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前后——时任驻越大使的回忆（下）

作者:杨公素

编辑:泛栖。

著名外交家、藏学家杨公素先生

中国大使馆被监视起来

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门前有一个小公园，这个街心公园虽不大，在河内城内还是少有的，所以过去游人较多。现在几乎没有游玩的人，只有越南的便衣及警察，禁止大人小孩人内，成了他们监视使馆的暗哨，不许越南人、华侨进入使馆。大使馆后门原来有一条大街是越南高级官员的住宅区，现在那条街也禁止“闲人”及车辆通行。使馆周围的房子的住户都换了人，我们已察觉那些房子里常有人持着望远镜向我们使馆里窥视，中国大使馆完全被包围和被监＊视了。

中国驻越大使馆

越南外交部曾通知各国大使馆，使馆车辆只允许在河内城郊10公里内活动，若去外地需要取得外交部同意。我国大使馆曾因处理我驻海防机构事务（即撤销机构搬运东西回使馆）允许去过海防，其他各地都不批准中国大使馆的人前去。我曾想去西贡（现在改为胡志明市）看看，那里原来有我国众多华侨，曾设立过总领事馆，但越方不批准。越南曾组织各国使馆人员去西贡参观，竟不邀请中国大使馆。我的车子一出大使馆，后面就有车子盯梢。

河内的中国大使馆，房子虽然旧点，但院子很大，房屋很多，院内有球场、游泳池、电影厅等，我们每天下午吃饭后在院内活动，为了保密起见，院内不许谈论公事，更不准谈论有关国家和外交上的事情。越南方面并不能完全封锁我们，我们的采购员每天要去市场购买新鲜蔬菜及食用品，那时这些好一点的菜、肉、鱼都较少，但我们采购员是老河内通，他有一些老朋友，他不但能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食品，还听到不少消息。越南政府反对中国，年轻一代越南人受政府的宣传反对我们，但多数老百姓不反对中国，反而对其政府反对中国不满。原因很简单，过去同中国友好时，虽然在战争年代，越南市场上不缺少日用品、生活必需品甚至粮食衣物，这些都是由中国运来，连小学生的作业本、纸张也是中国来的。现在抗美战争胜利了，但同中国闹翻了，结果是越南市民生活的极度困难，所以老一点的越南人都向往中国。

晚年的杨公素先生仍在辛勤写作

越南那时同几十个国家建交，在河内驻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其中分为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国家如法、英、北欧几个国家，再就是亚洲国家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少数国家如埃及等。

我们的外交活动，越南方面不能完全封锁。上述几类国家在外交活动中自然形成几个小集团。无论在越南方面举行的，或者各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会，这些国家的大使就各自聚在一起聊天。在这种场合，我首先是有礼貌地同建交国家的大使或参赞打招呼握手，我的活动大半是在法、英、北欧国家大使、特别是亚洲建交国家大使中进行。这些大使、参赞们对中国友好，我们交谈也较有兴趣，相反越南政府参加的官员显得较为冷落。

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员总是聚在一起，同其他国家大使、外交官交谈很少。那时苏联正因占领阿富汗受到全世界反对。虽然越南吃得开，但在外交圈子里是孤立的。西方及亚洲国家大使们愿意同我友好交谈，越南进攻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他们都要想从我这里知道事件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政策。

我同他们接近后，知道他们及他们的政府对越南当时的政策与作法不满，对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形势的担忧，自然就有了共同语言，这也是我宣传我国政策的极好机会。我利用使馆的优越条件，经常举行各种集会、茶会、看电影、打球、游泳、会餐等活动。一些国家的大使也常请我去吃饭、喝茶或看电影，这些外交活动越南政府是不能禁止也不敢禁止的。这样我在河内就不是孤立的，越南政府也封锁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思想还是受了“左”的影响，对柬埔寨形势了解得太少，虽然我是从国内外交部得到关于柬的情况，认为民主柬埔寨力量较强，受到柬人民拥护，去年又打败了一次越南的入侵，所以我对各国大使把柬抗越的形势说得太乐观了。对于波尔布特，柬共在柬国内的地位也说得太强了，因此比较有信心地向这些大使们讲，柬能顶住越南进攻。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错误的。

我被召回国后战争爆发

人民日报发布了“奋起还击’保卫边疆”的社论

1979年初，我接到外交部来电要我回国述职，我就知道中越之间将有一场武装冲突，将使馆应变工作布置完毕后，我即乘中越通航最后一次班机回国，到北京不久之后，自卫反击战就开始了。

中国人民对越自卫还击

关于那次中越边境战争，当时越南方面宣传得很多，说他们如何打败中国军队，打死打伤若干人，如何把中国军队赶出国境，但是，他们不同意外国记者去边境战场查看的要求。中国则对战争情况及双方伤亡损失不作任何公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自1979年2月17日起到3月16日止，分云南、广西两方面出击，进行了28天，攻克了越南的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和17个县、市（镇），给这些地区的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并摧毁了越南在北部地区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附带说一句，这些工事都是用中国援助作为抗击美国军队用的设施）。

人民解放军凯旋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胜利地完成了严惩越南侵略者的任务后，于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接着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发表声明，叙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在中越关系恶化到以武力冲突的地步，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越两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建议在中越双方同意的地点迅速举行适当级别代表的谈判。经过中国方面的一再努力，双方同意以副外长级的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国方面派出以副外长韩念龙为团长，我以大使任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往河内，于4月18日举行第一轮中越谈判。

不欢而散的中越关系谈判

在代表团赴越南之前，我们代表团成员包括亚洲司副司长梁枫，条法司副司长及越南处处长和专家顾问等集中在钓鱼台6号楼进行讨论研究和起草文件。当时我们认为这次谈判由于越方的态度，不会取得什么结果。越南早已控制老挝，现在又侵略柬埔寨，已实现了它吞并这三国组成所谓的“印支联邦”的目的，要它撤出柬埔寨，归还柬的独立主权是不可能的。但它独霸印支，威胁到泰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引起了亚洲各国的恐惧。泰国正严阵以待准备坚决抵抗侵犯泰国的越南侵略军，东南亚各国在越南的威胁面前进一步加强了团结。菲律宾总统谴责越南在泰柬边境集结军队，严重威胁泰国的中立。东盟国家外长会议一致要求越南立即从柬泰边境和柬埔寨领土撤出全部军队，停止输出难民，呼吁全世界制裁越南当局输出难民的罪恶行径。加之苏联作为其盟国，在越南占有军事基地，金兰湾已为苏联空海军使用，苏联实现了南下政策。这不仅是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太平洋、印度洋及世界的和平。所以中越这次谈判不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不到和平与稳定。

越南试图不改变其总的反＊华政策，只求解决具体的边界、华侨、边境领土等问题。因此，代表团感到谈判任务艰巨，必须从世界和东南亚的形势入手，方能根本消除霸权主义的危害，恢复中越两国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本着这种考虑，代表团拟定了此次谈判的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发言的稿件，报经中央批准。

中越谈判经双方商定第一轮在河内，于4月18日到5月18日举行。在第一轮会谈前双方副团长开预备会，确定一些事务性的安排，会议采取不公开方式，不要记者参加，会议记录各方自己进行，双方并不核对会谈内容，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向外透露等。接着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全体会议，中国方面提出处理中越两国关系八项原则建议，其主要内容为：

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二、双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任何一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三、双方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两国边界线，并以中法界约为依据，谈判解决中越边界领土争议问题。

四、双方互相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根据当前国际海洋法有关规定，公平合理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权和大陆架。

五、西沙、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越南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从其所占南沙群岛的岛屿撤走其一切人员。

六、所在国政府对对方国家的侨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驱＊逐出境。

七、越南政府强行驱赶到中国境内的越南公民，越南应尽早把他们接回越南，并给以妥善安置，中国政府愿提供一切方便（那几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国外，造成东南亚国家、香港的越南难民灾害，逃往中国的也有数万人）。

八、关于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关系，将通过两国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中国代表团的八项原则建议是合情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反映了中国要求改善中越关系的真诚愿望。但是越南方面却提出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扩大争论的主张，竟公然指责中国挑起边界战争。反对越南，坚决反对中国所提的八项建议，提出要中国改变“反对越南”政策，这次谈判不应谈及第三国和与两国关系无关的问题，以此作为两国谈判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指出，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完全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任意践踏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越南当局把中国视为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重大障碍，竭力进行反华所造成的；要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维护印支及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就没有共同基础，难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第二轮谈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争论的问题仍然是在谈判的共同基础问题上。

越方开始反对谈霸权主义，后来提到的霸权主义是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并举出许多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例子。连日内瓦会议中国总理与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决军事分界线的事，也说成是中国强加于越南，是属于霸权主义的行为。他们还反对谈论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认为谈这个问题就是干涉第三国事务，中国支援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也是中国企图谋求霸权的行为。这样，费时近半年多的中越谈判除了双方争吵一阵外，毫无结果。

在北京这一轮的会谈，拖的时间较长，原因是越南代表团团长请假曾回河内一次，回来后在谈判桌上提出一个在中越边境地区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草案”，把中越谈判的内容限制在中越边境纠纷这一点上，这是中国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两国会谈要谋求根本解决问题，双方应当讨论共同保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前述八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新的建议，即中国政府愿意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与越南方面共同宣布遵守五点，即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二、不在印支、东南亚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

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国家，不发动侵略战争，不实行军事占领，已派驻外国的军队立即撤回；

四、反对为任何国家集团的霸权政策效劳，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五、不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

总之，中国代表团一直坚定明确地主张，如果越南方面确实愿意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恢复印支、东南亚和平，就应该与中国一道讨论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双方谈判的距离太远，谈判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根据当时两国关系与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我不再去河内，即:我国河内大使馆不派大使只由临时代办负责，虽然越南驻中国大使仍然驻在北京，这表示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对越南的一种冷淡、降格态度。我于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腊当大使，从此就同越南没有来往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国在武装冲突后进行谈判，引起了各国的关心与注视，更引起各国新闻记者的重视，虽然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不多，而要求采访中越在河内谈判情况的记者却不少。在每次会谈后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就成了各国记者提问的中心。由于双方商定不公开对外泄露谈判的内容，所以对于记者的询问，韩念龙团长只能谈一些我国一般原则性意见，满足不了记者的要求。

当时各国新闻界关心的是中越关系如何发展，中越会不会继续作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否有妥协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协等等。各国驻河内的大使也常找我了解情况，我与他们约定，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后再约时间同他们一一会谈。

所以在中国代表团结束第一轮会谈返回北京时，我尚留在河内一个时期，除与越方商量第二轮会谈的事宜外，主要时间是与各国大使会见，告诉他们我能告诉的会谈的情况，并说明中国政府的方针，会谈将继续，战争将不再会发生。

在北京谈判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较多，每次记者招待会提问的人不少。我曾主持一两次招待会，并经过允许透露了我国对越南援助约200亿美元的主要内容，包括军火援助项目，这些从未公布的数字引起了记者们莫大的兴趣。

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