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农村很奇怪的一个现象：65到75岁走的，大多是男人

我发现农村很奇怪的一个现象：65到75岁走的，大多是男人

我妈在电话里说，村东头的德顺叔没了，昨儿个后晌的事，今早发现的。

我正蹲在省城出租屋的阳台上啃馒头，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里还攥着半截葱。楼下收废品的老头正扯着嗓子喊，声音穿过七月的热浪一层层卷上来，模糊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我腾地站起来，后脑勺撞在晾衣架的铁杆上，疼得眼前一黑。

“咋没的？”

“心梗。夜里发作的，你德顺婶睡在隔壁屋，早上推门叫他吃饭，人已经硬了。”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平静得近乎冷漠，像在描述一头老牲口的死法。她在村里生活了六十七年，这种消息于她而言，早就不算什么新闻了，“上个月还帮人盖房上梁呢，一顿能吃三碗捞面条，谁能想到。”

我揉着后脑勺蹲回去，馒头上的牙印还在，突然就咽不下去了。德顺叔今年七十一，打谷场上还能扛百斤的麻袋，背不驼腰不弯，嗓门洪亮得能穿透半个村子。去年春节我回去，他还拉着我说，城里不好混就回来，他给我寻个看厂子的活儿，清闲，管吃管住。

我嗯嗯啊啊应付着，心里想的是初七就得返工，全勤奖三百块呢。

那时候他拍着我肩膀笑，手掌厚实粗糙，像树皮。

“请个假回来一趟吧。”我妈说，“你爹这两天胸口也不得劲，成天发闷，又不肯去镇上瞧。”

我喉咙里堵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挂了电话我查了车票，最早的班次是下午三点。我给主管发消息请假，对话框里删删改改半天，最后只发了四个字：家里有事。主管回得倒是快，让我把手头的表格先做完再走，月底了，报表等着要。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把手机揣进兜里，转身回屋打开电脑。

窗外的蝉叫得声嘶力竭，像要把什么东西从胸腔里撕出来。

我叫李建平，今年三十四，在省城一家不大不小的商贸公司做数据统计，月薪六千三，扣完社保到手五千八。房租一千五，吃饭一千五，剩下三千不到，要攒着还大学的助学贷款，要应付同事结婚生子的份子钱，要留一点给老家父母备着看病。

我爹今年七十二，按村里的算法，已经站在那个坎上了。

这次回村，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妈在电话里欲言又止了好几回，最后还是说了：你德顺婶想让你帮着写篇悼词，村小学那个老教师上个月中风了，手抖得写不了字。你德顺婶说，你从小作文写得好，念过大学，体面。

我答应了。可坐在回村的大巴上，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却不是悼词怎么写。

我在想德顺叔，想我爹，想村里那些我叫得出名字叫不出名字的男人，他们好像都在某一个年龄段突然就消失了。像秋天稻田里那些站了一夏的稻草人，收割之后一夜之间全没了踪影，空荡荡的田埂上只剩下风吹过的痕迹。

大巴驶下高速，拐上那条坑坑洼洼的乡道，窗外的景色从灰扑扑的楼群变成了绿油油的玉米地。车厢里没几个人，前排两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在嗑瓜子聊天，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我听见。一个说她男人今年六十三，血压高得吓人还天天喝酒，另一个说她家那位五十九，去年查出糖尿病并发症，脚上烂了个洞，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回来还是不肯忌口。

“都一个样，”先头那个妇女把瓜子壳拢了拢，语气带着一种被生活磨平棱角后的麻木，“咱村里你数数，六十五往上走的，是不是男的比女的少？我婆婆八十三了还能自己做饭，公公六十九走的，坟头草都换了几茬了。”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另一个也跟着笑，笑声里没有什么悲戚，好像只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天气。

可我听进去了。

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真是。

我爷爷六十七走的，肺气肿，抽了一辈子旱烟。我二爷六十四走的，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我隔壁的三爷爷，六十九，脑溢血，早上还在门口劈柴，中午就没了。村里办丧事，白幡底下跪着的孝子贤孙里，老太太总能占去一大半。那些佝偻着腰、头发花白的女人，送走了丈夫，送走了兄弟，有的甚至送走了儿子，然后自己一个人继续活着，洗衣做饭喂鸡，守着空荡荡的老院子，活成了村口那棵没人说得清年岁的老槐树。

大巴在一个岔路口停下，我拎着行李箱跳下车，热浪裹着泥土和牲畜粪便的气味扑面而来。从这里走到村里还有二里多地，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晒得柏油路面发软。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秆子比人高，叶子宽大墨绿，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像在说悄悄话。

我拖着箱子往前走，后背的汗把衬衫溻透了，贴在身上黏腻得难受。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时候，我看见树底下坐着几个老太太，一人一个小马扎，手里摇着蒲扇，正在唠嗑。看见我，其中一个眯着眼认了半天。

“这不是建平吗？回来了？”

我点点头，叫了声三奶奶。

三奶奶八十一了，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背驼得厉害，整个人像一张被岁月折弯了的弓。她上下打量我，目光浑浊但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锐利。

“瘦了，”她说，“城里吃不好吧。”

我笑笑没说话。

“你德顺叔的事听说了？”

“嗯，我妈打电话说了。”

三奶奶叹了口气，蒲扇在膝盖上拍了两下，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可她旁边那个我不太认识的老太太接了话茬，声音低低的：“你说咱村这是咋回事，这两年走的，一水儿全是男的。去年走了五个，前年四个，今年才过了半年，加上德顺已经三个了。女的呢，一个没有。最年轻的那个也八十七了，还天天自己下地摘菜呢。”

“那可不，”另一个老太太接道，手里的蒲扇摇得哗哗响，“咱这一茬老太太，命硬。”

几个人笑起来，笑声干干的，像被太阳晒蔫了的苞米叶子。

我拖着箱子继续往家走，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我爹在院子里。

远远看见那个佝偻的身影蹲在墙角修锄头，锤子砸在铁器上，发出单调的叮叮声。他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咋回来了？”他问，声音比我记忆中沙哑了许多。

“德顺叔的事，我妈让我回来一趟。”

他哦了一声，转身往屋里走，嘴里嘟囔着：“回来干啥，来回路费不老少。”

我跟在他身后，看见他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跛，左脚迈出去，右脚拖一下，再迈。去年还没有这个毛病。后脖颈的皮肤晒得黝黑，皱褶一道叠着一道，像干涸的河床。

我妈从厨房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过我的箱子。她比我爹小两岁，看起来却年轻得多，头发只白了一半，腰板挺直，走路利索，说话也还是那副嗓门。

“吃饭了没？”她问。

“车上吃了点。”

“那哪儿够。”她转身又进了厨房，不一会儿端出一碗荷包蛋，两个蛋卧在糖水里，冒着热气。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吃，她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择韭菜，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德顺叔的事。

“后事定在初五，”她说，“你德顺婶的意思是，悼词念得简单点，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就说他是个实在人，一辈子没亏待过谁。”

我嗯了一声，把最后一口糖水喝了。

“你爹这两天不太对劲，”我妈的声音突然低下去，择韭菜的手也停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吃饭也少。我让他去镇上王大夫那儿瞧瞧，他说没事，就是天热。”

我转头看向堂屋。我爹正坐在八仙桌旁边喝茶，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塌着，整个人缩了一圈。搪瓷缸子在他手里显得格外大，他的手指粗短，指关节因为常年干农活而肿大变形。他喝了一口茶，放下缸子，手在桌面上摸了一下，又拿起来，好像无处安放似的。

“我明天带他去看看。”我说。

我妈没接话，只是低头继续择韭菜，一根一根择得特别仔细，好像要把黄叶子全揪干净才肯罢休。

那天晚上我睡在东屋，炕还是小时候那个炕，铺着新换的粗布凉席，枕头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乱糟糟的，一会儿想德顺叔的悼词怎么写，一会儿想我爹的腿怎么回事，一会儿又想村口那几个老太太说的话。

后半夜起了风，窗户被吹得哐当响。我爬起来关窗，透过玻璃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在月光下摇着影子，枝叶婆娑，像无数只伸向天空的手。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村里这些六十五到七十五之间走掉的男人，他们是怎么活的？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挣工分，包产到户以后没日没夜地伺候那几亩地，农闲时去镇上打零工，盖房、修路、卸货，什么来钱干什么。抽烟，喝散酒，吃咸菜，有点头疼脑热就扛着，扛不过去就去村卫生所拿两片药。他们这辈子好像从来没为自己活过，挣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供孩子念书，给儿子盖房娶媳妇，给孙子买奶粉。等到终于没什么负担了，身体也垮了。

而我妈她们那一辈女人呢？她们也累，也苦，但好像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她们。是儿女？是孙辈？还是那种“我得活着，这个家离了我就散了”的执念？

我想不明白。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带我爹去镇上。车是我找发小借的，一辆开了八年的五菱宏光，空调不太凉，座椅的皮面裂了缝，一坐下去就陷进海绵里。我爹坐在副驾驶，上车的时候费了点劲，右腿抬了几次才挪进来，嘴里骂了一句“破车”，也不知道是骂车还是骂自己。

镇卫生院不大，一栋三层的白瓷砖小楼，门口停满了电动车和三轮车。我扶着我爹挂了内科的号，排队等了二十多分钟才进诊室。坐诊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医生，短发，圆脸，说话语速很快，但态度还算耐心。她问了问情况，量了血压，高压一百七，低压一百一。

“大爷，您这血压可有点高啊，”医生皱着眉头翻看病历本，“以前没吃过降压药？”

“没，”我爹说，“平时也不难受。”

“不难受不代表没问题，您这个年纪，血压这么高，随时可能出大事。”医生开了一堆检查单子，心电图、血常规、肝肾功能，“先去查，查完再看。”

我爹一听要检查，脸上明显露出抗拒的神色。他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我懂，觉得花冤枉钱。我装作没看见，拿着单子去缴费，他在后面跟着，嘴里念叨：“查啥查，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

我没回头，只说了一句：“查完没事我下午就走，不耽误上班。”

他不出声了。

检查结果下午出来，除血压高之外，还有轻微的心肌缺血，肝上有个小囊肿，良性的，不用管。医生开了降压药，嘱咐按时吃，戒烟限酒，饮食清淡，别干重活。我爹坐在诊室里听，面无表情地点头，好像医生说的都是别人家的事。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副驾驶，车窗摇下来一半，风灌进来吹得他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他忽然开口：“你德顺叔走那天，白天还跟我一块儿在村口下棋来着。”

我嗯了一声，等他说下去。

“他说他最近老觉得胸口闷，我说那你去看看，他说看啥看，扛扛就过去了。”我爹顿了一下，目光看着前方的路，声音平平的，“那天他输了棋，说不服，明天再战。结果没明天了。”

他抬手搓了一把脸，把窗户又摇上来一些，风被挡住了，车里安静下来。

半晌，他又说：“我比他小一岁。”

我没接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午到家，我妈已经把晚饭做好了。小米粥，蒸红薯，一盘清炒豆角，还有半碟子咸菜。我爹端着碗吃了两口就放下了，说没胃口。我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起身去厨房端了碗鸡蛋羹出来，搁在他面前。

“多少吃点。”

我爹看着那碗鸡蛋羹，金黄软嫩，上面淋了几滴香油，是他年轻时候最爱吃的。他拿起勺子，舀了一口放进嘴里，慢慢咽下去，然后又舀了一口。

我妈坐回自己的位置，端起粥碗。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头粗短，关节也有点变形，但动作很稳。她低头喝粥的时候，我看见她后脑勺的白发比去年多了不少，藏在黑发底下，像秋后的霜。

晚上我去德顺叔家。

他家在村东头，一个不大的院子，墙根种着几棵丝瓜，藤蔓已经爬到房顶上了，开着黄艳艳的花。灵堂搭在堂屋里，正中间挂着德顺叔的遗像，是前几年办身份证时候拍的，板着脸，嘴角紧紧抿着，眼睛直视镜头。德顺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子，看见我来，站起身招呼，声音哑哑的。

“建平来了，坐。”

我坐在她对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她倒先开口了：“你妈说你能帮忙写悼词，麻烦你了。你德顺叔没念过几年书，但他这辈子活得明白，你写的时候别太花哨，实在就行。”

我点头，拿出手机备忘录，问她德顺叔的生平。

德顺婶慢慢说着，从德顺叔哪年出生、哪年娶她、哪年生了儿子、哪年盖了房子，一件件一桩桩，语调平稳，像是在讲一个久远的故事。她说德顺叔年轻时候在工地上干活，为了多挣五块钱，主动申请夜里看料场，零下十几度的天，裹着军大衣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坐一宿。说他后来腰不行了，回村种地，一个人伺候八亩田，插秧的时候弯一天腰，晚上回来得让儿子踩背才能躺下。说他这辈子就爱吃红烧肉，可一年到头也舍不得买几回，总说等儿子娶了媳妇再吃，等有了孙子再吃，等来等去，血压高了，血脂高了，医生不让吃了。

“去年过生日，我给他炖了一碗，他吃了两块就放下了，说腻。”德顺婶说到这里，声音才有一点波动，很快又压下去了，“其实哪是腻，是身体不行了，吃不动了。”

她停了停，看着灵堂上的照片，半晌才说：“他走的前一天晚上，跟我说，等收了这季玉米，带我去县城逛一圈，看看那个新修的广场。我说你都多少年没进过城了，去干啥。他说，就是看看，看看现在的县城啥样。”

她没有哭。

但我看见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头绞着衣角，绞得发白。

从德顺叔家出来，天已经黑透了。村路上没有路灯，月光把树影投在地上，深深浅浅的，像一摊摊化不开的墨。我走得很慢，脑子里翻涌着德顺婶说的那些话。

路过村口老槐树的时候，听见树后面有人说话。我探头一看，是几个老头在乘凉，马扎摆在树根旁边，一人一把蒲扇，手边放着搪瓷缸子，正在聊天。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有关于玉米长势的，有关于谁家儿子在城里买了房的，有关于镇上超市鸡蛋降价的。没人提德顺叔的事，好像这个人从未存在过。

可就在他们头顶的老槐树上，挂着一条白布条，是出殡用的那种。风吹过来，布条猎猎作响，像一面单薄的旗。

我站了一会儿，没过去打招呼，转身往家走。

回到家，我爹已经睡下了。我妈坐在堂屋里就着节能灯的光缝补一件旧衬衫，针脚细密匀称。我坐在她对面，沉默了很久，忽然问了一句：“妈，咱们村这些年，六七十岁走的，是不是男的比女的多？”

我妈手上没停，头也没抬：“那可不。”

“为啥？”

她把衬衫翻了个面，捋了捋布边，声音低低的：“你爹他们那一茬男人，年轻的时候出大力，把身子掏空了。那时候没得吃，没得穿，有点好东西都紧着老婆孩子。落下病了也不当回事，硬扛。扛到现在，该还的账就找上来了。”

她把针在头发间蹭了一下，继续说：“咱女人也不容易，但咱知道心疼自己。有点不舒服就说，就去看。男人不行，男人觉得说了就丢人，觉得扛扛就过去了。其实哪能过去呢，老天爷记着账呢。”

她说完这句就不再说了，低头咬断线头，把衬衫叠好放在一边。

我坐在那里，节能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窗外有虫鸣，一声长一声短，此起彼伏。我妈起身去倒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按了一下。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爹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三十多岁，壮得像头牛，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浑身是汗，肩膀上搭着一条旧毛巾。他坐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下，端起搪瓷缸子咕咚咕咚灌了大半缸凉白开，然后抹抹嘴，对我妈喊：“饭好了没，饿死了。”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也年轻，辫子乌黑，脸被灶火映得红扑扑的：“急啥，等娃放学一起。”

我背着书包从外面跑进来，喊了声爹。他把我抱起来举过头顶，转了一圈，院子里都是笑声。

后来画面一转，还是那棵枣树，还是那个院子，但我爹老了，头发花白，背也驼了，一个人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眯着眼打盹。枣树结了满枝的青枣，一颗一颗往下掉，落在他肩膀上，他浑然不觉。

我站在门口看着，想喊他，嗓子却发不出声音。

梦就断在这里。

第二天是初五，德顺叔出殡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村里就热闹起来了，唢呐声从村东头响到村西头，呜呜咽咽的调子在晨雾里飘荡。我穿了一件素色衬衫去帮忙，到的时候灵堂前已经围满了人。孝子贤孙跪了一地，白花花的一片。德顺婶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碗面，筷子搁在碗上，一口没动。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见棺材从堂屋里抬出来，八个壮劳力喊着号子，稳稳当当地把它架上灵车。德顺叔的儿子走在最前面，摔了盆，哭声震天。孙子捧着遗像，小小的个子，穿着不合身的白孝服，脸上的表情懵懵懂懂，还不太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送葬的队伍沿着村路往西走，经过老槐树，经过打谷场，经过德顺叔伺候了一辈子的那片地。玉米已经抽穗了，在风里轻轻摇晃。唢呐声一路不停，吹得人眼眶发酸。

我站在路边看，旁边站着我爹。他今天穿了件干净的灰衬衫，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过了。他望着送葬的队伍，嘴唇抿着，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棺材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忽然抬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并不信教，这个动作大概只是某种下意识的表达，比划完他自己也愣了一下，把手放下来，攥住了裤缝。

“走吧，”他说，“回去了。”

他转身慢慢往家走，跛着的右腿在地上拖出一道浅浅的痕迹。

我跟在他身后，看见他后颈上的老年斑，像撒在土地上的褐色的种子。

送走德顺叔那天下午我就要回城了。我妈给我装了一袋子鸡蛋，一罐子咸菜，还有一包晒干的黄花菜。我爹坐在堂屋里没出来，我拎着东西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正低头用一块旧布擦他的搪瓷缸子，动作很慢，反反复复。

“爹，我走了。”

他嗯了一声，没抬头：“路上慢点。”

我拖着箱子往村口走，我妈送我到路口。太阳西斜了，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她忽然开口：“建平，你爹那药，我盯着他吃。”

“嗯。”

“你自个儿在城里也注意身体，别跟你爹似的，啥事都扛着。”

“知道了。”

她站住了，不再往前走。我走出去一段距离，回头看，她还站在路口，一只手搭在额头上遮着光，望着我这边。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起来，又落下。

我转过头，快步往前走，眼眶热得厉害。

大巴上人很少，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子发动的时候，我收到我妈发来的一条语音消息，很短，只有几秒。我点开听，里面是她和我爹的对话，声音很轻，大概她不小心按到了：

“药吃了没？”

“吃了。”

“晚上想吃啥？”

“随便。”

“那我擀面条。”

“嗯。”

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大概是手机被揣进了兜里。

我把手机握在手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玉米地。那些青纱帐一样的玉米秆子连成一片，在暮色里渐渐模糊了轮廓。我想起德顺婶说过的话，想起我爹画在胸前的那个不熟练的十字，想起我妈按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

有些账，老天爷确实记着。

但活着的人，还得一页一页往下翻。

回城之后的日子照旧。上班、下班、加班、吃外卖、挤地铁，日子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模子倒出来，千篇一律。只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九点给我妈打个电话，响三声就挂，她如果没事就不回，有事会打过来。

大部分时候她都不回。

有一次她打过来了，语气很急，说我爹把降压药停了，说吃了头晕，自己偷偷停了三天，今天早上起来流鼻血，止不住，去镇上看了才止住。我让她把电话给我爹，他在那头闷声闷气地说：“药太贵了，一盒好几十，吃了也没觉着管用。”

我那天没控制住，声音大了些：“药贵还是住院贵？你现在停了，哪天再犯了，花的钱够买一年的药。”

他不说话了。

后来我妈告诉我，他第二天自己跑到镇卫生院，又开了一个月的药，回来乖乖吃了。我妈说他的时候在电话里笑，说他就是倔，得人凶他才听。

我也笑，笑着笑着鼻子有点酸。

十一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发小打来的，说我爹在自家地里收玉米的时候晕倒了，被路过的邻居发现，送到镇卫生院，医生说可能是脑供血不足，让转县医院。我挂了电话请假，买最近一班车往回赶。三个小时的车程，我坐在大巴上，手心全是汗。

赶到县医院的时候我爹已经做完检查了，躺在急诊观察室的床上打点滴，我妈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看见我进来，我妈站起来，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疲惫。

“没事了，医生说就是血压没控制好，加上累着了。”她压低声音说，“你爹不让告诉你，我没听他的。”

我走到床边，我爹闭着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看我。他的脸色蜡黄，嘴唇干裂，手背上扎着针，胶布缠了好几道。他瘦了，整个人陷在白色的床单里，显得格外小。

我在床边站了很久，然后坐到另一张椅子上。

过了半晌，他忽然开口，没睁眼：“玉米收完了。”

“嗯。”

“今年价钱不好，一亩地少卖两百多。”

我没接话，看着点滴一滴一滴往下落。

“你妈说你升职了？”他又问。

“嗯，主管走了，让我顶上。”

“那好，”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声音干巴巴的，“好好干。”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陪床。我妈回家去取东西，病房里就我们爷俩。灯关了，只有走廊的光从门上的玻璃窗透进来，照在我爹脸上，沟壑纵横。他闭着眼，呼吸很轻，胸口微微起伏。

我坐在黑暗里，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发烧，他背着我走了五里路去镇上的诊所。那时候他四十出头，步子又稳又快，我趴在他背上，烧得迷迷糊糊，只记得他的后背很宽，很暖和，汗水把衬衫浸湿了一大片，贴在我脸上。

现在我坐在他床边，他躺在那里，瘦小的身形在床单下几乎看不出起伏。

时间就像一把慢刀子。

第二天早上医生查房，说可以出院了，开了药，嘱咐按时吃，定期复查，避免劳累。我办完手续去病房接他，他已经换好自己的衣服坐在床边等着了，鞋子系得整整齐齐。看见我进来，他站起来，动作比昨天利索了些。

“走吧，”他说，“医院这地方，待着不舒服。”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副驾驶，跟上次一样，车窗摇下来一半。秋天的风灌进来，凉丝丝的，带着庄稼收割后的那种干燥的甜味。他忽然说：“你德顺婶前天来找你妈了，说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愣了一下：“谁？”

“镇上开超市那个老张家的闺女，离婚的，带个孩子。”他顿了顿，“你妈没答应，说你自己在外面有主意。”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他也没再说什么，把窗户摇上去了。

车开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棵老槐树。深秋了，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在风里哗哗响。树底下空荡荡的，没有马扎，没有蒲扇，没有聊天的老太太。天凉了，她们都窝在屋里了。

我把车停在家门口，扶我爹下来。我妈迎出来，接过他手里的袋子，两个人一前一后往院子里走。我跟在后面，看见我爹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建平。”

“嗯？”

“你那药，吃完了没？”

我一愣，随即明白他问的是他自己吃的降压药。我说：“你问这个干啥？”

他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摆摆手：“没啥，走吧，吃饭。”

那天中午我妈做了手擀面，卧了荷包蛋，还炒了一盘肉丝。我爹吃了大半碗面，比平时吃得多。吃完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枣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细细碎碎的。

我妈在厨房刷碗，我站在门口看她。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我以为她在哭，走过去一看，她在哼歌。声音很小，是我小时候她哄我睡觉常哼的那首，调子已经不太准了，但她哼得很认真。

窗外的阳光落在案板上，照出面粉的细尘在空气里浮游。

我没有出声，退了出来。

那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用手机打开了备忘录。我写了很多，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最后剩下几行字：

村里六十五到七十五之间走的人，大多是男人。

这话是我妈说的，也是我在村口听那些老太太说的。可我真正明白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我只知道，我爹今年七十二，吃药按时了，地里的活干得少了，偶尔还会跟我妈拌两句嘴。

那天他问我药吃完没有，我没回答他。

但我知道他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他是在问我，你一个人在城里，累不累，扛不扛得住，有没有人提醒你吃药，有没有人给你做一碗热乎饭。

他问不出口，就借着那盒降压药来问。

我坐在枣树下想了很久，最后站起来，走到正在院子里收拾农具的我爹身边，说：“爹，你那个降压药，下次我给你买，我在网上买便宜。”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行。”他说。

那天傍晚我回城之前，去了一趟德顺叔家。德顺婶在院子里收丝瓜，藤蔓已经枯了大半，只剩几根老丝瓜挂在架子上，风吹过来，晃来晃去。我把买的一箱牛奶放在门口，没进去，转身走了。

路过村口老槐树的时候，我停下来站了一会儿。树底下落了一层黄叶，踩上去软软的。树干上有一道一道刻痕，是几十年来村里的孩子们用刀刻的，有些字已经模糊得认不出来了。

我伸手摸了一下那些刻痕，树皮粗粝冰冷。

以后我每次回来，都要来这儿站一站。

不为别的，就为记住这些刻痕，记住那些在这棵树下乘过凉、下过棋、唠过嗑的人。他们活了六七十岁，在土里刨了一辈子食，最后变成一捧灰，埋进土里，连个响动都没有。

可他们来过。

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还在，她们是活的碑，替那些先走的人记着一切。而我，我站在这里，也是替他们记着。

大巴驶出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熟悉的田地一点点退远，退成一片模糊的墨绿色。手机亮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消息，就两个字：到了说。

我打了三个字回过去：知道了。

想了想，又打了一行：妈，你让我爹少抽点烟。

她秒回：他自己知道。

又补了一条：你也是。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靠在座椅上闭上眼。大巴在夜色里平稳地向前，窗外的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田野里最后一茬庄稼的气息。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灯火。

那些灯火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一个个不肯熄灭的名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