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评37位正兵团级：2位大将，1位中将，为何有1位降副兵团级？

1952年，全军系统进行了一次定级，共分为三等二十一级‌，后来的授衔很大程度上以此为参照来评定的。

当初的一等一级为军委主席/副主席级、二等一级为正大军区级，55年参与授衔的大多是元帅；当初的二等二级为军委委员级，55年参与授衔的大多是大将。再往下的三等就是兵团，三级依次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综上可以看得出来，正兵团级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仅次于元帅、大将。52年被定为正兵团级的37位干部，在55年有33位都被授予上将。

这个占比其实已经说明，正兵团级对应的就是上将，既然如此，为何又出现了4个特殊情况呢？

一、破格提高的两位

在正兵团级干部里，有两位55年被授予了大将军衔：王树声、许光达。究其原因，主要是跟“山头”有关。

毛主席曾说过：“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部分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可见山头是客观存在的。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拥有三大主力，这其实也是三个大的“山头”。在授衔名单上，每个大“山头”都应有自己的元帅、大将代表，这样才会让上下更团结。

1952年的军委委员级共有13人：粟裕、张云逸、李先念、罗瑞卿、杨立三、滕代远、陈赓、谭政、谭震林、张际春、萧劲光、徐海东、黄克诚。

这里面出自红二方面军的没有一个；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虽有李先念和徐海东，但李先念后来转政不参与授衔，徐海东则率红25军小长征后脱离了红四方面军建制，所以两人都没办法充当红四方面军的大将代表。

军委委员级既然不行，那只能往正兵团级里找，许光达和王树声就因此被列入考虑范围。组织综合评定一番，确认没有人比他俩更合适，这才定了下来，成为十大将里的第九、第十位。

或许有人会奇怪，许光达缺席了国内革命六年时间、王树声自抗战开始就没什么耀眼战绩，为何选了他们呢？

那是因为，相比较起来两人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比起其他人要更合适。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合编而成，不过根子还是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早前一直在湘赣苏区，负责拱卫中央，直到1934年10月才抵达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师。真正能代表二方面军的，还是出自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

所以，即便红六军团的萧克、王震的历史职务比许光达更高，代表性方面还是有所不及。

许光达虽然说1932年就往苏联治病，但他出国前就已经是师长了，之后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旅级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兵团级职务，还是能摸得着大将门槛。

红二军团能活到授衔且资历、职务等各方面都强过许光达的，只有一个贺老总，不选许光达为大将还能选谁。

没办法，红二军团早年被夏曦整得太厉害了，四次“肃反”之下，段德昌、万涛、孙德清等高级干部被杀害，如果许光达不是早早去往苏联，只怕也要遭毒手。

最严重时，整个湘鄂西只剩下贺老总、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名党员，1955年后面三人都已不在，许光达这个参与创建根据地的老党员就意义非凡。

有“山头”这个特殊的加分项，且贺老总说过：“许光达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应授予大将。”最终尘埃落定。

红四方面军虽然没有像红二军团那样高级干部凋零，但也有个对自己人狠的领导——张国焘，他不仅肃了很多高级干部，还导致长征结束后一群人受到影响。

并且老张的“家长式”作风太严重，对麾下控制得太死，使得四方面军大多数干部的思维受到限制，打小规模游击战可以，面对正规战、大兵团作战就有些不适应。

比如程世才土地革命时期也是著名的红军战将、年轻军长，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没能再打出耀眼战绩。东总让他出任三纵首任司令员，可还是抱着以前打不过就跑的思想，几次阻击都没打好，最终被撤职。

几大因素下，红四方面军也很难找出一个各方面都符合大将标准的人。思来想去，唯有王树声。他曾任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河南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鄂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52年全军定级时，王树声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二级军区），因此被定为正兵团级。

但是组织在拟授军衔之际，发现只能是让他来成为四方面军的大将代表，就做了一番调动，1954年提拔王树声为国防部副部长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军械部，同年的国防部七位副部长，只有王树声一人出自红四方面军，也就是在为后来的授衔做准备了。

二、主动降衔的一位

正兵团级里有升高的，也有降低点，不过降低的徐立清却是自己主动申请的。

他土地革命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担任过旅政委、解放战争担任过兵团政委、52年被定为正兵团级，这本来是很稳的上将资历。

但是，55年初核心评衔小组把军衔拟授名单呈递中央后，毛主席认为各级将官人数过多，应适当减少，徐立清就主动申请自降为中将。

为何他会如此呢？主要原因在于，他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是核心评衔小组成员之一。为了避嫌也是出于谦让，徐立清坚决要求降为中将，哪怕组织多次相劝都无果，最终他成了唯一一个正兵团级中将。

四、受到处分的一位

还有一位情况更加特殊，他52年被定为正兵团级，但两年后降为副兵团级，并且他55年没有获得军衔，是一年后才补授的，他就是王建安。

其实论资历，他也是毫无争议的上将，土地革命的红四军政委、抗日战争的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的第9兵团司令员、52年的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正常来讲，他也该跟别的正兵团级一样在55年获授上将。

但是，1954年他的老上级饶书记出事了。这年中央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各大单位随即按照组织命令，开始揭批“高饶”的问题。

王建安解放战争时期对饶书记的能力是有直观体会的，他原本陈老总领导的山东野战军工作，但山野最开始六战五败，军中士气低迷。

饶书记从军调部回到华东局主持工作后，大力协调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解决了很多未统一的意见，让华东的形势好转。此番对比，让王建安很认可饶书记。

之后两人的合作也非常愉快，饶书记接下来还推荐了王建安担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

所以在1954年，王建安很难说服自己去攻击饶书记，有人劝过他，说这是组织要求，谁都得表态，出来附和几句对自己好。他依然沉默。

华东军区见他这个态度，便在内部进行严厉批评，随即上报。华东局更是在公开报告中下了结论：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

正是因为有这个定性，54年王建安就降成了副兵团级，并且55年核心评衔小组把拟授名单送上去后，中央首长还在被定为上将的王建安的名字旁批示“骄傲自满”。

华东局、中央两大层面都如此批评，有人就建议改授王建安中将，压一压他的气势，更有甚者觉得干脆就别授了。

好在总干部部部长、核心评衔小组实际负责人罗荣桓厚道，认为王建安的问题属没有原则性错误，是可以争取回来的。

如果只因为认知层面的问题，就把他的历史贡献降低、授予中将，那太不公平，也不符合组织办事的准则。所以罗帅力排众议，先将王建安的名字划去，等待事情出现变化再做处理。

一年后，王建安在罗帅派人多次传话后，深刻意识到军人应当服从组织，便主动写了检讨承认错误。

在这前后，很多老战友也帮忙写信反映王建安的军衔问题，中央态度有所松动。罗帅见时机成熟，再次呈报希望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获得批准。于是在1956年，王建安等来了“迟到”数月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