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日,一列从哈尔滨开往珠河县的火车在夜色中行驶。车厢里,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向押解人员要来纸和笔,写下了给儿子的遗书。她叫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当时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这一天,她31岁。
遗书里的字,后来被很多人读过。但遗书背后藏着的那些东西,读出来的人不多。
赵一曼在火车上写的遗书不止一封,她写了两封。
第一封是写给儿子宁儿的:“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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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写完之后,她觉得话还没有说尽。她又写了第二封:“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第二封里有一句关键的话:“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当时根本不在东北,更谈不上死在东北。这句话是赵一曼在狱中编造的假口供,写进遗书里是为了让敌人以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不会再去追查他的下落,不会顺藤摸瓜破坏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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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遗书里的第一层暗语。看上去是母亲在告诉儿子父亲的下落,实际上是在保护丈夫的安全。赵一曼从被捕到牺牲,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敌人只知道她叫赵一曼,不知道她是四川宜宾的李坤泰,不知道她丈夫叫陈达邦,不知道她有一个儿子叫宁儿。
遗书里那句“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配合她在审讯中的假口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掩护。敌人就算拿着这封遗书去查,也只能查到一个已经“死在东北”的人。
遗书之外,赵一曼在狱中还留下了另一层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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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春秋岭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左腿中弹负伤,昏迷后被俘。日军把她押到珠河县伪警察署,后来又转到哈尔滨。在狱中,日军对她动用了各种酷刑,吊烤、竹尖刺指甲、坐老虎凳、把烧红的烙铁刺进她腿部的伤口。她始终没有说出抗联的机密。
抗联老战士王明贵在1995年接受采访时回忆了一件事。赵一曼在受刑时,嘴里反复念叨着“三棵松”这三个字。日军听不懂,以为她是在痛苦中胡乱叫喊。但“三棵松”是赵一曼和抗联战友事先约定的暗号,意思是“情报已成功送出”。
赵一曼被关押的医院窗外,正好有三棵红松。她在病床上用绷带编成特殊的绳结,教护士韩勇义识别其中的信息。这些绳结后来被证实是日军在哈尔滨地区的兵力部署图。
1936年6月28日,护士韩勇义和伪警察董宪勋帮助赵一曼从哈尔滨市立医院出逃。三个人在雨夜中坐出租车出城,又换马车往宾县方向走。但赵一曼腿部有二十多块弹片,行动极慢。日军发现她逃跑后全城戒严,追捕的马队很快就追上了他们。赵一曼被重新抓获,韩勇义和董宪勋也被捕入狱。
被重新抓回之后,日军知道从她嘴里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决定处决她。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外就义。
赵一曼被捕,源于一次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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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张福兴和日本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带着三十多名伪警察,包围了赵一曼藏身的空房子。双方交火,游击队员老于和刘福生牺牲,赵一曼为掩护小交通员杨桂兰,子弹打尽,左腿中弹,昏迷后被俘。
十五年后的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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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的朱景才和廉江,也在同一轮清查中被捕,一同被判处死刑。
赵一曼牺牲之后,她的遗书没有被交到儿子手里。
宁儿大名叫陈掖贤,是赵一曼和丈夫陈达邦的孩子。赵一曼离开四川去东北之前,把宁儿托付给了陈达邦的堂哥陈岳云抚养。从此母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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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在川南看到了这部电影,银幕上的赵一曼让她想起了离别二十多年的妹妹李坤泰。她开始向党组织汇报,向进川出川的同志打听。
身份确认的过程持续了六年多。1957年,原东北抗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四川宜宾进行烈士身份核实时,陈掖贤才第一次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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