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论坛】近代方志转型视阈下政府主导修志的历史考察||曾荣 杨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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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方志转型视阈下政府

主导修志的历史考察

曾 荣 杨雨欣

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为地方志编修创造了客观条件；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则为各省市修志机构的创办提供了政策依据与体制保障，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地方志编修的历史格局。这一格局依托行政优势推动各省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促进了近代方志的转型与发展。笔者通过对民国通志馆的创办背景、运作样态与核心特征的考察，系统勾勒行政法规与修志工作制度化建设、行政保障与修志机构行政化发展、行政管理与修志工作常态化运行、政局变动与政府主导修志之弊的历史面相，旨在揭示近代方志转型视阈下政府主导修志的利弊得失，为新时期我国地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学术参考。

关键词：近代方志转型 政府主导 行政法规 民国通志馆

历代地方志因官书属性，向来以政府主导设馆编修为传统。然而，民国时期政府主导的修志机构在兴办与运作上，呈现出异于前代的鲜明特征。具体而言，中央与各省市修志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开创了修志工作制度化建设的先河；各地政府为修志机构提供办公场地、人才招聘、运作经费等保障，政府行政命令则有效推动了修志资料的采访与征集；一些地方行政长官直接任职通志馆，进一步强化了机构运作效能。但是，民国政局的频繁变动，给修志工作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进而影响到修志机构的设置与运行、修志人员的变动与调整、编修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志书体例的调适与优化等。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政府主导修志的研究，多聚焦于《修志事例概要》等地方志编修法规的推动作用，而有关这一时期政府主导修志对地方志编修机制影响的专题考察较为欠缺。本文综合利用各省市通志馆档案文献，深入考察民国政府官方主导通志馆创办与运作的历史样态，旨在总结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政府主导修志的利弊得失。

行政法规与修志工作制度化建设

中华民国成立后，编修地方志的优秀传统得以延续。包括浙江、广东等各地纷纷兴建地方志编修机构。概括来说，民国时期地方志编修机构有因有创，而以重新设馆修志为主。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十余年间，虽然政局动荡不安，内忧与外患频仍，但修志工作并未中断。因应通志编修的需要，从1914年至1927年，浙江、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黑龙江、贵州、四川等省相继设立通志局，并且启动通志的编纂工作。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全国在形式上的统一，全国地方志编修机构的创办由此迎来了新的契机。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以呈文的方式，提出各省通志“应令行各省设局修理”的建议。而在南京国民政府第十一次国务会议上，上述提议获得会议表决通过，随着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训令下达至各地行政机构，地方志编修工作由此大规模启动。

诚然，各省市创办通志馆的主要依据是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事实上，除奉天通志馆于1928年率先成立外，包括绥远、热河、察哈尔、河北、河南、山东、上海、安徽、湖北、广东、四川、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市）通志馆的设立均以此为据。详考《修志事例概要》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其中对各省市通志馆创办的时间、地点、人员、经费，以及修志的原则、体例、篇目、内容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并且强调馆长、副馆长须“由省政府聘请”，通志馆成立日期、修志期限与进度、志书体例与内容等须“由省政府转报内政部查核备案”，由此正式确立从国民政府内政部到省市政府再到地方通志馆的三级行政隶属关系。

各省市政府当局以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为依据，结合地方特色与实际情况，纷纷制定和出台地方修志法规，借以推动民国修志制度化建设。1930年5月9日，山东省政府委员会第86次会议审议通过《山东通志馆规程》（草案）；与此同时，《安徽通志馆暂行规程》《云南通志馆组织大纲》也相继颁布；1930年11月20日，绥远省政府召开会议，与会者表决通过《绥远省通志馆组织章程》，其第二条亦称该馆“遵照部颁《修志事例概要》确定大纲”，但同时强调遇有特殊情况，通志馆应“参酌实际需要”加以变通处理；河北通志馆早在筹备期间即着手制定《河北省通志馆组织章程》；1931年1月19日，河南省政府颁布《河南通志馆组织条例》，其第一条即明确表示“本馆遵照国民政府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之规定”；1931年3月18日，陕西省政府正式颁布实施《陕西通志馆组织规程》，其第一条即宣称“本规程依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之规定订定之”；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制定《广东通志馆组织大纲》并函送省政府审核通过；1934年底，河南通志馆附设于河南大学，是年12月7日，河南省政府委员会召开第408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河南通志馆组织章程》；1934年底，湖北通志馆拟定《湖北通志馆组织规则草案》，称该馆“由湖北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修志事例概要》之规定设立之”。

为从制度上确保修志机构的有效运作，一些通志馆在省政府支持下，制定并实施有关资料征集、人员分工、经费管理、修志方案等章程或条例。1928年11月15日，奉天通志馆同人制定《奉天通志馆简章》，对通志馆的名称、馆址、组织、分工及经费等作了详细规定。云南通志馆不仅制定《征集材料条例》《办事细则》等文件，而且将相关文件及时呈报省政府备案，再由省政府报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安徽通志馆亦高度重视修志制度化建设，为规范修志人员的志材征集和采访工作，分别制定《安徽通志馆采辑各机关修志材料办法》《各县采访概要附采访表格》等，借以明确搜集资料的方法与要求，有利于广泛征集各类文献，为省志编纂奠定资料基础。

河北通志馆成立后，为借鉴和吸收各省市通志馆运作经验，馆长刘善琦在省政府支持下向各省市致函，广泛征求各地修志机构《组织章程》《办事细则》《修志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以供修志制度化建设之参考；瞿宣颖继任河北通志馆馆长后，颇为重视修志法规制定工作，他不仅亲自组织人员制定《河北通志整理方案》，而且将其提交河北省政府委员会表决通过，此举无疑有助于赋予修志法规行政效力；高凌霨继任通志馆馆长后，聘请贾恩绂为总裁，并指定由贾氏重新拟定《河北通志叙例草案》《河北通志目录草案》和《河北通志各门体裁标准》，后经会议研讨确定《河北通志目录》，从而为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上海通志馆筹备处亦于1931年初制定《通志馆组织规程筹备处简则》《通志馆编纂人选标准》等章程，而在市政府的行政推动下，筹备处订立《上海市通志馆组织规程》等规章，这无疑是通志馆运作与修志工作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标志着修志机构筹备工作的整体推进。

无独有偶，广东通志馆成立修志委员会后，亦着手制定《广东通志馆委员会简章》。时任国立中山大学的教师徐甘棠、朱谦之、朱希祖等担任修志委员会委员，他们“由校长发聘书，敦请修志，由委员会负全责”。朱希祖作为修志委员会委员兼主纂，承担了《广东通志馆征访条例》的制定工作。而考察朱氏撰写《广东通志馆征访条例》（以下简称《征访条例》）的情况可以发现，其工作效率颇高，且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朱氏关于征访志料与纂修志书关系的阐述，堪称精辟之论。朱氏所撰《征访条例》称：“通志之作，征访之功居十之六七，纂修之功居十之三四，征访不完备，则纂修者无能为力，徒恃文采不足传信也，故征访之完备与否，纂修之精密与否系焉。”除《征访条例》外，广东通志馆还出台了一系列修志规程，旨在把志料征访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为此该馆专门制定“关于民族侨务外务三略征访条例”，以及《征集新撰近代广东名人传条例》，以满足各专志编纂之需。1933年2月9日，朱希祖“撰成《广东通志馆征集新撰近代广东名人传附征明季广东忠逸传》，共成八条”。其中《征集新撰近代广东名人传条例》主要征集近代广东名人的年谱、碑文、墓志铭、地方志、诗文集等资料，所收资料“为作传储材之用”，为确保资料的准确性，“惟参考务求广博，征材务求精到，取舍务求谨严”；《征集新撰近代广东名人传条例》出台后，其全文刊登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借以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各随见闻所及，博求名人事迹，撰述为传，惠寄本馆，以备采择”。《征访条例》等规程制定妥当后，2月11日朱希祖将其以信函形式递交馆长邹鲁，随函附上《修正广东通志略例》《重拟广东通志传目》《征集新撰近代广东名人传条例》《提议通志引书仍分注不宜合注书》等修志规程。可以说，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一系列章程条文的制定与实施，有助于加强修志制度化建设，确保各项工作高效、平稳地推进。

湖北通志馆为确保志书质量，以及加强修志制度化建设，分别制定《〈湖北通志〉凡例》《重修〈湖北通志〉条议》等条文，其中《〈湖北通志〉凡例》的制定为修志工作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不仅使修志工作有章可循、志书体例新颖而符合时代要求，而且彰显出以“志古今之变”为主旨、以“变通”修志方法为原则、以“专详民事”为重点的鲜明特色；《重修〈湖北通志〉条议》则以体例必须采用“新体”为宗旨，认为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之意蕴为“必用新体为之”，并且强调“用新派修志之体”，即志书应当注重人民生活与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此外，湖北通志馆同人制定《湖北通志馆采访章程》（草案）、《湖北通志馆采访细目及表式》《各县市采访员注意事项》等规程，要求本馆全体修志人员必须“依本馆规定之采访章程及采访细目采访表式办理”，这彰显出通志馆同人对修志工作制度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行政保障与修志机构行政化发展

各省市政府在通志馆的办公用房、人才招聘、运作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不仅为确保修志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行政保障，而且推动修志机构的行政化发展。以奉天通志馆为例，该馆于1928年成立，通志馆总裁由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担任，副总裁则由奉天省省长翟文选担任，其行政规格颇高，这无疑为通志编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尤其是经费方面，从该馆首次申请修志经费事宜即可看出端倪。10月23日，奉天通志馆馆长白永贞、副馆长袁金铠联名向省长翟文选致函，他们以筹备修志机构为由，申请通志馆的“开办费现洋五百元”。尽管奉天省长公署事务繁忙，但省长翟文选在收到信函的第二日即复函，表示立即将所需经费“如数垫拨”。由于省长的亲自过问，财政厅厅长张振鹭高度重视，他以通志馆筹备工作“事务殷繁，需款甚多”为由，一次性向省长公署拨付“现大洋五千元”，所拨经费是申请数目的十倍，可见财政资助力度之大，由此折射出行政保障对于修志机构筹备与运作的重要意义。需要补充的是，虽然筹备期间奉天通志馆“预算尚未编定”，这笔经费暂存于奉天省长公署，但当时修志经费专款专用的性质不变，一旦通志馆筹备成立并编制经费预算，相关款项目自当“陆续发给”。

在通志馆办公条件方面，政府官方也提供了诸多保障。安徽通志馆作为“直属于安徽省政府”的机构，最初租住在安庆市状元府街的一处张姓私宅，因办公用房狭小，修志工作难以开展。而在安徽省政府的支持下，该馆于1932年6月搬至省教育厅成绩展览馆办公。迁址后的通志馆共有17间房屋，并设有图书室收藏各类文献资料，从而使通志馆的办公条件大为改善，这无疑为省志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无独有偶，1933年高凌霨继任河北通志馆馆长后，为改变通志馆馆舍狭小、办公场地有限的状况，以及解决方志文献收藏、保管与利用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遂向省政府提议搬迁，而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通志馆于是年8月搬迁至天津市宙纬路，由此使河北通志馆的办公条件大为改善。

在修志经费方面，是否得到行政保障往往对经费获取事宜具有决定性影响。以云南通志馆为例，方树梅作为该馆编纂，曾于1934年以“各省搜访文献员”身份赴各地寻访云南文献。至于此行经费，则源自云南省政府。据方氏自称，为确保经费到位，1934年秋云南通志馆馆长周钟岳向云南省政府以及主管地方志编修工作的省教育厅提出申请，不久即得到答复，遂得到“旅费千二百元”。显然，正是在云南省政府财政保障下，才使方氏“夙欲游南北之志得偿”，这无疑彰显出行政保障对于修志工作的重要影响。无独有偶，关于修志经费来源问题，绥远通志馆在编制《绥远通志馆组织章程》时，明确提出：“本馆经费以省政府指拨之专款为的款，如再不敷，仍由省政府继续筹拨”。该章程经绥远省政府会议表决通过，这为修志经费提供了行政上的重要保障。热河通志馆亦不例外，在筹备期间即得到省政府的财政支持。1930年3月，热河省政府委员会第78次会议决定，由省民政厅负责办理热河通志馆筹备事宜。根据热河通志馆筹备方案，该馆每月需要运作经费3000元，以一年半为运作期限，共需费用54000元。另据1930年度热河省通志馆经费预算，该馆需要支付职员薪金23280元，办公费4440元，两者合计为28680元，可见其运作经费颇高，如无省政府财政的有力保障，其相关工作自然难以为继。而在热河省政府财政支持下，通志馆又拟具1931年度预算经费，借此呈请省政府财政厅在通志馆未成立前，即向暂聘编纂、事务员、书记、夫役等发放薪金和办公经费；该预算案随即被提交至省政府委员会第158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无疑反映了政府官方在财政上对通志馆的大力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政府以及各省市行政长官的推动下，民国时期修志机构行政化雏形初具，加之各省市政府不仅为通志馆办公用房、人员聘请、运作经费等提供必要的保障，而且通过与省政府财政厅、教育厅、民政厅等机构的联动，确保修志工作的可持续化，这进一步推动了修志机构的行政化发展，彰显出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鲜明特征与显著优势。

行政管理与修志工作常态化运行

一些政府行政长官直接在通志馆任职或兼职，这不仅体现了政府官方对修志工作的高度重视，而且为通志馆业务的高效运作提供了保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尽管未实际参与奉天通志馆的修志工作，但由一省最高行政首长直接出任通志馆要职，这在民国修志史上虽屡见不鲜，奉天省却是率先为之，而省长翟文选任职奉天通志馆也再次证明通志馆行政规格之高，由此决定了《奉天通志》官修的性质和特点。陕西通志馆则以制度作保障，通过制定和颁布《组织规程》，确保该省政府主席担任通志馆监督，另由省政府遴选行政长官兼任监修一职。根据上述规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担任通志馆监督。在杨虎城的主持与推动下，陕西省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方志文献的征集、保护与编辑工作，这为《陕西通志稿》的编修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河北省政府于1931年8月21日召开省政府委员会第276次会议，议决通志馆筹备处处长、主任及编纂人员共12名全部由省政府在职人员兼任。根据上述决议，9月2日河北通志馆正式成立后，馆长由省政府秘书长兼任，其后省政府秘书长职位虽经变动，但馆长一职仍然由新任省政府秘书长瞿宣颖担任。1933年河北省政府改组，瞿宣颖去职，其后通志馆馆长则由曾任北洋政府总理高凌霨担任。可见，河北省政府委员会的上述决议，为确保通志馆馆长一职始终由政府在职或曾在政府任职的行政官员担任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河北省情况相类似，热河通志馆筹备事宜由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张秉彝负责，1931年11月20日通志馆正式成立后，他遂被省政府委任为通志馆副馆长，而馆长则由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张翼廷兼任。

值得一提的是，察哈尔通志馆监修和协修工作，均由省政府各部门行政首长担任。1934年1月察哈尔通志馆成立，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担任通志监修，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财政厅厅长过之翰、建设厅厅长张维藩、教育厅厅长赵伯陶以及高等法院院长张吉墉等出任通志馆协修；察哈尔省政府各职能部门行政首长列席通志馆名单，使其政府官办色彩颇为浓厚，这无疑有助于通志馆同人采访和收集有关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法律等资料，从而为解决修志资料征集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

各地修志机构往往借助官方行政命令推动资料文献的采访与征集工作，这不仅有助于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促进了修志工作的常态化运行。如安徽通志馆同人为有效征集各地资料，曾经呈请安徽省政府主席，提出以省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修志资料征集工作。具体方案是，先由省政府主席转饬省教育厅，再由省教育厅通令各县教育局，由教育局主管领导兼任修志资料采访员。云南通志馆同人制定《征集材料条例》《办事细则》等文件后，先将相关文件及时呈报省政府备案，再由省政府向全省各机关下达报送省志备征志命令；与此同时，馆长周钟岳提请云南省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敦促各县报送修志资料，以便早日成书而“为改进政治之参考”。

绥远通志馆同人将资料采访与征集工作视为首要之事，组织力量拟定《绥远通志采访要点》，对资料采访与征集的内容、范围及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该省通志初稿编竣后，即由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出面，邀请著名学者傅增湘赴绥出任通志馆总纂，由其领衔审核和整理志稿。在傅氏主持下，志稿体例、门类、内容等均有了较大改观，从而为确保通志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河北通志馆早在筹备之初即由省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各县县长上报修志文献资料，训令强调：“此次征集志料，本为重修省志之需。”此举不仅推动了修志资料的征集工作，而且以向全省各县发动修志的方式作了一次重要的宣传。

热河通志馆在筹备期间，即按照省政府要求制定了以县志编修为基础，待县志编成后再设馆修全省之志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热河各县早在1927年即倡议编修县志，当时包括承德、建平、林西、赤峰、围场、凌源、朝阳、绥东、平泉、丰宁等县成立了修志机构，由此启动县志编纂工作。尽管至1930年修志期限届满之时，各县修志进度并不尽如人意，但热河省政府仍然大力推动修志工作，为此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讨，并表决通过督责各县行政长官的决议，决议以“从严撤惩”对县长加以警告，表现出一定的行政威慑力和强制执行力。

政局变动与政府主导修志之弊

民国时期政局的频繁更迭，使得修志工作往往因人事更替、经费短缺等问题而中断，由此显现出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种种弊端。如河北省通志馆馆长人选的变动，往往受该省政府行政官员频繁更替的影响，导致前后经历三任馆长，而不同主持者在修志理念上以及对通志馆的管理模式等方面有着显著区别，一些行政官员更是以通志馆为依托，将其视为敛财和安插亲信的工具，这与包括修志在内的社会文化事业需要相对稳定的政局有着较大冲突，显然不利于修志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各省市通志馆中，上海通志馆的筹备直观反映了行政干预对于修志工作的负面影响，堪称民国通志馆与行政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1930年1月上海市教育局根据相关规定，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设馆修志的倡议，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颇为重视。1月24日，市政府召开第148次会议，与会者讨论了上海市教育局的上述提议。经议决，市政府决定于当年7月正式成立修志机构。为推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决议提出“由市府指派委员筹备”的要求。28日，上海市政府颁布第348号委任令，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等人被聘为委员，负责筹备上海市通志馆事宜。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于2月4日开会议决筹备机构地点、人员、经费以及有关章程等事项。上述事项确定后，即由市政府颁发“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筹备处钤记”一枚。

显然，上海市政府在通志馆筹备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直至1930年7月，通志馆原定建馆计划并未如期实现。事实上，迟至次年2月第175次市政会议召开之时，也仅对通志馆《组织规程》进行修订；而《预算书案》提出的总额500元的经费预算，虽经编造正式预算并报市政府当局，但筹委会始终未获得这笔经费，通志馆成立之日亦遥遥无期。对于上述情况，身为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瞿宣颖虽无能为力，但仍然坚持开展修志资料征访工作，并且与筹委会同人共同编辑《上海史表长编》，从而为通志编纂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上述可见，上海市通志馆的筹备工作尽管遭遇经费等方面的困难，但在瞿宣颖等的不懈努力下，相关筹备工作仍然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然而，1932年初，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发生人员调整，新任市长吴铁城上任之初即确定通志馆馆长和副馆长人选，柳亚子、朱少屏分别被聘为上海市通志馆正馆长和副馆长。2月19日，瞿宣颖等人向上海市政府递交辞呈，称“通志馆为文献事业”，筹委会成立以来尽职尽责，成效显著，然而既然“现在既由钧府聘定正副馆长”，通志馆即将成立，则筹委会“自当提前结束”。25日，经上海市政府批准，瞿宣颖等人正式辞职。

近代以来，地方志编修工作处于乱世之下，显得颇为复杂与艰辛，这一历史面相不仅在于时局变动背景下人力、经费等的短缺，而且往往遭遇行政力量的干预，由此对修志事业的正常进行造成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市长易人导致通志馆筹委会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即宣告提前结束，尤其是通志编修所必需的资料文献，因此仓促中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局变动对地方志编修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平心而论，柳亚子作为学识渊博之人，他对政府官方干预地方志编修工作的情况知之甚悉。据上海市通志馆编纂胡道静称，国民政府当局并非诚心设立通志馆，而是另有所图，即：蒋介石为谋求国民政府表面上稳定，遂从维护“内部的团结”角度考虑，决定设立上海市通志馆。对于当局“如此并无诚意的布置”，柳亚子不为所动，双方一度陷入僵局，直到与柳亚子相交甚好的邵力子出面斡旋，柳亚子才最终同意担任通志馆馆长。值得注意的是，谈判过程中，柳亚子专门就通志体例、编纂方针、人事权力等与国民政府当局“约法三章”。此举旨在尽力避免国民政府当局的行政干预，确保通志馆同人能够“按照‘史以求实，志以存真’的原则把修志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可谓是用心良苦。同时，上述所约“三章”之中，第二、三章表面上是“尊严”与“法统”的挑战，其实是柳亚子对于修志事业重要意义的深刻思考，即：对于上海这样一个近代中国缩影的城市，以地方志的形式予以“继往开来”的记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柳亚子与上海市政府当局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为谋求通志馆的长效机制和“永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政局变动背景下官方干预修志的复杂历史面相。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通志馆因受政局变动影响修志工作的情况并非个案，事实上民国时期政局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地方志编修工作由此表现出“乱世修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抗战时期以及战后严峻的社会局势与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各地通志馆不同程度地出现职员生活紧张、通志馆经费短缺、文献资料征集困难等问题，由此难以避免产生人事频繁变动、业务被迫中断等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各省市通志馆均在国民政府官方支持下创办与运作，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常常影响到馆内人事安排，导致修志经费的短缺、修志计划的变更以及修志进度的变化。更有甚者，通志馆人事变动往往牵扯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时引起轩然大波。例如四川省通志馆乃“遵照省务会议决案成立”，且有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为依据，系“依法成立”，所有馆内人事、经费事宜均经省府主席同意，故全体职员“应视同普通公务人员”。然而，围绕馆长李肇甫的去留问题，曾经引发四川省政府内部的政治纷争，由此凸显出民国时期乱世修志的曲折和复杂。在此过程中，各派为争权夺利反复较量厮杀，台面台下的斗争日益激烈。就此而论，通志馆人事变动的影响早已超越近代方志编修史的范畴，成为政局波澜起伏的折射与反映。

结 语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民国时期不仅继续沿袭修志传统，而且其编纂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均为历代之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民国时期各类志书编纂总数多达1705种，其中通志94种、市志53种、县志1011种、乡土志132种、其他159种。诚然，民国时期我国地方志的大规模编修，肇始于1929年国民政府《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随着《修志事例概要》的正式颁布，奉天、绥远、热河、察哈尔、河北、河南、山东、上海等省市纷纷加入设馆修志的行列，逐渐形成了国民政府内政部统一管理、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通志馆运行体制。

从各省市修志机构创办与运作的过程可以看出，基本上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主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格局，其中政府官方主导是决定修志工作成败的关键。而与传统修志不同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及各省市修志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开启了我国修志工作制度化建设的历史先河；省市政府为通志馆提供了馆舍、人才、运作经费等的支持与保障；各地通志馆借助政府行政命令推动修志资料文献的采访与征集；一些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在通志馆任职，则进一步强化了通志馆的有效运作；而民国政局的频繁变动也给修志工作带来种种负面效应，由此影响到修志机构的设置与运行、修志人员的变动与调整、编修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志书体例的调适与优化等，从而使民国修志机构运作背景下方志转型与发展变得颇为复杂。

可以说，政府官方主导修志格局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各省市地方志的编修，加之各地因种种主客观因素，在志书编修模式的选取、修志理念的形成、志书体例的制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民国时期方志转型与发展呈现出独特之处：一是在传统修志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形成了“合县为省”的编修模式、方志编修与学术研究互动模式，以及构建修志机构长效机制背景下的多业并举模式。二是以通志编纂为中心的方志理论的研讨与互动，以通志馆为中心的学术传承与理论创新，以及各省市通志大规模编纂背景下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转变，三者共同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从当时的方志编修过程与修志成果来看，主持修志者的宗旨、思想与理念上差异往往影响到方志体例、类目、内容与修志原则及方法，由此使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过程与影响因素更趋多元。

总之，通过对民国各省市通志馆的创办历程、运作样态与主要特点的深入考察，系统勾勒行政法规与修志制度化建设、行政保障与修志机构行政化发展、行政管理与修志工作常态化运行、政局变动与政府主导修志之弊的历史面相，有助于揭示近代方志转型视阈下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利弊得失，为新时期我国地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参考。

来源：地方志研究（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4期）

作者：曾 荣 杨雨欣（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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