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一女子今晨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47岁，令人惋惜

今晨七点零三分，我妈在无锡市人民医院走了，享年四十七岁。护士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床头那台监护仪刚画完最后一条直线，屏幕上剩下一片墨绿色的光，衬着她那张瘦得脱了相的脸。我攥着她还留着针眼的手，手是凉的，可指甲盖还被修剪得整整齐齐，那是她昨天昏迷前非要自己剪的，说等我爸来了看着体面点。我爸蹲在走廊尽头，手里的烟一直没点着，烟灰掉了一地，像谁把冬天的雪提前揉碎了洒在瓷砖上。

我妈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她是无锡乡下人，年轻时在丝绸厂当挡车工，手脚麻利，能在隆隆的机杼声里分辨出哪台梭子打了顿。后来跟我爸结婚，搬进城南那栋老公房，楼梯间常年堆着蜂窝煤，我就是在煤灰味儿里长大的。我爸跑长途运输，一个月回来两三天，家里家外全是我妈撑着。我七岁那年急性肺炎，半夜烧到四十度，我妈用棉袄裹着我往医院跑，皮鞋跑掉了一只都没顾上捡。那时候她二十八岁，梳着两条黑油油的辫子，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厂里人都喊她“小阿姐”。

记忆里我妈很少哭，除了那一次。我上初二那年，我爸在安徽出了车祸，车头撞散了，人却只擦破点皮。我妈赶到医院，看见我爸缠着纱布坐在病床上，忽然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哭得整层楼的人都探出头看。我爸递过去一块手帕，她接过来擤了把鼻涕，又笑了，抹着眼泪说：“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可从那以后，我爸的腰就落下了毛病，再不能跑长途，转了行去给私营老板开车，工资少了一半。我妈也不去厂里了，在巷口支了个早点摊，每天凌晨三点起来揉面，炸油条，磨豆浆，冬天手上全是裂口，贴满橡皮膏。我劝她别干了，她一边数硬币一边说：“你爸腰不好，总得给你攒点大学学费吧。”

我大学考去了南京，走那天她非要送我到汽车站，手里拎着两个蛇皮袋，一袋是鸡蛋，一袋是我冬天的棉被。我说妈你回吧，她嘴上说“好好”，脚却跟着车跑了好远，直到车拐过弯才看不见她。我在摇摇晃晃的车窗里回头，看见她站在秋天的风里，头发被吹得飞起来，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白头发，腰也微微驼了，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辫子黑亮的“小阿姐”了。

毕业后我留在南京做广告，忙起来昏天黑地，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无锡。每次打电话，她总说家里都好，让我别惦记，末了总要加一句：“你一个人在外头，早饭要按时吃啊，别总啃面包。”后来我谈了男朋友，是外地人，我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只要你愿意就行，妈就是离得远，怕你受委屈没人给你撑腰。”我笑她瞎操心，她也不恼，只是隔几天就寄一包自己做的咸菜、辣酱、萝卜干，我总说快递费比东西还贵，说了也不听，依旧寄。

去年冬天，她开始给我打电话问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囡囡，你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红发卡，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呀，你后来不是给我买过一个蝴蝶结的吗。她说：“不是那个，是你五岁那年，你在太湖边上放风筝弄丢的那个，粉红色的，上面还有个小鸭子。”我说那时候太小了，真记不清了。她“哦”了一声，语气里有些失望，又说：“那算了，反正没什么要紧的。”

要紧的事是我今年清明节回无锡才发现她瘦了许多，颧骨高了出来，眼睛凹进去，却还是早早买好了青团和马蹄糕，一桌子菜全是我爱吃的。我说妈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她说春天减肥嘛，你爸也说太胖了不好。我信了，住了一晚上就要回南京，她送我到小区门口，站在梧桐树下，朝我挥手，忽然喊了一句：“囡囡，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我说等五一放假就回。她又问：“那五一要是加班呢？”我说那就国庆，国庆总不加班了。她笑了笑，说“好”，转身往楼道里走，走着走着又回头看我一眼。

我没等到五一。四月二十号晚上，我爸打了电话来，声音是抖的：“你妈晕倒了，在医院，你快回来。”我连夜开车赶回去，手术室外的灯整整亮了六个小时。医生说是肠癌晚期，已经扩散了，之前她一直忍着小腹痛，吃止痛片扛着，也没跟我们提过。我站在走廊里，脑子里嗡嗡响，满是你那句“妈，你胃疼就赶紧去医院看看啊”，她却说“没事，老胃病了，喝点热水就好”的对话。原来她哄了我一次又一次。

她醒过来那天，看见我坐在床边，第一句话居然是：“哎呀，我头发都乱了吧，你帮妈梳梳头。”我拿出梳子，一下一下替她梳着稀疏的发丝，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她病号服上。她伸手摸摸我的头，手指凉凉的：“别哭，妈就是累了，想睡一觉精神精神。”

后来那一个月，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她。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给我讲我小时候的事，说我第一次开口叫“妈”，说我在她早点摊上帮倒忙把面粉撒了一身，说我考上大学那天她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糊涂时她把我爸认成了我外公，拉着他的手说：“阿爸，对不起，我没听你的话，非要嫁到城里去。”我爸红了眼眶，一声不吭地给她喂水。

临走的头两天，她精神忽然好了起来，非要坐起来，让我把窗子打开。四月底的天气，外面是濛濛的细雨，梧桐叶绿得像要滴下来。她望着窗外出神，忽然问我：“囡囡，你听过那首歌吗？‘洪湖水呀浪打浪’。”我说听过呀，你小时候经常唱。她轻轻哼了两句，声音沙哑却格外温柔：“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她哼完，叹口气说：“老太婆了，唱不动了。”

她走的前一晚，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忽然动了动，像是在找什么。我把脸贴在她手心里，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脸，嘴唇翕动，好像说了三个字。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她说：“要……好好的。”然后她就沉沉地睡过去了，再也没有醒。

办完丧事那天，我在她床头柜的夹层里发现了一本旧笔记本，牛皮纸封面，里面贴着我从小到大的所有照片，有些连我都没见过。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歪歪扭扭写着字：“囡囡第一次走路，像小鸭子一样。”“囡囡小学三年级，戴了红领巾，真神气。”“囡囡大学毕业，在南京拍的照片，瘦了。”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一首歌的歌词，用圆珠笔抄的——《洪湖水浪打浪》。底下写着一行字：“要是那年我没听你爸的，真去考文工团，说不定就能在台上唱这歌了。”

我捧着本子，蹲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哭到直不起腰来。原来我妈年轻时爱唱歌，十里八乡都有名，曾经差一点被无锡市歌舞团挑走。可我外公外婆觉得唱戏不体面，我爸也说她“不务正业”，她便把那个梦悄悄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三十年。她嫁了人，生了孩子，摆了早点摊，把自己活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她把那点遗憾压在箱子底，只在某个雨落后的傍晚，望着窗外的梧桐树，轻轻哼两句，就像哼一首再熟悉不过的摇篮曲。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把那本笔记本揣在怀里，坐上去南京的高速大巴。车窗外的江南田野一层接一层绿过去，像她年轻时哼过的歌谣。我知道她不是没遗憾，她遗憾没在台上唱过那首歌，遗憾没能看着我穿婚纱，没能抱抱我的孩子。可她也知足，她用一生的孤勇和朴素，守着这个家，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

后来我在出租屋里找出当年她用过的旧口琴，擦了擦灰，学着吹了一遍《洪湖水浪打浪》，吹得断断续续，却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接住了。我辞职回了无锡，在城南找了份编导的工作，周末就去她坟前坐坐，跟她说说我的近况，说说桂花又开了，说爸爸最近腰好了一些，说我会替她好好活着，替她把没唱完的歌慢慢唱下去。

也许这就是她留给我的遗憾之外的礼物——她让我明白了，一个普通的女子也可以活得那么重，那么沉，那么令人心疼。那本笔记本还摆在我床头，封面的牛皮纸有些卷边了，可每次翻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还在，仿佛她起早贪黑的岁月里，躲在纱帐里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笔一画写下的，都是她没能说出口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