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冬，北京，张爱萍在家中接待刚任总参谋长不久的迟浩田。老人没有把谈话引向客套，而是盯着这位比自己年轻的将领问了一句：“浩田，饮鸩止渴，你懂吧？”
话不长，分量却很重。张爱萍问的并不是典故本身，而是军队在现实困难面前，究竟该用什么办法维持自身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繁重，军队经费也较为紧张。一些部队的训练、装备和日常保障，都受到财力不足的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利用军队所属资源增加收入，曾被视为缓解困难的一条办法。
于是，军队所属工厂、运输单位、服务设施等，逐渐面向社会开展经营。有些项目确实带来了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问题在于，权宜之计一旦持续太久，就可能变成新的依赖。
张爱萍看得很清楚。军队拥有特殊的组织体系、装备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到经营活动上，容易形成利益牵扯，也容易让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退到次要位置。
更让他担心的是风气变化。
军人一旦习惯于计算利润、争取项目，部队内部的评价标准就可能发生偏移。过去看训练成绩、战备水平和纪律作风，后来却有人把收入多少、关系宽窄看得更重。军装还在身上，心思却未必全在战场。
1985年前后，张爱萍已公开表达过对军队经营活动的忧虑。到了1986年有关会议上，他用“饮鸩止渴”作比，指出这种做法或许能够解一时之急，却可能损害军队的根本。
“鸩”在古代传说中指带有剧毒的鸟。饮鸩止渴，说的是为了暂时止渴而喝下毒水，眼前的难受缓解了，后果却更加严重。这个典故被张爱萍用在军队问题上，针对的正是本末倒置。
当然，当时的困难并非虚构。军队需要经费，装备需要更新，部队生活也要保障。若只提出停止经营，却不能解决钱从哪里来，意见便很难真正落地。张爱萍的忧虑，恰恰在于不能用一个问题去掩盖另一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迟浩田并不是完全不了解这种矛盾。山东招远人迟浩田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长期在部队工作，对基层训练和部队作风有直接体会。1987年11月，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肩上的担子随之加重。
在那次家中谈话里，张爱萍没有摆出长者训示的姿态，只是把利害关系摊开来讲。他大意是，部队可以有困难，却不能因此改变根本任务；军队可以改革保障方式，却不能让经营活动反过来支配军队。
迟浩田听得很认真。老人又说：“军队的本钱，是打仗和训练。”这句话没有复杂道理，却点出了核心。对军队而言，离开战斗力谈发展，方向就容易出现偏差。
从认识到处理，并不是一纸文件就能完成。经营项目涉及人员、资产和经费，许多单位还把相关收入视为维持运转的重要来源。要把这些活动逐步剥离，既要有制度安排，也要有财政保障，更要处理好人员安置。
1993年，中央军委作出军以下作战部队停止经商的部署，这是一次重要收紧。但实践表明，局部停止并不等于彻底解决，一些遗留问题仍需继续清理。
转折出现在1998年。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中央军委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并对所属企业进行清理和移交。军队经营活动由此退出历史舞台，军费保障、企业移交和人员安置等工作同步展开。
这项调整的意义，不只是少了几家工厂、少了几项经营业务，而是重新划清了军队与市场经营之间的边界。部队的主要精力重新集中到军事训练、战备建设和装备发展上，军队的特殊资源也不再用于谋求经营收益。
从1987年那句当面提醒，到1993年的局部收紧，再到1998年的全面停止，中间经历了十多年。张爱萍提出的是方向性警告，迟浩田承担的则是把方向转化为制度和行动的现实任务。
那场谈话没有留下多少戏剧化细节，却留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判断：军队遇到经费困难时，解决办法必须服务于战斗力，而不能反过来消耗战斗力。对张爱萍和迟浩田而言，这不是一句典故，而是一道必须正面回答的军队建设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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