报局（BND）局长，随后出任内政部国务秘书，直至2009年。另一位是他的老部下曼弗雷德·D：此人早年做过汉宁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在多任BND局长身边担任同一职务，直到2026年3月。

当地时间10月6日，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从家中被带走。视频截图

案件最刺眼之处，在于材料流出的路线。根据德国联邦总检察院公布的调查，约在2010年春，两人商定由曼弗雷德·D收取报酬，向已转做私人顾问的老上级提供BND掌握的信息。检方称，截至2022年6月，他交出了近两千份内部文件，其中不少列有保密等级。这些材料原本用于向局领导汇报，尤其是供其准备总理府定期举行的情报形势会议，参与者包括联邦各部门及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

当局还怀疑，汉宁曾据此为一名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制作分析，但该分析是否送到对方手中，尚未查明；另有一名外国情报机构人员，曾多年从他那里获得政治信息，其中一部分据称也来自这些文件。哪些国家牵涉其中，材料究竟如何流转，现有公开信息还不足以回答。目前逮捕和检方指控所指向的是严重嫌疑，还尚未明确是否为确凿的叛国行为。

这宗间谍案曝光的入口也颇出人意料。汉堡检方在调查德国知名牛排连锁集团Block House的继承人克里斯蒂娜·布洛克等人涉嫌绑架儿童的案件时，顺藤摸瓜查到汉宁（汉宁本人否认参与绑架案），2025年9月检方在搜查汉宁住所时发现了相关材料。2026年5月，案件转交联邦总检察院。一个延续多年的情报泄露案，竟是另一桩刑事案件的调查带出来的。

更讽刺的是，就在此次逮捕发生前约八周，联邦内阁刚刚通过一项情报法改革草案，拟扩大BND等机构的技术权限。新法尚在审议，旧案却先将一个朴素的问题摆到台前：机构有权收集、保存多少信息，当然值得讨论；已经掌握的信息能否管住，同样不能省略。BND的历史，正好提供了一个并不令人轻松的注脚。

与盖伦组织的渊源

BND的前身——盖伦组织——早于联邦德国成立，其作为国家机构的身份却来得较晚。1946年盖伦组织在美国的扶植下建立起来，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它仍受美国情报机关控制。直到1956年4月1日，德国联邦政府才正式接管这个班底，成立BND，即联邦情报局。这个机关后来如何理解自己的来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解释这十年的经历。

盖伦组织的创始人莱茵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来自德国陆军。1942年起，他领导陆军最高司令部的“东方外国军队处”（Fremde Heere Ost，简称FHO），负责整理、分析有关苏联及其军队的情报，1945年4月盖伦遭撤职。

在盖伦的相关传奇中，他在组织材料、判断苏军兵力和编制上有丰富经验，但其“苏联通”的名声要拆开看。军事史家马格努斯·帕尔对FHO的研究指出，该处在战役、战术层面能够有效工作，对苏联军工生产能力、军事政治意图和具体进攻计划，却往往所知有限。换言之，盖伦知道一个师在哪里，并不等于知道战争将往哪里走。

另一个最常出现的说法，便是战争末期希特勒拒绝相信苏军兵力情报的故事。1944年底，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大本营会议上用了FHO提供的苏军情报，即苏军在步兵、坦克和火炮上对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但被希特勒怒斥“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骗局”。这可以说明最高统帅拒绝接受坏消息，却不足以证明提供情报的人超然于意识形态，更不能据此认为盖伦是一位置身纳粹战争之外的技术专家。

这也不限于他的个人党籍。虽然盖伦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不能代替对其任职、判断和行动的考察。盖伦的部门为德国对苏战争服务，此后他所坚持的反共立场，又与旧军人圈子的政治观念相连。专业能力、政治信念和自我保护，在他身上并非彼此排斥。

1945年5月，盖伦向美军投降。他及其同僚保存的对苏资料和人员经验，很快成了向新主人证明其自身价值的资本。德国战败没有消除美国对苏联的戒心；欧洲的占领安排、政治冲突和势力范围之争，又使得这种戒心逐渐变成制度需求。对盖伦而言，失败意味着旧职务结束，也意味着可以重新寻找雇主。

资料图：莱茵哈德·盖伦

先有组织，后有国家

1946年，盖伦组织在美国陆军的支持下开展活动，1949年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盖伦组织的早期历史，首先属于美国在欧洲重建情报能力的过程，随后才进入联邦德国的国家机构史。美国提供资金和保护，德国旧情报人员提供语言、经验与关系网，双方的期待未必一致，却足以维持合作。

而这其中涉及的人事延续，远比留用一些熟悉苏联的军官更为复杂。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的研究，以及BND后来委托独立历史学家进行的调查，都显示盖伦组织和早期BND吸收了有纳粹背景的人员，其中包括来自党卫队、党卫队保安处及其他镇压机构的人。部分人的经历涉及严重罪行，而不是简单的“被战争裹挟的职业军人”。

旧人何以重新上岗，就要在冷战优先次序、人员审查漏洞和关系庇护中寻找答案。反共的目标让他们显得有用，也为忽略过去的罪责提供了理由。德国的战后清算没有将全部罪责推给希特勒就此了结，但清算也没有阻止一批纳粹旧人重新进入国家机关。追责与留用同时发生，才是这段历史难以绕开的矛盾。

人员延续也不自动等于业务优势。战争中积累的名册、语言知识和旧关系，确实可以降低重新组网的成本；但是，这些人的政治偏见、工作习惯和可被追查的过去，则可能一起进入新机构。多年后的解密材料揭示，旧班底既是资产，也会成为安全负担。冷战的急迫性，并没有让这种负担消失。

二战结束后初期，分裂的德国仍有大量跨境联系。亲属、旧同事、商人和流亡者的活动，为情报收集提供了机会。盖伦组织很快在东部铺设线人网，观察苏军驻地，也收集东德经济与行政系统的信息。可线人多、报告厚，与掌握对方政治决策之间，仍有很长的距离。

1953年6月17日东德爆发民众抗议，就是一次严厉的检验。盖伦组织未能准确判断危机及起义的性质，一度将局势解释成东方策划的行动；紧急状态下，它与当地线人的联系又大面积中断。虽然盖伦并非唯一误判的西方情报负责人，但这个案例足以提醒人们：有一张铺得很广的网，未必能及时看懂网上发生的事。

后来的档案研究进一步改变了那种“西方先占优势，建墙后才开始败退”的刻板印象。罗尼·海登赖希对BND早期东德情报活动的研究显示，1953年夏，盖伦组织在东德有一千余名登记线人；但至1953年底，东德的反间谍攻势已使其网络遭受重创，许多人逃往西方；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前，剩下的线人已不足原来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衡量的是特定地区的人力网络，虽不能据此判定全部业务的胜负，却能说明其败退比柏林墙早得多。（注：罗尼·海登赖希，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与情报史学者，目前在德国联邦档案馆史塔西档案部担任科学研究员。）

1956年，BND正式成为总理府领导下的联邦机构，总部设在慕尼黑附近的普拉赫。这个地名后来成了机构的代称，如同美国的兰利。但机构从美国控制转到德国政府手中，并不意味着其与美国的关系就此结束：西德是冷战前沿，也是西方联盟的一员，情报合作会长期存在。

西德的制度设计将不同任务分开。BND负责对外情报，1950年成立的联邦宪法保卫局（BfV）则承担联邦层面的国内宪法保卫和反间谍任务，各州另有宪法保卫机关；军事领域还包括军事反间谍局（MAD）。这套安排有为了防止秘密警察权力集中、避免重现盖世太保的历史背景，不能简单理解为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为了制衡盖伦组织而另设一家机构。

当然，制度上的分工，也未必就是实践中的边界。历史学家克劳斯－迪特马尔·亨克依据BND档案进行的研究表明，阿登纳及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格洛布克曾利用盖伦的机关获取国内政治情报，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乃至部分不够听话的基民盟人士，都进入过调查范围。总理府并非始终站在越界行为的对面，有时恰是它的使用者。

因此，盖伦组织的危险，不能只用“国中之国”来解释。问题有时来自秘密机关缺乏约束，有时来自政治领导者主动使用它。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若共享某种利益，纸面上的隶属关系就未必能起到约束作用。

另一半德国的安全机器

BND的主要对手之一，是东德国家安全部，即通常所说的史塔西。1950年2月8日，史塔西成立，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并在苏联安全机关指导下建设。仅从时间来看，它与苏联安全系统的关系，早于1954年正式成立的克格勃。

史塔西的历史也不是一张白纸。德国共产党的长期地下活动经验、苏联的安全制度和党国政治，共同塑造了它。反纳粹是东德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却不意味着以反纳粹自居的机关没有自己的权力遗产。它监视本国居民、镇压政治异议，也在国外经营情报网，国内控制与对外工作都服从执政党的安全需要。

马库斯·沃尔夫是东德历史上最著名的对外情报负责人。他1923年出生于德国，父亲是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纳粹掌权后，全家流亡，1934年抵达莫斯科；马库斯·沃尔夫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后于1945年返回德国。1950年代初，他进入东德新建的对外情报系统，此后长期主持史塔西的对外情报总局（HVA），并担任史塔西副部长，也就是二号人物；当然，HVA不能代表这个庞大机关的全部业务。

资料图：马库斯·沃尔夫

沃尔夫在冷战期间被外界称作“无脸人”，他的机构后来又常被描写成一支“作风优雅”的精英队伍。这类形象是回忆录和公众传奇的一部分，需要与其实际工作分开。档案中既有潜伏和情报获取，也有绑架、胁迫，以及对国内政治控制的参与，对外情报机关无法置身体系之外。

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帮助招募。部分西德人反感纳粹旧人的复出，也有人认同共产主义，愿意为东德提供信息。但这只是动机的一部分，金钱、私人关系、政治失望及受到胁迫，同样不能忽略。反过来，西方阵营的反共也会吸引来自东部的合作人员。东西两方的形象，并非一方是靠理想经营的情报共同体、另一方则只剩道德欠账这么简单。

两边的处境也不对称。西德较为开放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给东方情报机关提供了渗透机会；东德的严密控制则增加了西方组网的风险。这样的差别可以解释部分行动的成败，但不能直接换算成谁的情报判断更准确，更不能把某个成功间谍的经历提升为整个冷战的胜负表。

1961年11月6日，BND的海因茨·菲尔福被捕。他曾在纳粹党卫队保安处任职，1951年进入盖伦组织，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的重要内线。渗透来自苏联，所利用的却是BND自己的人员关系和用人判断。旧资历带来的信任，恰好帮助一名渗透者接近了新机关的核心。

菲尔福案重创BND，也导致盖伦经营多年的权威遭到怀疑。1962年的“明镜事件”则是另一场政治危机：德国政府以涉嫌叛国为由对《明镜》杂志社采取行动，引发新闻自由和政府责任之争。盖伦虽没有在这场危机后立即去职，直到1968年才离任，其权势衰落已有迹可循。

史塔西的HVA最著名的成功案例，则是君特·纪尧姆走到了联邦总理身边。1927年出生的纪尧姆在1950年代成为东德情报人员，1956年移居法兰克福，经营过小生意，次年加入社会民主党。他擅长党务和选举工作，逐步进入当地组织，1970年进入西德联邦总理府，1972年起担任总理维利·勃兰特身边负责党务的私人助理。

这不是一段全靠惊险场面推动的潜伏史。入党、基层组织、竞选、办公室事务，才是将纪尧姆送到西德总理身边的日常工作。情报活动所依靠的，不仅是藏起身份的能力，也包括让雇主相信此人能把事情办好的能力。

更值得追究的是纪尧姆暴露之前的处置。1973年5月，内政部长根舍已经把宪法保卫局对纪尧姆的怀疑告知勃兰特。为了继续搜集证据，纪尧姆没有立即被调离，仍在敏感岗位上工作了近一年。直到1974年4月24日，纪尧姆及其妻子被捕；5月6日，勃兰特提出辞职。即使已经产生明确怀疑，反间谍部门仍须考虑证据是否足够；而继续取证的需要，又与保护核心岗位的需要发生了冲突。

不过，纪尧姆案是西德总理勃兰特辞职的直接导火索，而非全部原因。勃兰特当时还面临着党内关系、政治压力和个人状态等问题。东德取得了这一显著的渗透成果，并不意味着它期待或从勃兰特下台中获得了同等程度的外交收益。勃兰特所推动的东方政策，本来就意在改变两德关系。

1981年，纪尧姆通过间谍交换回到东德。其经历后来成为东方情报胜利故事的一部分，但胜利故事很容易漏掉那些更难解释的环节：西德当局何以让已被怀疑的人继续留任，东德又是否判断清楚行动的政治代价。越是成功的传奇，越需要把这些问题留在叙述中。

墙倒之后：机关解散，档案留下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两德统一，两套情报机关的命运发生分岔。史塔西被解散，没有与BND合并；联邦德国的情报制度扩展到统一后的国家。原东德地区成为德国国内的一部分，昔日的对外情报目标变成了本国社会。国内宪法保卫的组织建设，也须由联邦及州宪法保卫机关等相应机构承担。

统一后的德国公共部门对史塔西人员的经历进行审查，但具体结果取决于岗位、个人行为及适用规则；对原史塔西人员的处置，也并非一刀切将所有旧雇员赶出公职。1945年后的盖伦组织对纳粹旧人的留用与1990年后的政治审查，可以进行比较，但在占领背景、民主转型、法律条件和社会追责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

比“谁接管了谁”更重要的，是档案如何幸存。东德政权瓦解时，史塔西人员曾大规模销毁材料，但民众进入并占领机关后阻止其继续毁档。如今保存在史塔西档案系统中的书面材料，以档案排列长度计算约111公里。另有15000余个装着被撕毁材料的袋子和容器，后来在人工拼接及计算机辅助复原下已取得部分成果，但要将全部碎纸还原仍很遥远。

约阿希姆·高克是首任联邦史塔西档案专员，因此相关保存机构俗称“高克机构”。其正式制度依据由1991年的《史塔西档案法》确立，自2021年6月17日起，史塔西档案系统性并入德国联邦档案馆。两德统一后，人们可以申请在史塔西档案系统中查看相关文件。

1990年1月15日，东柏林民众冲进史塔西总部，阻止史塔西人员销毁档案。

其中，HVA留下的材料尤其残缺。它在东德政权解体过程中获得自行清理的空间，几乎销毁了自己的档案。幸存材料分散在其他部门、地方机关和信息系统中。研究者往往要借助这些旁存记录，才能拼出史塔西对外情报系统的部分轮廓。

1990年1月，柏林东部被捣毁的一个秘密档案库。德新社

“罗森霍尔茨”文件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部分。它主要来自HVA在1988年微缩拍摄的检索卡片，后来落入CIA手中，但现在仍尚未完全查明CIA的获取途径。1999年至2003年，美国向德国提供了381张光盘上的数字化副本，相关材料进入史塔西档案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归还的是与德国相关的记录，而不是全部原始胶片悉数回流，尤其不能将该档案卡片上的名字直接当成间谍名单。卡片记载人员与案卷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被调查者、第三方和其他与行动有关的人。判断某个人是否为秘密合作者，必须结合不同卡片和其他档案来进行交叉佐证。“名字出现了”与“此人是间谍”，在这里相距很远。“罗森霍尔茨”档案的价值不限于查出潜伏者，还是研究HVA如何分类、记录和运转的重要入口。

至于HVA负责人沃尔夫的结局，也十分曲折。1990年，他逃往奥地利和苏联，1991年返回德国。1993年，他因叛国、行贿等罪名被判六年监禁；1995年，联邦宪法法院确立了对特定东德居民追诉间谍行为的限制，随后其原判被撤销。

但这个结果并不等于替东德做间谍一律无罪。追诉限制取决于居住地、活动地点等条件，也不覆盖绑架、伤害等其他犯罪。1997年，沃尔夫最终因非法拘禁、胁迫及人身伤害等行为，被判两年监禁，缓期执行。

此后，BND继续运转，也继续调整。2019年2月8日，BND在柏林的新总部正式揭幕，普拉赫仍保留部分业务。从旧驻地搬到首都，是一项组织和政治安排；人员习惯、联盟关系和监督问题，并不会随着办公地址一起“搬完”。

从军事目标到“选择器”

冷战结束后，BND必须调整工作重心。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但对外情报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地区战争、武器扩散和跨国安全威胁，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1994年的《打击犯罪法》扩大了《基本法》第十条法体系下的战略通信监控用途，并涉及将所获情报转交执法机关。这是重要的法律变化。

1998年至2005年担任BND局长的汉宁，其任期跨越“911”袭击，BND的反恐任务和国际合作随之受到更多重视。与美国情报机关的技术合作，便是这段历史的重要部分。BND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巴伐利亚巴特艾布灵等地展开合作；2004年至2008年的“艾科纳尔”（Eikonal）行动，则是在法兰克福的电信节点截取通信数据。情报交换能弥补各自能力的不足，但也使得情报收集、筛选、转交与监督分散在不同机构之间。

“艾科纳尔”的合法性后来成为德国联邦议院调查中的争议点。证人和政府一方为其依据及过滤措施作辩护，反对党在调查报告的特别意见中则明确批评它缺乏合法基础。调查揭开了行动的运作方式，也留下了鲜明的政治和法律分歧。

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大规模监控引发德国震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涉嫌遭美方监听的消息，又让问题从普通公众的隐私，上升至国家领导人与盟国关系的层次。2014年，联邦议院成立调查委员会。在后续调查中，BND不只是担心自己是否成为被监听的德国机关，同时也成为德国参与监听活动必须受到追问的对象。

2013年3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电脑展展示防窃听黑莓手机。AP

所谓“选择器”，是帮助系统从通信流中筛选目标的标识，例如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它看起来是一串技术数据，背后却可能对应一名官员、一个政府部门或一家企业。合作方提供标识，本国机关负责执行，如果后者没有检查清楚这些标识所指向的目标，技术合作就可能越过原本承诺的用途。

2015年，受托审查相关清单的前联邦行政法院法官库尔特·格拉利希向德国议会介绍了他的调查结果。他核查的是BND已拒绝或停用的39082个NSA选择器，其中既有电话标识，也有互联网通信标识；其中，欧洲政府机构和企业成为突出问题。这是一组经BND排除的选择器，无法直接换算为全部实际监听目标。但是，清单如何产生、何时被排除，与清单本身同样重要。

格拉利希指出，针对欧洲政治机构的“选择器”违背了2002年美德签署的情报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约定。调查还暴露出一个更加具体而难堪的管理问题：从事技术工作的BND人员，并不都充分了解决定合作边界的政治协议。上级签下的承诺，若没有转化成执行端能够使用的规则，写在纸上也未必进得了机器。

对德国政府而言，这种合作把两个问题绑在了一起。其一，德国公民、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免受违法监控；其二，德国自己的机构是否帮助合作方监控了欧洲伙伴。仅以盟国关系解释情报交换，回答不了第二个问题；仅谴责美国，也回答不了BND自身的责任。

扩权之后，谁来检查

于是，2016年的BND立法改革，一面为境外通信监控设置更明确的授权，一面增加控制程序。该轮改革还设立了由两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组成的“独立委员会”（Unabhängiges Gremium）。

2020年5月19日，联邦宪法法院就BND对境外外国人通信的监控作出重要判决：德国国家机关在国外行使权力，也受基本权利约束；境外外国人的通信秘密和新闻自由，不能因为人不在德国、也不是德国公民，就被排除在保护之外。法院并未全面禁止这类活动，而是要求法律明确限制、加强保护，并建立独立监督。

2021年，立法者据此修法，设立“独立监督委员会”（UKRat），它自2022年起监督BND的技术情报活动。议会监督机构、基本法第十条委员会及联邦数据保护机关，还在各自范围内承担职责。这些变化既增设约束，也进一步制度化情报权限，权力与控制是在同一次修法中增长的。

到了2026年8月12日，联邦内阁又通过新一轮改革草案。按政府公布的方案，BND可将战略通信监控所得的通信内容保存最长六个月、通信交通数据保存最长十二个月，并获得更明确的人工智能分析、生物识别比对等权限。草案还涉及特定条件下的主动网络措施，拟把更多法律监督职责集中到UKRat，同时保留议会的政治监督。

10月12日，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举行听证，专家对草案仍意见分歧：支持者认为旧权限已不足以应对新威胁，批评者则质疑数据储存规模、主动措施和救济途径。政府把集中监督称为克服职责分散的办法，但机构集中之后，人员、技术能力和检查权限是否足以跟上业务扩张，不能仅凭草案的自我说明作答。能够检查多少系统、看到哪些记录、制止什么行为，才是监督真正落地的尺度。

就在这个当口，汉宁案曝光。虽然此案与这项改革并不存在已被证实的因果关系，但它们几乎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让讨论多了一层现实内容：新技术扩大信息的入口，旧的人事关系仍可能影响信息的出口。依法开展国际合作，与将内部材料用于私人咨询，是两件应当分清的事；后者是否发生、发生到什么程度，必须经由调查和司法程序查明。

BND从盖伦组织走来，有沉重的人事和制度遗产，但其自身七十年的机构沿革史不能缩略为一条“实用主义基因”注定反复背叛的直线。早期国内政治调查、冷战中的渗透案件、跨国通信合作的失控和今天的刑事嫌疑，各有对象、动机和责任。把它们连起来的，是秘密机关如何证明自身有用，又如何让其活动受到有效约束的长期难题。

回到汉宁家中的近两千份文件。它们曾用于向国家最高层汇报形势，后来（据称）在多年间流向一位退休局长。档案数量惊人，但更难解释的是流转本身：一名已经离开公职的人，仍能持续接近原本不应属于他的材料。这次调查最终会如何结案尚未可知，但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只向退休情报官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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