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形式的现实主义问题与……真实的事物

《真实的事物：对文学形式的思考》，[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唐建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雅众文化，2026年9月出版，160页，58.00元

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真实的事物：对文学形式的思考》（The Real Thing: Reflections on a Literary Form，Yale University，2024；唐建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2026年9月）考察了现实主义复杂的发展历史与创作实践, 梳理了文学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探讨了文学现实主义复杂的历史、实践和政治。从写法来看，伊格尔顿采用了综述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在论述中兼有陈述、阐释和反驳等的写法，也有机敏与幽默的文笔。但是，对许多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理论并不陌生的读者来说，这本小书的意义何在？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何谓“真实的事物”早已众说纷纭、不确定性笼罩一切的后真相时代，还有必要或如何能够重新思考“真实的事物”与文学形式的关系呢？可能不少读者会首先产生这样的疑问。应该说伊格尔顿并没有给出确切和完备的答案，他只是提醒我们，文学现实主义并没有死亡，关于现实主义形式的现实问题与真实性，还是有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说《真实的事物》是一部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的“全新力作”未必很恰当，因为在这部书中注释所引述的著述文献截至2018年，因此很难说这本不到十万字的小书能带来多少最新前沿的理论创新探索。耶鲁大学出版社在2024年1月出版这本著作的理由，可能与近年来文学现实主义研究的复苏有一定关系。在此不妨先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关于现实主义的新著中理解伊格尔顿这本书在当下文学思潮中的意义。

玛丽丝·乌莱（Maryse Ouellet）、阿曼达·博茨克斯（Amanda Boetzkes）主编的《后真相时代的艺术现实主义》（Art's Realism in the Post-Truth Era，2024，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的主旨很明确，指出在现实本身已成为政治、社交媒体、科学和人文学科争夺领域的时代，艺术重新激活了其与现实主义的历史与美学互动。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艺术家强调现实被幻觉和拟像吸收的经验领域，那么今天他们通过纪录片、媒体考古、数据提取或记录、法医分析、公民科学、戏剧、人工智能和行动主义等极其丰富的形式，将自己定位为现实的中介者。这本书探讨了在前所未有的本体论动荡时期重新夺回现实主义主体性的艺术（https://www.jstor.org/stable/10.3366/jj）。从本体论与主体性的视角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在当下艺术思潮中的存在感和重要性，这也正是伊格尔顿在他的书中极力阐释的问题。另一部是大卫·R.舒姆韦（David R. Shumway）的《美国叙事现实主义：小说、电影、电视与戏剧》（American Narrative Realism: The Novel, Film，Television，and Theater，Cambridge Studi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5），作者认为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被贬低为过时的形式，但是近年来在批评家和理论家中有所复兴。虽然作者并非试图将现实主义文学形式恢复到在某种真实或想象的过去中存在的那种主导地位，但是指出现实主义方式仍然在美国文化中叙事中持续存在，因此作者的目标是通过展示现实主义在各大媒体重要作品中的功能，重新夺回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尽管长期遭到批评反对却依然充满活力的叙事实践（https://www.amazon.com.au）。应该说，不能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尤其是在各种媒介形式的作品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功能。伊格尔顿毕竟是老牌子的文学理论权威，他对于现实主义的复苏无疑有着敏感的认识，他的这部小书应该看作是当前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复苏的一个重要成果。

说到现实主义的“复苏”，想起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的《现实主义的报复：历史学家读〈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Savage Reprisals: Bleak House, Madame Bovary，Buddenbrooks，2002；刘森尧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 ，书名中的“Savage Reprisals”意为“野蛮的报复”，作者指的是十九世纪那些感受到社会不公与压迫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小说中对社会的报复。在今天看来，“现实主义的报复”似乎有新的双重意义：一是在文学理论中重新重视被淡化的文学对现实世界的“报复”，二是在今天的文艺与现实语境中分辨和研究现实主义文艺中的“报复”类型，研究其如何积聚愤怒与实施“报复”。这对于思考当下的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复苏”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仅仅是重新重视被淡化的文献现实主义，更要发现其中蕴含的社会实践力量。

全书共五章：一、面对现实；二、什么是现实主义？（1）；三、什么是现实主义？（2）； 四、现实主义的政治学；五、现实主义与日常生活。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是清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综述，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或许像是一种重温，但是我相信在细读中会有新的收获。例如从概念的视角来看，“在日常用语中，现实主义意味着看清一个事物的本来面目，没有扭曲或错觉。现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有时带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意味：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可能意味着承认你对它们无能为力”（第3页）。这种意味在我们熟悉的教科书上不会出现，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概念显然还有待继续思考。在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的伦理方面，伊格尔顿的视角和阐释同样是我们未必认真思考过的。比如，他指出普通男女的“非历史性”行为在改善人类状况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人性是有缺陷的，现实主义艺术可以说服我们接受它的缺陷，而不是把它们漂白；文学现实主义向我们展示人类是如何从内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就更有意义；同时扩大了关注范围，包括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就不会孤立地看待他们的行为及其原因。“我们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再现人们体验现实的方式，同时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他们的行为，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缺点甚至罪行更加宽容。事实可以根据感觉得到新的评价，而感觉也可以根据事实得到修正。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他对法律的描述中所说的‘公道’（equity）。”（第5-6页）从“现实主义”的概念而引申出这些问题，这很难说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只有固化的、刻板印象的“现实主义”概念才会失去理论上的生命力。

究竟何谓“真实的事物”，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真实”。伊格尔顿对于“真实”的语义分析既是依据语义逻辑，同时也紧贴在生活语境中的理解与接受。在他看来，事物本身无所谓真实与否，只有说到关于事物的表现形式才有可能用“真实”来描述，就如你可以说照片、新闻报道等是真实的。他机智地说，“只有假牙才会像真的一样。称赞一幅肖像画是写实的，就是在暗示它不是真实。因此，在肖像画与它所展现的形象之间，两者既是同一的，又是非同一的。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包含了一种反讽（irony）。要被逼真的再现打动，我们必须想到它再现的是什么，这就提醒我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一种形象（image）。”（第9页）看起来，“真实的事物”离不开语言的表述及其形式。“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通过对照事实来判断一个陈述是否有效。但如果事实本身就是解释，那么我们所做的似乎就是用一组解释来检验另一组解释。”（13页）在生活中的确存在人们所讲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表述或解释的情况，因此伊格尔顿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实际上并不容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他说“对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他的后现代继承者来说，这是因为事物的存在方式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式。现实以许多不同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和我们解读它的利益框架。其实，我们所说的事实对尼采来说只是解释。”（13页）对“真实的事物”的认知无法脱离“我们的立场和我们解读它的利益框架”，这是许多启蒙主义者有过的痛苦体验。原以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就能让人们分辨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伊格尔顿应该不难理解的是，有时候“我们所说的事实”对于那些不是尼采的人来说只是异端邪说。

因此当我们回到文学的时候，“当我们谈论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我们通常是在谈论某种表现风格，这种风格给我们的印象是可信和逼真的。十八世纪的作家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 写道，小说的最高任务‘是以轻松自然的方式表现每一个场景，并使它们看起来如此可信，以至于能够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至少在我们阅读的时候）一切都是真实的，直到我们被故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所感动，就好像它们是我们自己的情感一样’”（同上）。这是文学现实主义者关于“真实”的坦诚认识，但是对于很多要维护现实主义文学威望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说法。其实，关于小说这种形式的真实性与欺骗性的并存也可以从词源上得到解释。“‘小说’（fiction ）这个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假装’，所以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小说’这个词就术语而言是矛盾的。……现实主义也反对神话、浪漫和幻想，以及神奇的、形而上学的、诗意的、夸张的和超自然的东西。”（37页）既承认自己是“假装”的，同时又反对夸张的、幻想的，就是要破除“真实”与“虚假”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现实主义无法成为一种方便推广的简单化教条。但是，在谈到简单化问题的时候，伊格尔顿同样指出了它的复杂性：“‘现实主义’这个词似乎是在1853年进入英语语言的，用来描述巴尔扎克的小说。批评家M. A. R.哈比卜（ M. A.R. Habib） 概括为一种旨在客观性和直接观察的形式，使用准确的描述性语言，一般更喜欢当代而不是过去的经验，坚持可能或可证实的事物，通常避免使用强烈的修辞，喜欢更简单、更口语化的用语。……现实主义并不总是简单的同义词。然而，大多数时候它是一种清晰、严肃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对更古老、更贵族化的社会秩序的程式化艺术充满敌意。……它倾向于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矫揉造作和精心制作、幻想和神话保持警惕。”（33页）清晰、严肃的风格与简单的口语化并不总是简单的同义词，这就让我们明白作为斗争武器的现实主义并不一定是简单化的。

说到这里，伊格尔顿继续揭示了文学现实主义的内在矛盾性，坚持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文学的形式”与“真实的事物”的深层关系。他说：“‘文学现实主义’这个词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现实主义’意味着坚韧和质朴，甚至尖刻和令人不适，而文学关乎艺术性——形式上的设计、风格层面的技巧，以及幸福结局的安慰性欺骗等。‘现实主义小说’，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听起来更奇怪，因为小说不像拔牙那样是真实的。事实上，当文学逐渐变得更加现实主义时，‘小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为了表明这种写作不是人们可能误认为的现实生活报道。”（41页） 其实，说的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并非仅仅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对于这面“镜子”要有更全面的认识。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可以指忠实于物质世界，也可以指忠实于体验世界的方式。……对伍尔夫来说，真实本质上是心理层面的。而对马塞尔·普鲁斯特来说，主观印象是真实的标准。”（45页）因此，“小说的世界不存在于它的描述之外。……现实主义的秘诀是让它们的存在看起来独立于语言之外”。要承认的是，现实主义小说“创造了它似乎要复制的现实”。对于读者来说，“我们认同它是真实的，同时也知道它是捏造的。……现实主义是模仿性的，因为它似乎是日常世界的一面镜子；但它也不是模仿性的，因为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它自己的发明”（50页）。他提到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论——认为他的作品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批评家皮埃尔·马舍雷虽然同意这说法，但是认为这种镜像是复杂的，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57页）。对于习惯了镜子反映论的信众来说，伊格尔顿的这一阐释是当头棒喝。

在对“真实”“现实主义”等概念进行阐释的同时，伊格尔顿时常会把现实主义的批判性结合起来论述，从这个意义上也破除了关于批判性的固化教条与刻板印象。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许多现实主义小说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再现”（第7页）。但是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现实主义、顺从和理性似乎是紧密相连的。然而，这个联盟相当可疑。在很多情况下，期望获得巨大的收益是现实的。1968年巴黎学生起义的口号之一 ——出自批评家兼小说家莫里斯·布朗肖——是‘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第7页）。在这里猛然提到巴黎“五月风暴”这句著名口号，这样的阐释角度是出乎意料的，让我们更深地认识到“五月风暴”的内在激进性及矛盾张力。在现实生活中，现实主义的理性特征不难理解，但是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动力，“理性既可以是一种革命的力量，也可以是一种妥协的呼声。看清事物自身，意味着看清它们可能有何不同之处。现状可能是极端的，但推翻现状的要求完全可能是合理的”（第8页）。这可是很值得思考的现实主义反抗哲学，批判的理性与理性的批判在推翻现状的诉求中可以获得一种平衡。

关于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伊格尔顿的切入点是“现实主义似乎给读者提供了真实的文本，没有修饰或主观扭曲，但也有批评家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64页）。也就是说，现实主义通过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而被赋予了一种权威性，读者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读者会容易忘记这只是关于世界的一种可能的说法。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压迫性。有人认为，既然现实主义创造了一个使人相信的虚构世界，“这样做的效果之一可能是使现状合法化，同时加强读者的认同感，而不是让它们感到不安。按照这种观点，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政治上保守的形式，不管它的内容是否偶尔具有激进性质。现实中可能存在问题，但现实本身并没有问题……”（66-67页）应该说，确实存在这种令人感到不安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但是伊格尔顿并没有因此而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感到失望，而是指出像巴尔扎克、司各特、乔治·艾略特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能够深入地探索塑造政治的基本社会力量，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众多人物景观揭示了各种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记录某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表面之下的隐秘的历史发展。更重要的是，伊格尔顿把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民主权利紧密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文学“拒绝将注意力局限于政治精英，而是以民主精神描绘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它将话筒交给任何角色，无论这些角色多么不起眼。它有一种隐含的信念，即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必定植根于普通民众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小说倾向于对彻底决裂或快速的政治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政治必须尊重普通生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中被描绘成一张交织起来的网。社会比政治更根本，因为政治是（或应该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73页）。在这里应该想到某些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建构性阐释，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实际上是以某些的名义抹杀了普通生活的复杂性，目的是培养对于“彻底决裂或快速的政治解决方案”的相信与支持态度。伊格尔顿提醒读者要注意的是，“无论如何，那些指责现实主义艺术的清晰具有欺骗性的人应该小心，不要轻视透明性的价值。他们忽视了现实主义驱散笼罩着某些政治体制的蒙昧主义的力量，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雾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象征”（77页）。在论述“现实主义的政治学”的时候，伊格尔顿指出文学现实主义可以作为对“通过对独特而具体事物的粗暴对待来实现整体目标”的一种隐性批判，因此赞美司汤达和托尔斯泰就可以成为一种谴责某政权的暗号，这也是对某种官方现实主义的“一记重击”（105-106页）。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的隐性批判，属于批判理论的重要议题，但是联系到对简单粗暴的“整体目标”问题，需要在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阐释清楚这种“暗号”的性质与力量。

从现实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看，伊格尔顿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有助于建立日常的人类经验，现实主义和平民百姓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小说的立足之地是“公共广场、街道、城市和村庄等开放的公共空间”（123页）。这是有点鼓舞人心的文学现实主义愿景。“在埃里希·奥尔巴赫看来，现实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文学模式：具体的、流动的、确切的、多样的、开放的、社会包容的、历史意识的、平民主义精神的、尊重个人的、不信任抽象的观念和僵硬的程序。……很明显，这也是一个政治寓言。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普通民众力量的增强密切相关。当奥尔巴赫写这本书的时候，大众民主的瓦解是纳粹政权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他在土耳其避难。他认为英雄主义、等级制度和神话色彩的文学令人不安，这些文学与纳粹主义的艺术和意识形态遥相呼应。相比之下，现实主义似乎是一种天生的反法西斯形式。《摹仿论》写于1942年至1945年流亡伊斯坦布尔期间，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隐晦回应，就像卢卡奇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赞美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隐晦批评一样。”（131页）关于奥尔巴赫的这段阐释，应该作为文学现实主义教程中的重要一章，专门论述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遥相呼应的文学与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如何截然对立，尽管前者常常冒用后者的名义蛊惑人心。

现在可以说，这是一部朴实的、很有耐心的论著，为文学现实主义的观点、形式与贡献作出清晰、机智、有力和有趣的辩护。伊格尔顿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卢卡契的总体性现实主义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但是伊格尔顿反对卢卡契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反映客观总体社会”的教条，也不同意把文学当成社会现实被动镜像的庸俗“反映论”，当然他更加拒斥完全消解文学与现实关联的各种理论倾向。他强调的是文学形式在穿透与反映现实的过程中的审美与批判的能动性，文学形式能够借助叙事、人物、冲突，把社会本身无法被人们直接察觉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经验。伊格尔顿并没有把现实主义当作唯一合法的文学范式，承认现代主义同样具备批判潜能，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尺并非是否“写实”，而是作品能否揭示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他认为作家无法脱离时代观念进行纯粹客观书写，因此所有文学文本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熏染。但是由于文学形式本身具有相对自主性，会撕开作家主观意识形态的遮蔽，显露出真实的社会历史冲突。如巴尔扎克虽然在政治上拥护旧贵族，但《人间喜剧》的叙事结构却真实呈现了旧制度瓦解的历史趋势。另外，在他看来所谓的现实并不是等待文学去描摹的固定客体，文学通过审美形式重构人们对现实与历史的感知。因此，伊格尔顿的现实主义批评的重点不是评判作品写得是否“真实”，而是追问文本建构了何种现实感？文本内部存在哪些矛盾？这些矛盾如何折射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他的这些理论思考对开拓现实主义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现实的真实性与文学的现实主义形式之间，伊格尔顿的基本观点是：文学现实主义无法中立地、所谓客观地复刻现实，但叙事必然要借助形式，而形式本身的审美与表现法则不可能排除对社会普遍认知（常识、主流观念）内部的矛盾的真实状况的揭露。现实主义的使命，不是复刻现实，而是要改变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立场、方法和观点的固化认识，从而对文学现实主义秉持开放的态度，他提醒所有的文学实践者不要忘记：现实主义并非只是经典名著的专属标签，而更是一种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持续变动的文化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被重新发明。因此可以说，伊格尔顿在本书中力图重塑面向当代的现实主义的讨论方式，让现实主义理论成为一种动态的文学批评范式。

由于文学现实主义的这种形式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兼具全景视野和个性揭示的特征，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种现实主义能在后现代时代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可能前景。从写作风格来说，特里·伊格尔顿的确是文学批评的老牌子货色，其博学、清晰而且常常是幽默的论述对于有耐心的读者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同理心与小说》（Empathy and the Novel）的作者苏珊·基恩（Suzanne Keen）从“常识性”的角度高度评价本书：“为新一代读者恢复了文学现实主义的核心特质。伊格尔顿以常识性的方式，庆祝了与那些更常被引用而非质疑的权威对话的有效性和乐趣，以常识性的方式捍卫了‘真实的事物’。” （https://www.amazon.ca/Real-Thing-Reflections-Literary-Form/dp）说到常识性，我深受感动的一个观点是：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日常生活现象学，会提醒我们平凡的事物是多么珍贵（135页）。在阅读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时的确会深有感触。

无论历史如何发生变化，也无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思潮如何变化，伊格尔顿坚信文学现实主义仍然存在。全书的最后这段话表达了他的一种信念：“事实上，它仍然是许多人的主要文学食粮……现实主义也许是历史上最顽强的艺术形式。……在一个被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战争、疾病、贫困、大规模移民，以及大自然逐渐消亡所困扰的极其复杂的世界上，我们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是掌握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总体形态。现实主义的任务之一 ，无论小说、纪录片还是新闻报道，都是为我们提供这种认知地图，而且比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全球知识更令人愉快。”（136页）这样看来，关于文学形式的现实主义问题与真实的事物之间的思考，还正未有穷期。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