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增长新动能何在？深圳这场对话会提前破题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黄海婷 胡梦然 深圳摄影报道

2026年，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重塑动能的关键窗口，也面临治理协同与韧性增长的考验。作为当年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城市，深圳正提前进入“APEC时间”。10月12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深圳宝安举办“2026亚太合作高峰对话会”，邀请APEC21个成员经济体代表、驻华使节及知名智库专家，围绕开放融通、协同共治、创新赋能三大议题展开前瞻研讨。

《华夏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深圳前海华侨城艾美酒店三楼宴会厅座无虚席，与会嘉宾手持会议手册，在圆桌研讨间隙频频交流。两天会期里，从“深圳湾区之眼”的参观到多场圆桌讨论，这座因创新而生的城市，正在为亚太增长新动能寻找破题路径。

深圳生态如何连接亚太

“中国与东南亚的科技合作，正在超越传统贸易，走向人工智能、数字服务和先进制造。”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广播电台代表艾哈迈德·伊尔凡·切·穆罕默德·鲁扎伊迪在对话会现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在电子商务、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形成强大能力，而东南亚如马来西亚则拥有不断增长的数字经济和活跃的消费市场。在他看来，双方合作面临三大机遇：提升商业生产力、扩大跨境数字贸易、通过知识共享培养本地人才。

但艾哈迈德向《华夏时报》记者强调，下一阶段的合作不应简单地将中国技术引入东南亚，而应鼓励联合创新，确保本地企业从中受益。“合作是否成功，应看它是否创造了经济机会、改善了人民生活、加强了区域连通性。”这一观点与会议“开放融通——亚太经济一体化与韧性增长新路径”圆桌研讨的主旨高度契合。该场研讨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主持，智利、中国香港、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新加坡、美国等成员经济体代表参与讨论。

深圳的实践为这种“开放融通”提供了鲜活注脚。艾哈迈德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他此次在中国走访了北京、上海和深圳，深圳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将技术、制造、投资和研究连接在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不只是开发新想法，更是将想法转化为实用产品和商业机会。”他告诉记者，马来西亚应从深圳汲取的关键经验是：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投资研发，为初创企业创造成长机会。但他也提醒，马来西亚不应简单复制深圳模式，“不能照搬，而应结合自身经济优势和发展需求进行适配”。在艾哈迈德看来，深圳的启示最终归结为一点：“创新的最佳状态，是人才、技术、投资和产业共同发力。”

华商希仕廷（福田）联营律师事务所执行总监朱云龙对此深有感触。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所在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国家级战略合作区，“参与亚太区域交流合作，对我们深化深港合作、区域经贸往来有诸多启发”。朱云龙表示，深圳正日益国际化，将在世界舞台上更有分量，“不管是从事任何行业的人，都会因此受益”。他透露，深圳主流媒体已在讨论APEC将为深圳人带来怎样的红利，“我相信深圳的涉外法治事业也将因此获得巨大加持”。

如果说“开放融通”指向的是经济利益的共享，那么“协同共治”则触及亚太一体化更深层的制度与信任问题。在“协同共治——亚太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创新与合作机制”圆桌研讨中，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石田隆至的发言引发关注。

石田隆至在回答《华夏时报》记者提问时直言，当前日本对亚太区域的“协同共治”持极为消极的态度。日本所构想的区域整合是基于支配－从属关系的“垂直整合”，而非平等协作。

但石田隆至也从和平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建设性思考：若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安全保障不能形成相互促进关系，二者恐将共同衰退。“近代以来世界上的诸多对立均表现为国家间对抗，因此超越国界的区域整合，将成为迈向和平世界的切实可行之途径。”他强调，应尽可能以超越国家框架的协作与联通为基本单元加以推进，“这一举措本身即制度革新，亦将深化彼此间的信任”。他还向记者指出，APEC框架内“全球南方”国家已践行的共同体导向路径，是一种务实可靠的革新。

技术红利如何抵达中小企业

“创新赋能——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驱动亚太共同繁荣”是本次对话会的第三大议题，也是与会嘉宾讨论最为热烈的领域。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共同主任黄达业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中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传统银行业的转型路径，当前银行经营必须以消费者为主，“当消费者都已经非常科技化以后，银行经营必须跟进”。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大陆在科技金融方面发展非常快速，两岸银行界若加强交流，将科技金融应用到华人市场，可打造华人特色的银行经营模式并输出到全球。在他看来，APEC是中国最重要的舞台之一，“我们必须把握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优势与各成员经济体加强合作，尤其是在AI和数字经济领域带动贸易提升”。

艾哈迈德则从发展中国家视角，阐述了AI与数字经济对中小企业的机遇与挑战。他表示，通过数字平台，即使小企业也能触及国际市场，无需大量实体存在和营销投入。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并非每个中小企业都有财务资源、数字技能和基础设施来采用这些技术。”他特别提到网络安全、数据隐私以及大型企业与小企业之间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等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艾哈迈德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中国企业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分享技术专长、提供可负担的数字解决方案、与本地中小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目标不应只是引入技术，而是确保本地企业拥有使用它的技能和知识。”他强调，从新闻业角度看，媒体同样肩负重要责任，“我们不能只报道投资数字和技术突破，必须讲述真实商业故事，突出成功合作，同时承认并解决企业家在实际经营中面临的挑战”。他直言：“数字经济的成功不应仅以技术先进程度来衡量，而应看有多少人和企业能从中受益。”

在媒体如何扮演桥梁角色的问题上，艾哈迈德有着清醒认识。他表示，媒体首先要帮助人们理解技术及其对生活的影响，“如果社会不知道新技术的意义何在，技术就不会惠及他们”。其次，信任必须始终是新闻业的核心。“我们面临虚假信息、假新闻等挑战，这确实对记者的可信度构成考验。但当我们坚守伦理、践行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时，这便不应成为障碍。”他强调：“技术可以数字化连接各国，但可信的新闻业才能通过理解和信任连接我们的人民。”

从开放融通到协同共治，再到创新赋能，这场对话会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与会嘉宾反复提及的一个判断值得注意：亚太增长的新动能，最终取决于多少人、多少企业能真正从技术和制度变革中受益。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