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谭铎生，今年四十七岁。
二十三年前，我是个穷得连回家火车票都买不起的贵州山沟小子，阴差阳错在迪拜的石油管道工地上，撞进了一段我活了半辈子都觉得像在做梦的故事。
我娶了阿联酋一位酋长的女儿，她叫祖拜达，美得像鲁卜哈利沙漠里升起来的那轮圆月。
我们有了三个孩子——三胞胎，两女一男，那是老天爷砸在我脑门上最大的一道光。
可就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九天，祖拜达穿着那件缀满宝石流苏的深蓝色长袍，站在宫殿内庭的玫瑰水池边，当着四十多个侍从的面，把一份驱逐文书和三本婴儿护照甩到了我脚下。
她说："谭铎生，你这辈子配不上踩进这片土地。抱走你的孩子，滚回你的中国去，此生不许再踏进这片沙漠半步。"
我怀里揣着三个刚刚睁开眼的婴儿，被六个护卫架着塞进了一辆黑色加长越野车。
那扇镶着金边的铁木大门在车后缓缓合拢，我连她最后一个侧影都没能看清楚。
这二十一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上无父母，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硬是咬着牙把所有你根本不敢想象的苦都给熬过来了。
我把三个孩子拉扯大，把那个女人从我的心窝子里一寸一寸地挖了出来，用时间和汗水把那道口子糊死封上。
我以为这辈子，我跟阿联酋这三个字，再也扯不上半根头发丝的关系。
直到二十一年后那个黄昏，镇上邮局打来电话，说有一份国际特快专递，指名要我本人签收。
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把一个沉甸甸的牛皮信封推到我面前，封口处压着一枚烫金的鹰形火漆印。
当我拆开信封，看清里面那几页纸上的内容时，我整个人像被人拎起来往地上猛摔了一下，脑袋嗡嗡直响，双腿不听使唤，直接瘫坐在了邮局那把掉了漆的塑料椅上。
01
我这个人，命里没有"平淡"二字。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妈说的。
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次看我从学校扛着麻袋回来帮家里收玉米，就摇着头叹气，声音又低又沉："铎生啊，你这孩子，眉毛往上长，是个不肯认命的苦相。"
谭铎生。这名字是我外公起的，说"铎"是古时候传令用的大铃铛，声音洪亮，能震四方。可惜外公算漏了一条——铃铛再响，也得有人摇它才行。没人摇的铃铛，不过是一块哑巴铁疙瘩，挂在风里生锈。
我在贵州黔东南一个叫落水坳的村子里长大，全村一百三十四口人，没有一个走出过省界。不是不想走，是走不起。
我十七岁那年，爹从山上摔下来，腰椎骨折，从此躺在床上，喝药比喝水还勤。妈一个人撑着家，眼睛哭瞎了一只。我念到初中就辍了学，跟着村口的建材老板去省城搬砖，一天十二块钱，风吹日晒，干了整整三年。
后来有个叫邝勇的老乡跟我说，迪拜那边招石油管道的工人，包吃住，一个月能挣两万人民币。
"两万？"我把烟头在鞋底上碾了碾，眯着眼看他，"你别骗我。"
"骗你有什么好处？"邝勇把手机往我眼前一甩，那是一张照片，金色的沙漠，远处白色的建筑，在阳光下像镀了层银，"我表哥去年去的，年前寄了八万块回家，他妈把老房子翻新了，还买了辆三轮。"
八万块。我家三代人加起来，可能都没见过这个数字摆在一起。
那晚我在工棚里睡不着觉，把存折翻出来数了三遍，里头只有两千九百块八毛。爹的药钱还欠着村卫生室六千多，妈的眼睛需要手术，妹妹谭雪棠还在念初中，将来还要念高中、念大学——这笔账我算来算去，算不到头。
第二天我就去签了合同。
邝勇替我垫了一部分路费，拍着我肩膀说："去了好好干，别给老乡们丢脸。"
就这样，落水坳的谭铎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在迪拜的机场落了地。舷窗外是黄沙、棕榈树，还有像积木一样堆着的白色楼群，太阳把所有东西都烤得发亮，亮得刺眼。
我那时候心里只想了一句话：这地方，跟落水坳，不像是同一个星球上的。
02
工地在迪拜东南方向，离市区开车要四十分钟。
我们住的是铁皮集装箱改的工棚，里面一溜儿八张上下铺，塞着十六个人。夏天热得像在笼屉里，晚上开着风扇还是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听隔壁床的人打鼾。
工头是个福建人，姓魏，说话带着一股永远戒不掉的烟草味，动不动就吼："干活！你们来这里是挣钱的，不是来旅游的！"
我干的是管道焊接，穿防护服、戴面罩，在四五十度的烈日底下趴在沙地上操作，焊枪喷出的弧光晃得眼睛生疼。每天六点开工，中间歇两小时，晚上八点才收。
那段日子，我脑子里装的只有三件事：干活、吃饭、给家里汇钱。
是在来迪拜第七个月，我第一次见到祖拜达。
那天下午我和邝勇去路边小摊买水，一辆白色的路虎揽胜停在路肩，引擎盖冒着烟，车旁站着个穿黑色阿拔亚长袍的女人，一手扶着车门，一手拿着手机，声音急促，带着明显的慌乱。
邝勇碰了碰我胳膊，低声说："好像车坏了。"
那时候她没戴遮面的尼卡布，只是用黑色头巾罩住了头发，露出整张脸来。那张脸，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描出来——眉弓高而立体，眼睛是深色的，像大海里最深的那层水，鼻梁笔直，嘴唇线条分明，下巴微微翘起，透着一种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贵重的劲头。
我走过去，用工地上学的那几句破英语问她车怎么了。她说引擎过热，手机快没电了，联系不上司机。我找了根铁棍，垫着工作手套把引擎盖支开，让邝勇买了两大瓶矿泉水往冷却水箱里续，折腾了四十分钟，引擎温度才降下来。
她的司机后脚也赶到了，对着她低头哈腰，连声道歉。她挥手让那人退到一边，转过来看着我，脸上第一次有了一个不那么戒备的表情，问我叫什么名字。
"谭铎生，"我说，"中国人。"
"铎生……"她重复了一遍，停顿了一下，说，"我叫祖拜达。"
那是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回工棚的路上，邝勇斜眼看了我一路，走了半路才说："那车、那衣裳、那个司机的态度……那女的来头不小。"
"嗯。"
"铎生，你脚步轻了。"
"滚。"他笑了，没再说话。
03
但命运这东西，偏偏就是不讲道理。
三个月后，工地来了一批政府派驻的管道质检人员，领头的是个穿西装的中年阿联酋男人，后面跟着七八个随行，其中就有祖拜达。
她换了一身深绿色的长袍，戴着金色边框的墨镜，拿着皮质文件夹走在队伍侧边，神情从容，像是这种场合她见过太多遍了。
邝勇拍了我一下，低声说："喂，有个人一直往你这看。"
我摘了面罩，眯眼看过去，就这一眼，我们对上了。祖拜达没有立刻移开视线，看了我大概三秒钟，然后把目光转回文件夹。
那次检查之后第五天，工头魏头把我叫到工棚外，压低声音说："有人找你，车在外面，你自己去。我活了五十年，那辆车我就在电视上见过。"
是一辆黑色的奔驰大G，停在工地大门外。车里坐的是祖拜达。
她把车窗摇下来，直接问我："你明天休息吗？"
"明天是周五，停工半天。"
"那你下午有没有时间？"
我心里那一百个声音同时响起来，都在说不行、不对、不可能。但我嘴上说出来的是："有。"
后来我才慢慢弄清楚祖拜达的来历——她是阿布扎比某个部族酋长的幺女，父亲马哈茂德名下有三个油田、两座宫殿，在阿联酋联邦议会里有挂名的位子。祖拜达本人在迪拜读过大学，念工程管理，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一点普通话，是家族里学历最高、也最不安分的那一个。
我们开始见面。
第一次在沙漠边缘的一家咖啡馆，下午五点的光把木桌照成一半金、一半阴。我们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聊工程、聊沙漠、聊中国的大山。她问我落水坳在哪里，我在她笔记本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贵州轮廓，打了个叉，说就在这附近。
她盯着那个叉看了一会儿，抬眼问我："你想回去吗？"
"想，但要先把钱挣够。"
"你需要多少钱？"
这话问得太直接，我愣了一下，才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她轻轻笑了，眼角有很浅的弧度，嘴角往左偏了一点——不是客套，是真的觉得好笑。
"我只是在问，没有别的意思。"
"够我爸治腰、够我妈治眼睛、够我妹妹念完大学，就够了。"
她没再追问，转头去看窗外的沙漠，那午后的光打在她脸侧，把她的轮廓镀成了金色。
我那一刻心里清楚，我完了。
之后我们又见了第二次、第三次。有一次她送我一本阿拉伯语入门书，扉页上写了四个字，旁边用英语标注翻译：学了再来。
我在工棚灯下一页一页翻，邝勇从上铺探下头，问我在看什么。
我把书封面翻过去，说："没什么。"
"铎生，"邝勇沉了一下，压低声音，"你自己当心点。不是让你当心感情，是让你当心她背后那些人。那种家族，不是我们能掺和进去的水。"
我没说话，把书塞到枕头底下，关了灯。
那年年底，祖拜达告诉我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家族里出了动静。
我说："那我们就别见了。"
她沉默了很久，说："我不想。而且，我已经去见了我父亲。"
"我告诉他，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勤劳，他诚实，他在异国他乡拼命工作只是为了给生病的父母、供妹妹念书。我想让他见一见这个人。"
"你父亲怎么说？"
"他说，让那个人来见他。"
04
第一次去见马哈茂德，我穿上了来迪拜后买的唯一一件正式衬衫，四十五迪拉姆，料子薄，洗了七八遍，但还干净。
邝勇帮我把领口压了压，往后退一步打量我，说："行，像个人样。进去了，说实话，别耍聪明，那种人，一眼能看穿。"
马哈茂德在书房里接见我，旁边坐着翻译。他六十多岁，高大，留着修剪整齐的白须，眼神锐利，说话慢条斯理，每个字都落地有声。
他问了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如实说了——父亲卧床，母亲半盲，妹妹读书，全家靠我支撑。
第二个："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说没有信仰，中国人，家里只拜祖先。他听完，没有表情变化，转向翻译说了几句话，没翻给我听。
第三个问题，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开口："如果我的女儿嫁给你，你能给她什么？"
书房里那一刻像是空气都停住了。
我坐直了背，看着他的眼睛，说："马哈茂德先生，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这是实话。但我可以给她一件事——我这辈子，不会骗她，不会离开她，不会让她一个人扛任何事情。"
翻译把这话传过去，马哈茂德久久没有说话，然后站起来走出了书房。
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大概二十分钟，手心全是汗。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祖拜达走进来，把一个信封递给我："父亲让我转交给你的。"
我拆开，里面是一张卡片，印着家族的鹰形徽记，全是阿拉伯文。
"上面写什么？"
"他说，六个月，"祖拜达看着我，"给你六个月时间，让他看一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那六个月，我干活干到手指上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子，每一分迪拉姆都攒着，往家里汇了三回钱，把爸爸的药钱还清了，妈妈的眼睛手术也提了档期。妹妹谭雪棠接到汇款那天，在电话里哭着说："哥，你在那边没事吧？"
"没事，好着呢，你好好念书，别的不用管。"
六个月后，马哈茂德把我叫回书房，这次没有翻译，用带着很重口音的普通话开口：
"我让人查了你。你在中国的档案，你父亲的病历，你妹妹的学籍，都查了。"
"查到什么了？"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看着我，说："查到你这个人，跟你说的一样。"
然后他说："我同意这门亲事。但有一个条件，婚后你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这是家族的规矩，没有例外。"
我沉默了一段时间，抬起头说："可以。"
05
我们的婚礼在阿布扎比的宫殿里办了三天。
我那边没有一个亲人，邝勇是唯一的见证人。他借了件西装，领带歪了都不知道，站在我身边，红着眼睛低声说："铎生，你这命，也太他妈的邪门了。"
"你别哭。"
"我没哭，沙子进眼了。"
婚礼上的祖拜达穿着白色镶金边的礼袍，头纱是薄薄的金色透明料子，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那双深色的眼睛。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用普通话说了一句话。
"谭铎生，我认识你。"
六个字。我眼眶发了热，没说话。
婚后我们住在家族安排的一栋独立院落里，我闲不住，找了个本地建筑公司说要去做技术顾问。祖拜达的大哥哈立德在饭桌上听说了，脸色当场就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出去给人做工，不嫌丢人？"
祖拜达等他说完，平静开口："哈立德，他去工作是他的权利，不需要你批准。"
哈立德脸色铁青，拂袖走了。饭桌上一片沉默，只有我坐在那里，看着祖拜达。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碗里，没看我，轻声说："吃饭。"
家族里的暗流我感觉得到，但一直没摸清楚。哈立德明面上冷着我，偶尔有些零碎的小事让人心里发毛——安排给我们院落的厨师换了两回，每次都说"原来那个有事"；我去家族议事厅，总能察觉到人们在我进门瞬间集体噤声；有一次我回房间，发现桌上的文件被翻动过，顺序和我放的不一样。
我没有声张，把这些都记在心里。
那年冬天，祖拜达告诉我她怀孕了，三个月产检，医生说是三胞胎。
我坐在诊室外的走廊里，听她把这话说完，脑袋里空白了将近五秒钟，然后眼眶就红了。
祖拜达侧过脸来看我，说："哭什么，又不是坏事。"
"谁哭了。"我用袖子擦了一把眼睛，嗓子有点哑，"三个……"
"三个，"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还平坦的小腹，嘴角有一点笑意，"你这个人，做什么都要一次做三份。"
我那天攥着她的手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很久，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往后那几个月，我开始察觉祖拜达在慢慢变。不是一下子，是一点一点地，像水温升高，泡在里面感觉不到，等察觉的时候水已经快开了。
怀孕到七个月，她开始减少和我相处的时间，有时候一整天见不到她，侍女说她在休息，在见家族长老，在处理父亲的事务。我去找她，有时候侍女拦在门口说夫人已经睡了。
我问过她一次："最近怎么了？"
她头也没抬，说："怀着三个，累。"
"累就让我陪着。"
"不用，你去忙你的。"
我站在那里，感觉那个在沙漠边咖啡馆里说"谭铎生，我认识你"的人，正在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退到一道我看不见的门后面去。
孕期最后两个月，马哈茂德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院落，每次都带着家族里的两三个长老，坐在偏厅和祖拜达说阿拉伯语，我一句听不懂。我进去，没人赶我，但也没人招呼我坐下，我就那么站在靠门的位置，像一根多出来的柱子。
有一次我忍不住，单独问祖拜达："你父亲最近来这么勤，在谈什么？"
"家族的事。"
"和我有没有关系？"
"铎生，"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让我说不清楚的疲惫，"你信不信我？"
"信。"
"那就等一等，有些事，我来处理。"
我最终没有再追问。但那种感觉，像是有人在我脚底下一铲一铲地挖土，我站在上面感受到轻微的震动，却看不见下面的洞有多深。
06
孩子出生在那年深秋，凌晨两点四十分，三个孩子先后落地，哭声把整个产房都震得发颤。
我在走廊外头等着，邝勇蹲在墙角抽烟，抬头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别转了，看得我头晕。"
医生出来说两女一男、母子平安，我整个人定在走廊里，半天才动了一下，推开了产房的门。
祖拜达靠在床上，面色白得像纸。三个裹在白毯里的小人放在保温台上，皱巴巴的，小脸挤成一团。
我走过去一个一个地看，凑近老大低声说："我叫谭铎生，贵州落水坳的，你是我谭家的姑娘，记住了没有。"
婴儿什么都不懂，但我就是要说。
女儿大的叫谭霜霜，小的叫谭玉棠，儿子叫谭翊。
往后七天，我守在产房里几乎没有合眼，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盯着三个孩子的胸口一起一伏，心里踏实，踏实里又裹着一丝说不清楚的悸动。
第七天傍晚，马哈茂德带着几个长老来看孩子，进来的时候气氛就不对。几个老人站在保温台边说了很长一段阿拉伯语，声音压得很低，我一句没听懂，但祖拜达的脸色在那段话说完之后，像石头一样凝住了。
马哈茂德走的时候从我身边经过，停了一下，用普通话说："谭铎生，你是个好父亲。"然后转身走了。
那晚我把这句话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实在困了，靠在椅背上睡了过去。
第九天上午，侍女来叫我去内庭。
玫瑰水池边，祖拜达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深蓝色缀满宝石流苏的长袍。内庭里站着四十多个人，侍从、护卫，还有几个只在家族大型场合才见过的女眷。
我停下脚步，心里有一根弦绷紧了。
"祖拜达，出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转过身，手里拿着两份文件和三本暗红色封面的婴儿护照——我从没见过那三本护照，不知道什么时候办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她手里。
然后，她把那些东西，甩到了我脚下。
文件落地的声音很轻，但整个内庭像是在那一刻停止了呼吸，没有一丝声音。
我低下头，又抬起头，看着她。
她脸上没有眼泪，没有愤怒，没有犹豫，只有一种我用尽二十三年也没能理解的、彻底的冰冷。
"谭铎生，你这辈子配不上踩进这片土地。抱走你的孩子，滚回你的中国去，此生不许再踏进这片沙漠半步。"
我的耳朵里像突然灌满了水，她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模糊，失真，像一把钝刀在软的地方慢慢割。
六个护卫上来架住我的胳膊，我挣了一下，没挣开，低头把脚下的文件和护照捡起来，揣进胸口。
三个孩子已经被提前抱出了产房，裹在毯子里，等在宫殿大门外那辆黑色加长越野车的后座上。
车门在我身后合上，引擎轰鸣，大门缓缓合拢，从一道缝变成一条线，变成什么都没有了。
我连她最后一个侧影，都没能看清楚。
落水坳在贵州，在大山里，在离那片沙漠十个时区之外的地方。
我带着三个婴儿回到了那里。
我妈见到我，当场坐在院子里哭，哭了很久，才开口问："那个女的，是个什么人？"
"妈，不提了。"
她没有再问。
往后的日子是真正一个人扛。三个婴儿的奶粉、尿布、哭声，压进了所有的夜晚。白天去工地，晚上回来接手，那几年我没睡过一个超过四小时的整觉。
谭玉棠两岁那年发了高烧，镇上查不出原因，我抱着她连夜坐长途客车去县医院，在急诊室外坐了一整夜。天亮医生说是普通病毒性感冒，我整个人软在椅子上，低着头，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脸。
谭翊上小学那年，老师打来电话，说孩子在学校问过，他的妈妈在哪里。
我沉默了很久，才说："老师，麻烦你告诉他，妈妈在很远的地方，等他长大了，他自己会懂的。"
挂了电话，我在厂房外头站了很久，秋风把院子里的树叶吹得乱飞，打在地上一阵噼啪响动，我盯着地面，一句话都没有。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霜霜考上省里的大学念金融，毕业留在省城，每月给我打钱我都退回去，她急了："爸，你收着就行了，我挣得够用。"
"你留着，以后嫁人用。"
"爸，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土。"
玉棠更像我，闷头干事，不爱说话，在镇上中学当了体育老师，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一律摆手，说不急，再等等，问等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最让我骄傲的是谭翊。去年他去参了军，征兵通知书下来那天，拿着纸站在我面前，脸上绷着，但眼睛里藏不住。
"爸，你同意吗？"
"你都决定了还问我干什么。"
他咧开嘴笑了。那个笑我在他身上见过太多回——是祖拜达的笑，左边嘴角偏一点，眼角会有弧度。
穿军装那天，他站在落水坳村口让我拍照，高高的个子，肩膀比我还宽，皮肤晒成古铜色，往那里一站，像棵树。
我举着手机，按下快门，眼眶控制不住地热了。
三个孩子，都大了。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以为，我跟阿联酋这三个字，再也扯不上半根头发丝的关系。
直到今年秋天那个黄昏，镇上邮局打来电话，说有一份国际特快专递，指名要我本人签收。
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把一个沉甸甸的牛皮信封推到我面前，封口处压着一枚烫金的鹰形火漆印。
那枚火漆印，我认识。二十一年前，马哈茂德第一次让我带走的那张卡片上，印的就是这个。
我的手停在信封上，没有立刻去拆。
柜台小姑娘歪着头问："先生，要签收吗？"
我签了字，把信封夹在腋下，走出邮局，在门口台阶上站了很久。
二十一年了。
她要干什么？
她家族里的人要干什么？
是找我算旧账？还是要来跟我争孩子？
一股从脚底板往上窜的寒意穿过膝盖、穿过腰、一直顶到喉咙口，那不是天气冷，那是二十一年前那扇合拢的铁木大门又在我骨头缝里转了一遍。
三个孩子是我这条命里唯一的根。
谁要敢动他们一根头发，我谭铎生就是拼光最后一口气也得跟他死磕到底。
我深吸一口气，拆开了信封的封口。
里头厚厚的一沓纸带着一股陌生的檀木香味滑出来，最上面压着一张银灰色的硬卡片，正面印着鹰徽和一串阿拉伯数字，背面只有一行烫金的中文小字。
我把卡片翻了过来。
看清那行字的瞬间，我的瞳孔猛地撑大，手里的信封脱了手，纸张哗啦啦散落一地，而我像是被人从后脑勺猛击了一掌，整个人石化在原地，连眼皮都忘了眨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