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战特高科，天皇特使被毙中国皇城，虽得胜利，壮士却殉国

1940年11月29日上午9点来钟，北平东皇城根。这是一条安静的住宅街，平时没什么人影，路边是高墙和院门。两个日本军官骑着马，慢慢往这边走。因为当天要搞防空演习，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地图，顺路查看城里的地形。

两个中国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就在双方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他们突然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放倒，拔出手枪，扭头就朝马背上两个人的背后开火。枪声一共响了七下。等附近负责警戒的日本兵反应过来，这两个人已经重新骑上车，钻进小胡同，没影了。

马背上的两个人，一个叫高月保，一个叫乘兼悦郎，都是中佐。高月保背部中了三弹，有一发子弹留在肠子里，当天就死了。乘兼悦郎心脏上部中了两弹，抬去医院，抢救了一个月才算保住命。两匹马也各中了一弹。

这起案子，后来被称作"刺杀天皇特使案"。不过这个称呼里藏着一段争议。中方资料一直把高月保、乘兼悦郎记作天皇派来的特使，也有学者认为，这二人实际肩负特使的身份。可日本宪兵队留下的档案里，说法并不一样。档案记载，高月保是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作战班长，派到华北方面军当作战参谋、作战主任；乘兼悦郎是人事主任。两个人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三期出来的，高月保11月13日才到北平，乘兼悦郎8月1日到的。从身份、职阶和来华时间看，日方档案认为他们就是两个参谋，并不是什么特使。

身份上的分歧，一直没有完全扯清楚。可以确定的是，那天在东皇城根，军统的枪口确实对准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两名高级军官。

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动手，要看1940年年底的大局面。

这一年，日本一边打，一边不停搞诱降。通过香港开展的对华密谈，代号叫"桐工作"，到秋天彻底谈崩，10月1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发了中止声明。日本政府还曾想通过浙江的财阀钱永铭牵线，直接跟重庆谈，也没谈成。11月以后，蒋介石拒绝了东京提出的所有和平条件。11月13日，日本开御前会议，拿出一个《支 那事变处理要纲》，定下了持久战的调子。11月30日，也就是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等于彻底不承认重庆的国民政府。

军统选在11月29日这一天动手，时机上的用意是很明白的。

开枪的这两个人，一个叫麻克敌，一个叫邱裕民。麻克敌原名麻景贺，也有资料写成麻景贤，河北遵化麻家村人，那年35岁，枪法好，胆子大。邱裕民是辽宁营口人，25岁，少年从军，学过武术。他俩原先都是118师张砚田手下的尉级军官。这支部队有点特殊，七七事变之后，曾在通县发动起义，回归国民政府；1938年台儿庄一仗，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损失很大，军委会就把张砚田这个师补了过去。这支部队里很多军官是日军训练出来的，熟悉日军的情况，又在华北活动多年，路数很熟。

戴笠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向张砚田要来麻克敌等几十名下级军官，送进军统的训练班，毕业后陆续派回北平潜伏。为了表明抗战到底的心思，麻景贺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麻克敌。

1939年，军统重建北平站。区长是薄有凌，也有写作薄有陵的，是从山西方面派来的。下面设两个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另一个是周良辅；两个情报组，组长是张清江和侯化均；外头还连着一个外围组织，叫抗日杀奸团。

打这两个日本军官，不是临时起意，是经过一番仔细盘算的。早在9月下旬，麻克敌、邱裕民就伪装成普通市民，带着家眷进了城。重庆起先给他们的指令，是暗杀伪政府里的亲日要人，可那些人身边警卫森严，两人一直没找到机会。重庆那边来电，责备他们进展太慢，随后改了命令，让他们对日军的高级军官下手。

情报组的张清江先去摸情况，把目标每天的行动习惯、来回路线研究了一遍。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跟麻克敌商量，把下手的地方选在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这一带。选这里有几个讲究：这一片没有日军的据点，平时是伪警察站岗，相对松懈；再就是小胡同密，开完枪撤起来方便。分工也定了，麻克敌负责开枪，邱裕民负责掩护。

于是就有了29日上午那七声枪响。

据日本人后来的审讯材料，军统派到城里执行暗杀的人，一律两人一组，组和组之间互不横向联络，一个刺客只知道自己组里的人。这样安排，是为了万一有人被抓、熬不住刑，特高课也没法顺着一张嘴把整个组织全拽出来。对付特高课这种最擅长顺藤摸瓜的对手，军统在事前就给自己留了这么一手。1941年年初麻克敌这个组出事的时候，同站的另一个行动组、另一个情报组里，确实还有人没被供出来，后来仍在活动。

案子一出，日伪上下极为震动。11月30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就发表了事件经过，要求北平当局和市民协助抓人。北平日本宪兵队在队长由里龟太郎的指挥下，编成了特别搜查班；宪兵队总部特高课课长阿部起吉中佐亲自到现场勘查检证，又把弹头带回特殊班做鉴定。驻北平的日军干脆封锁了全城，死死盯着每一个进出城的人，城里展开大搜捕。伪政府也悬了赏，有说一万元的，也有中方资料说五万元，满城张贴刺客骑的自行车、戴的皮帽的图样。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宪兵教习队，还有茂川机关，也都跟着动了起来。

军统和特高课在北平城里的这场暗斗，这才算真正进入硬碰硬的阶段。军统开了枪，特高课的报复顺着一条条线索，慢慢收网。

宪兵队先查清楚了一件事：军统北平区的组织1939年曾被破坏过，后来是从山西派来了新的负责人，就是薄有凌。摸清这个底，搜捕就有了方向。

12月25日，特高课悄悄搜了军统的北平联络处，一下子抓了相关人员十几个，连带军统张家口组的十几个人也落网。与此同时，日军在伪政府、警察局的配合下，按着户口，挨家挨户地查。12月30日，藏在北平城里的薄有凌被抓。1941年1月初，麻克敌也被捕。剩下一个邱裕民，特高课一时没摸到他的藏身处，最后是设了圈套，用诱捕的办法把人抓到。从案发算起，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天。

审讯在俗称"炮局监狱"的外寄人犯看守所里进行，日本人用了重刑。麻克敌、邱裕民起初交代，说行凶的手枪扔进了北海公园的湖里。日本人真逼着苦力在数九寒冬下水去捞，结果什么也没捞着。再一轮拷打，两人才说出实话，枪就藏在家里的墙里头。枪起出来之后，跟死在高月保肠子里那颗子弹的旋孔一对，完全吻合，成了定案的关键证据。到这一步，麻、邱二人把刺杀经过都认了。

狱里有个细节。薄有凌趁着短暂同审的工夫，悄悄把被捕的人联络起来，让大家把各自知道的情况互通一遍，为的是万一有人能活着出去，好把北平站的实情向上头汇报。1941年2月15日，薄有凌、麻克敌、邱裕民、张清江四个人，被枪杀在天桥刑场。

这一下，军统北平站损失惨重，一个行动组连同区长、情报组长，几乎被特高课连根拔起。后来军统在重庆，把麻克敌、薄有凌这些人，按殉国烈士的名义供奉起来。

那场刺杀在沦陷区的老百姓中间，确实起了另一种作用。日伪报纸连日刊登搜捕的消息，满城都是自行车和皮帽的图样，反倒让很多北平人知道了——城里还有人敢当街朝日本军官开枪。至于马背上那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天皇派来的特使，当年的看客未必分得清，似乎也不那么要紧。人们记住的，就是东皇城根那七下枪声，和五十天之后天桥刑场那场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