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江青与文攻武卫

原题：文攻武卫

来源：档案天地2012年第12期

作者：高巍

目录：

在众多“文革”口号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便是“文攻武卫”。文攻指口诛笔伐，武卫指用武力捍卫。用文化攻击对方，用武力保护自己。显而易见，“文政武卫”一词是“文化大革命”产物。

现在查《现代汉语大辞典》是查不到这个词的。在网上百度这个词，则显示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来源同江青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正是由于江青的极力鼓吹，使得这个口号流传到社会，并成为了当时用于打派仗，搞武斗的常用口号。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攻武卫”也是文革期间大小武斗的“护身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名词“适时”的出现，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说是对文革武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既然“文攻武卫”是搞武斗的口号，就不得不提一提武斗。简单的说，武斗就是造反派之间的械斗，同一个城市有几个造反派，他们相互之间认为自己这一方才是毛主席拥护者，而其他人都是走资派，是与毛主席作对的，再加上为了自身利益，只有打了。

在运动初期，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尽管出于斗私批修的考虑，决定要批斗“黑五类分子”，但始终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反对搞针对肉体的打杀活动。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等中央文件上，毛泽东亲自加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文斗，由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传单、广播、小报、印刷品、歌舞演出、宣传队、美术、雕塑等等。武斗，顾名思义，是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于文斗的武装冲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组成的战斗组织在批斗所谓“走资派”、“黑帮”的时候，“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对人的凌辱和对人身的侵犯屡见不鲜。鉴于这些情况，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宣传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但是，与全国上下流传的“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歌声和吼声相比，它还是太绵软了，说服力被冲击得一无所有。但此篇社论为这场运动的开展定下了一个基本章程。

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章程。此时，正当毛泽东强调要文斗不用武斗的时候，江青等人“乐观其成”，不时发表些极具煽动性的讲话。江青在1966年7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过：“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照江青的说法，似乎不打人都不行了。

由于践踏人格等事件不断发生，1966年12月27日，（一说此信写于1967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中就谈到了对于武斗的看法：

“最近，不少来京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是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蓄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由此可见，对于武斗，毛泽东是有很明确的看法的。但是，由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进行鼓励和煽动，狂热的红卫兵最终把这场运动由“触及灵魂”的文斗变成了“触及皮肉”的武斗。

就在“左”倾错误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在1967年元旦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总攻击”。于是江青等人变本加厉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文攻武卫”一词就是他们煽动武斗的工具之一。

这个口号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1967年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说：

“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第二天，“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同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大讲“文攻武卫”，中央办公厅于9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九.五讲话”。

之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在此之前，文革还受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约束，而此刻提出“文攻武卫”的号召，无疑是在干柴上撒上了火星，等于火上浇油，这样，将中国的“斗争”升级到了武装冲突阶段！

“文攻武卫”从词义上讲，先有“文攻”，然后才能“武卫”，可是在落实的过程就变成了没有“文攻”只有“武卫”了，再后来“武卫”干脆就变成了“武攻”了，动辄打人还能美其名曰“文攻武卫”。这样，很快就使全国各地打人成风。开始的时候只是打“走资派”、打“阶级敌人”，这是些“纸老虎”，只用拳头就可以出气。后来发展成再用拳头就不解恨了，又搬出了以棍棒为主的“十八般武艺”。再后来又由“传统武器”改成“现代武器”，由“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除了飞机军舰，其他都用上了，到这个时候红卫兵才真是“兵”了，他们的“血战到底”的口号也真的实现了。

文革开始一年后，上海、广西、武汉、四川等地都出现了武斗，武斗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极左运动的一个分支，也是把新中国推向“天下大乱”主要原因。在武斗最集中的1966至1968年里，双方武器越打越精良，人数越打越多。武斗使全国陷入混乱之中，武斗造成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67年6月6日，国家“四大”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六.六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后来又发布了制止大规模武斗的“七三布告”，但打砸抢和武斗歪风并没有得到遏止。“文攻武卫”口号的提出和传播，对导致这一恶果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是从1967年初开始武斗，当时因武斗已造成了混乱，为了制止这一行为，北京市委提出要发一个通告，但直到1967年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却没有管用。武斗从“文攻武卫”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两派武斗造成更多人的伤亡。这一阶段中的两派，誓不两立，刀枪来往，高音喇叭昼夜对骂，而宣传口号思想却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声称自己最忠于领袖、忠于“文革”，并攻击对方是反对当时“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的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五花八门的所谓“文攻武卫”组织。这些组织以“文攻武卫”为指示和口号，大肆进行派系武斗和打砸抢活动，有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设施等恶性事件。

“文攻武卫”从其本身词义上看，并没有什么，但是这一词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则是为了特别的目的。“文攻武卫”一词在文革时期的传播，作为武斗保护伞使得武斗之风愈演愈烈。而对于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个词或许可以唤起他们那一时期特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