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下党在火车站接应，见同志被铐，他上前喊：哥，娘让你回家！

一地下党在火车站接应，见同志被铐，他上前喊：哥，娘让你回家！

那天下午的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

陈默站在徐州火车站外头的包子摊前，手里捏着半个菜包子，一口一口地啃，眼睛却始终盯着出站口的方向。他的穿着跟旁边等活儿的力夫没什么两样，灰扑扑的粗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上头，脚上蹬着一双磨破了边的黑布鞋。头上的草帽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下巴上一道被太阳晒出来的黑印子。

他已经在火车站附近转悠了三天。

三天前，交通站传来消息，说老周要从南京过来，带着一份重要情报。老周是陈默的上级，两个人搭档了快两年，老周在纱厂当账房先生，陈默在街上拉洋车，谁也不知道这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竟然是同一个支部的同志。老周说南京那边风声紧，好些同志被抓了，他得亲自跑一趟徐州，把情报交到上级手里。

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出站口碰头，暗号是陈默问“先生要坐车不”，老周答“去城东老槐树”。可这会儿都四点多了，出站的人已经走了好几拨，陈默还是没有看见老周的身影。

他心里开始打鼓。

包子摊的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一边翻着蒸笼一边跟他搭话，说兄弟你等人啊，这都等了半晌了。陈默说嗯，接我哥，他从南京来。老板说南京来的车早到了，你哥是不是改签了。陈默说不知道，再等等。

又等了半个钟头，出站口突然出来几个穿黑衣服的人。陈默的瞳孔猛地一缩——那是中统的人，他认得那种黑绸衫和鸭舌帽的打扮，他们在徐州城里到处都是，像苍蝇一样闻着味儿就来了。走在前头的是个矮个子，手里拎着一根警棍，后头跟着两个壮汉，中间夹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灰布长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眼镜的一条腿用白胶布缠着。他走路的步子很稳，甚至可以说有点慢，像是故意在拖延时间。他的两只手铐在一起，手铐在太阳底下闪着刺眼的光。

陈默的心猛地往下沉。

是老周。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肿得老高，长衫的前襟上有一片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了黑褐色。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从出站口走到广场中间那一小段路上，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四周，扫过那些等活儿的力夫，扫过那些卖烟卖水的摊子，扫过陈默站着的包子摊。他的目光在陈默身上停了一瞬，只有短短一瞬，然后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那一瞬间，陈默读懂了老周的眼神。他在说，别动，快走。

陈默的手心全是汗。他的脑子里像有几百只蜜蜂在嗡嗡叫，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他应该走的，按照规矩，接头人一旦发现情况不对，第一要务是保全自己，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知道老周宁死也不会供出他，可他也知道，如果老周被带进中统的审讯室，那些手段他未必扛得住。老周家里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在南京乡下种地，老周每个月发了工钱，第一件事就是往家里寄。

那几个黑衣人押着老周往广场边上走，那边停着一辆黑色的汽车，车头上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陈默的眼睛盯着那面旗，觉得那旗上的白日头刺得他眼睛发酸。他的腿在发抖，草帽底下的额头上全是汗珠子，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到嘴角，咸得发苦。

然后他听见自己开口了。

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带着一股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急切和自然，像是一个弟弟在火车站等到了久别的哥哥。

“哥！”

他一边喊一边往前跑，草帽从头上掉下来他也没顾上捡，粗布褂子被风吹得鼓起来，活脱脱就是一个跑江湖卖力气的乡下汉子。他跑到那几个黑衣人跟前，被那个矮个子一把拦住了。

“站住！干什么的？”

陈默弯着腰，气喘吁吁的，脸上的表情又惊又喜，他盯着老周，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声音里带着哭腔：“哥，娘让你回家！”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泪真的掉下来了。那不是装的，他的眼泪是真的忍不住了。他看见老周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看见老周那双被铐住的手微微发抖，看见老周眼镜后面的眼睛忽然蒙上了一层雾。

“哥，你咋了？你这是咋了？”陈默一边说一边往老周跟前凑，被那两个壮汉推得踉跄了两步，他又站稳了，嗓门更大了，“你们凭啥抓我哥？我哥就是个教书的，他犯了啥法？娘在家都急病了，让我来接他，你们凭啥抓人？”

矮个子上下打量着他，问老周：“你弟？”

老周沉默了好几秒钟。那几秒钟里，陈默觉得自己的心脏停了。然后老周开口了，嗓子哑得厉害，像是喉咙里塞了沙子：“是我弟，老家的，种地的。”

矮个子哼了一声，说少废话，滚一边去。陈默不滚，他扑通一声跪下了，跪在滚烫的水泥地上，膝盖磕得生疼，他仰着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冲着矮个子喊：“长官，我哥他身子骨不好，他有痨病，你们抓他去哪儿啊？娘在家等着呢，娘让我接他回去，你们行行好，让我跟他说句话行不行？就一句。”

广场上的人渐渐围过来了。那些等活儿的力夫，卖烟的小贩，拉洋车的车夫，都远远近近地站着看。有人小声嘀咕，说这黑衣服的又是抓人的，也不知道抓的是啥人。有人摇头叹气，说这年头，说抓谁就抓谁。

矮个子显然不想在人多的地方生事。他皱了皱眉，推了陈默一把，说赶紧滚，别在这儿碍事。陈默被他推得坐在地上，但他顺势爬起来，又凑上去，用只有老周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是：“城东老槐树，下个集日，我等你。”

老周的眼睛眨了一下。就一下。

然后陈默被两个壮汉架起来，扔到了人群外面。他趴在地上，草帽不知道被谁踩了一脚，已经变形了。他抬起头，看见老周被推进那辆黑色的汽车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汽车发动起来，排出一股呛人的黑烟，慢慢驶出了广场。

陈默坐在地上，看着那辆车越走越远，消失在街角。周围看热闹的人渐渐散了，有人过来问他咋样了，他摆摆手说没事，谢谢大伙儿。他慢慢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把那只被踩扁的草帽捡起来，拍了拍灰，又重新戴到头上。

他的膝盖在流血，手肘也蹭破了一块皮，脸上还挂着没干的泪痕。可他站直了身子，把草帽往下压了压，然后转身走进了人群里，再也没有回头。

当晚，陈默去了城东的老槐树。那是一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底下有个土地庙，庙前有一块青石板，被磨得光溜溜的。陈默蹲在青石板上，一直蹲到半夜。

老周没有来。

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

第四天的时候，陈默在街上拉车，听见两个巡警在聊天，说前儿个中统那边枪毙了一个南京来的共产党，姓周，是个硬骨头，打了两天两夜，一个字没吐。

陈默拉着车从他们旁边过去，脚步没有停，手也没有抖。他把客人送到了地方，收了车费，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走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很深，没有人。他靠着墙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过了好久才站起来。他的眼睛是红的，但脸上已经没有眼泪了。

后来陈默再也没有拉过洋车。他去了城东，在老槐树底下摆了一个茶水摊，卖大碗茶，两分钱一碗。他等的那个人始终没有来，可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的。那个人会走到他的茶水摊前，拿起一碗茶，问他：“先生要坐车不？”

他就会回答：“去城东老槐树。”

那棵老槐树还在，春天发新芽，夏天遮阴凉，秋天落叶子，冬天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陈默在树底下守了三年，直到徐州解放的那天。解放军的队伍从火车站那边开过来，浩浩荡荡的，红旗飘满了整条街。陈默站在人群里，仰着头看那些旗子，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下午，想起那辆黑色的汽车，想起老周最后看他的那个眼神。

他低下头，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块怀表，是老周留在他这里的，说是等情报送到了再还给他。表壳是银的，已经被磨得发亮，他打开表盖，里面有一张很小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合影，那是老周的老婆和儿子。

陈默把表盖合上，揣回怀里。他抬起头，看着满街的红旗，看着那些欢呼的人群，看着从火车站方向走来的队伍。他知道，老周没有白死，那个情报到底还是送到了，徐州解放了，南京也快了，全中国也快了。

他转过身，走回那棵老槐树底下，把茶水摊的摊子收了。他把那些粗瓷碗一个一个擦干净，码进筐子里。他干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做完这些，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然后对着那棵老槐树，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有人知道他在鞠什么。可他自己知道。

那碗两分钱的大碗茶，他泡了三年，终于等到了该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