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19世纪初期商业诉讼中的地方官员

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商事诉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附着于刑事案件之中。在一个商业纠纷中出现了斗殴事件，于是双方展开讨价还价或者中止契约责任。进而言之，既然在律例中已列举出贷款可能引发的种种刑事纠纷，那么这些问题也往往会蔓延到借款和债务清偿的环节。在那个时代，不涉及刑事犯罪情节的商事纠纷尽管不是没有，但也是非常少见的。下面这个案件就是一个例证：

审断肥乡县任步霞呈控宋玉兰栽伤诈赖一案

为饬遵事，案据该县铺民任步霞，呈控宋玉兰栽伤诈赖控县被押请提究等情一案，当经提据该县，将一干人卷申解到府。经本府讯得，宋玉兰籍隶山西介休县，自乾隆四十三年间在该县旧店集表兄冀培瑛当铺生理，嗣因与店伙不睦，经冀培瑛弄出，宋玉兰即在该县城内自行开设放账钱铺。后因浪费耗折资本，于嘉庆九年间乘伊表兄冀培瑛来店算账，即向冀培瑛借银一百两。（后文省略）

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一些地区已经高度商业化。苏州是当时的一个消费中心，其商品种类上至最上乘的丝绸和瓷器，下至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稻米和竹木。这些商品的一部分产自苏州城的周边地区，这个地区被称为“江南”，意指“长江之南”。其余的商品则是经由长途贩运而来。最近关于竹木市场的研究显示：那时人们从贵州的深山里采伐大量的木材，这些木材被扎成木排，漂过一道道溪流，进入一条条河道，终于汇入长江。接着在长江的波浪之中穿越半个中国，最后到达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市场。

为了供应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市场，苏州城的贸易范围延伸到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江南的稻米以赋税的形式沿大运河北上，返回江南的半空漕船则装载着北方的货物，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私盐。在直达上海的北洋航线上，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北方的大豆，其中一部分已经做成当肥料使用的豆饼；返回北方的船只则运送着江南的棉布和铜钱，这些铜钱是由日本进口的铜材铸造而成。在中国的北方，大批的驼队从北京或者山西的“太原—大同”一线出发，进入蒙古地区。这些商队大多由山西商人组成，而这些山西商人也是千里迢迢地从中国南方采办货物，其中以茶叶为最大宗。

商品的流动塑造起商人的形象，他们往返于各地之间，贩运商品，以有易无。19世纪初期的商人有时会随身携带着现金，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利用钱庄等金融汇兑渠道，这种金融机构类似于英语中的“native bank”（地方银行）。他们已经开始利用票据，但或许并不频繁。在电报投入使用之前，商人大多依靠私人资本进行贸易。这些资本或来自个人积蓄，或来自家族及合伙人的赞助。为融资提供保证的是契约，尽管这些契约并不完全是书面的，但都非常清晰明了。借贷的资金是需要偿还的，而且通常要附加利息。然而，当借贷资金无法按契约清偿时，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1810年，大名府知府张五纬注意到一个名叫宋玉兰的犯人。在一桩因偿还借款而引发的纠纷中，他因诬告曹世奎等人而坐罪。曹世奎等人受雇于宋玉兰的表兄冀培瑛，冀培瑛在辖区内的一个集市上开设了一家当铺。几年前，宋玉兰自己也在这家当铺帮工，但因为无法与其他店伙和睦相处，遂在冀培瑛的帮助下单独开设了另一家店铺。他的生意被描述为“放账钱铺”，但由于经营不善，很快陷于亏损的状态。1804年，宋玉兰乘冀培瑛来钱铺算账的机会，向冀培瑛借银100两；1806年，冀培瑛又借给宋玉兰京钱300千；1808年，宋玉兰第三次向冀培瑛借银，金额为150两。1810年，由于前几次的债务均未偿还，冀培瑛拒绝借钱给宋玉兰。于是，宋玉兰声称他曾在冀培瑛的店内寄放了一个装有契约和其他物件的木匣，并屡次到冀培瑛的店内讨还。其中的一次，因为冀培瑛回老家不在店内，就由冀培瑛所雇佣的店伙负责接待，其中就包括被宋玉兰诬告的曹。当时的情况是：宋玉兰突然拿出一把刀划伤了自己的头颅，并诬陷是曹世奎等人砍伤了他。

案发后，被指控的凶手立即被扭送地方官府，但是当铺中的另一些人却将这个案件上诉到了衙门，张五纬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这时宋玉兰头颅上的伤痕已经痊愈，只有一顶毡帽作为这一案件的物证。张五纬发现毡帽上的裂痕颇为可疑，全部都是从正面划破。如果确如宋玉兰所说这个伤痕是由曹世奎等人的攻击造成的，那么毡帽上的裂痕应该来自不同的方向。因为在刀迎面砍来的时候，受害人一定会四下躲闪。此外，张五纬还发现了宋玉兰写给冀培瑛的一封勒索信，因为在冀培瑛服丧期间，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如果被公之于众，冀培瑛在乡党中会名誉扫地。然而，因为冀培瑛极力为宋玉兰请求宽宥，张五纬最终对此案从轻发落，只是禁止宋玉兰再次到冀培瑛的当铺滋事生非。

历史学家可能很难理解这个纠纷的原委。债务人为了赖账竟然采取了自残的方式，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类案件的法律依据又在何处呢？

作为当时所有的地方官都必须遵循的成文法，《大清刑律》的确有关于清偿债务的规定。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这些律文的规定能够涵盖现实中的所有纠纷。正如Penal Code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这一英语译名所显示，它只是一部刑法典。它只规定什么样的惩罚适用于什么样的犯罪情节。而且，即使在这部律文中也承认，犯罪情节的轻重还要根据案件当事人的社会地位而定。所以，鞭笞奴仆只是犯罪，而殴打自己的父亲则是大逆不道。在《大清刑律》中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具体规定，但是在家庭内部，尤其是涉及礼仪的问题时，“五服制度”则运用得更为频繁。在很多时候，律文的应用更多的是为了解释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妾或女仆所生的儿子是否有继承权？由身份决定的人际关系格局，已经给地方官提供了许多现成的法律信条。对这些关系的诠释并不能完全依赖法律条文，而是更多地依赖地方官本人对于惯例的理解。滋贺秀三教授恰如其分地将这种法律实践概括为三种因素的结合：法律的硬性规定（法）、人情的通行之规（情）以及事件的特殊情况（理）。在宋玉兰一案中，他的表兄基于“以全戚谊”的理由为他请求宽宥，于是他就获得了官府的从轻发落。

如果这个地方官将这个案件作为借贷纠纷来审理，那么为什么宋玉兰不利用借贷契约提起诉讼，反而要采取自残的方式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最好考察一下这个案件是怎样引发的，以及宋玉兰在这个案件中有多少胜诉的概率。

从这个案件的证据来看，宋玉兰寄放了一个装有借贷契约的木匣在冀培瑛的店铺内。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冀培瑛并不是宋玉兰的钱店的合伙人，而是债权人。实际上，在这个细节中包含着很丰富的信息。因为目前对于当铺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显赫一时的晋商和徽商都以经营这一业务而著称。当时，他们的经营大多采取连锁的方式。在这个案件中，作为市集当铺老板的冀培瑛将资金借给他的表弟，在另一个市集上开设了一家钱铺，主要经营放账和换钱的业务。也许宋玉兰要支付这笔借款的利息，也许这笔借款是以两年为期并包括利息在内。或许在1804年、1806年和1808年的三次借贷中，债权人并没有付给那样数额的一笔现金，而只是就未清偿的借款和需偿还的利息达成一个新的协议。所以，宋玉兰会将契约和其他物件寄存在冀培瑛的店铺之中作为抵押。拒绝继续“借”钱可能就意味着宋玉兰失去了赎回其抵押品的权利，所以宋玉兰会一次又一次地到店内索取。

大的当铺可以接受书面档作为抵押品，这种情况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如果可以证明书面档在当时被频繁地用作借贷抵押，那么当铺就已经变得越来越像银行了。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下这样的结论，但从张五纬所记录下来的案件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迹象。

另外，在这个案件中还有一点令人颇为费解，那就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借贷和利息，而是斗殴。为什么宋玉兰不告知地方官，作为一个钱店的经营者，除非他的债权人将他作为抵押的契约还给他，否则他不可能收回他借出的款项，更不可能归还他自己的欠款。然而，如果他这样做了，地方官一定会追究，为什么一笔100两的借款在5年内会如滚雪球一样变为150两？虽然这对于一个市集当铺来说并不是一个大的数额，但是地方官显然会要求查看当铺的账簿，并很快判断出这样的借贷利率是本金和利息的累积。当铺根据抵押品借出现金并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本来是完全合法的。然而，当年利率达到30%以上，或利息累积起来超过了本金的数额，这就是违法的了。可是即使当铺所收取的利息远远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宋玉兰是否能够不惜激怒当铺里所有的人，向地方官陈述这一事实？又或者作为最直接的放贷人，其实是宋玉兰自己向借款人收取了30%以上的利息，而他的表兄虽然扮演着一个债务批发商的角色，但所收取的利润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资金借贷的链条中，位于最底端的宋玉兰，他无论如何获得胜算的概率其实是很小的。

然而，历史学家们或许始终不会明白，当宋玉兰揣着一把刀来到冀培瑛的当铺并准备自残时，他究竟抱着什么样的意图？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装着契约和其他对象的木匣并没有成为呈堂证供，而当铺的账簿也始终没有出现，只有几封家信被公之于众，而宋玉兰也自始至终没有要求出示这些证据。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想拿回这些契约，就一定要利用当铺的账本来证明这些东西的存在，或者要让冀培瑛自己承认扣押了这些东西。然而对于宋玉兰来说，他最期望得到的结果是这笔债务被取消。但只有在当铺的人因为攻击他而被判有罪时，双方才有可能为取消债务而展开协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乡村居民为了解决土地纠纷，往往会控告他们的乡邻在村际械斗中杀死了自己村子的人；一些蓄意勒索的人将死人的尸体扔在富户的门口，并借机诬告。地方官可能已经站在宋玉兰的立场上体会到了斗殴背后的意义，他可能已经发现宋玉兰三番五次去当铺的目的是那150两银子的欠款，所以地方官的判决也往往会倾向于取消这笔债务。在这个案子中，以斗殴为由提出诉讼有诸般好处，它巧妙地掩盖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如借贷的形式、利息的数额、抵押品的问题以及利息是否超过了本金的数额。

在地方法庭上，将商业纠纷附着在刑事案件中的情况比比皆是。然而，犯罪行为却并不总是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张五纬所审理的另一个案子中，受害人以抢劫为由提起诉讼。他是一个经营油和杂粮的商人。在那年的四月，他的库存尚有8石小麦、32石小米，他购买这些货物的本钱都来自借贷。在他外出探听市场行情的时候，他的债主和保正为了拿走他库存的杂粮，强迫帮他保管钥匙的人打开了库房。然而当他们进去之后，不仅拿走了粮食，还将早先存放在仓库中的木炭和草垫全部拿走。这个案子被告到县衙，县官很快抓住了案情的实质，并没有将这个案子作为单纯的抢劫案进行审理，而是将其视为一场债务纠纷。但是远道而来的债主们却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于是这个案子被转移到张五纬的手中。

张五纬依据他对市场惯例的了解判决了这个案件。当时通行的做法是：在资金借贷之后，债主可以要求以等值的货物作为偿还；而债务人也可以将所欠的金额转换成等值的货品。然而，张五纬还发现，通常商人都不会离开他的店铺或库房，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受害人却离开他的店铺长达数天。而更不合常理的是，他离开这么长的时间只是为了了解市场行情。如果了解市场行情真的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话，他为什么不派店里的其他人去做这件事？因此，张五纬断定，受害人其实预料到债主们很快就会上门讨债，所以故意避而不见。另外，先进入库房的那批债主也十分清楚，远处的债主们很快也将接踵而至，所以他们必须赶在这些人到达之前抢先占有这批货物。

在另外一桩案件中，当欠下的款项得不到偿还时，就引发了刑事案件。《大清律例》虽然限制了借款的利率，但也有对违背契约、拒不还款者的惩罚办法。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还牵连出了当事人偷漏税款的情节，但在整个案件中毕竟是破坏合约拒绝还款在先。

李成名是一个官牙，他代李习元从于化龙处收购了69匹马，每匹价银九两三钱。为了逃避缴税，他特意将这次交易的地点安排在县城之外，并谎称每匹马价银六两三钱。成交的时候只付了一部分货款，尚欠于化龙货银222两。在于化龙的要求之下，李成名签署了一份契约，载明尚未偿付的货款数额。

后来，由于李成名迟迟没有还款，于化龙将李成名告到了官府。李成名作为一个官牙，为了偷漏税款不仅瞒报货物价格，而且在他领帖的县城之外进行交易，这导致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违约责任推卸到他的委托人李习元身上。为了还债，这个可怜的牙人变卖了他的资产。然而在这个阶段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买主李习元付给李成名一张银票作为货款，这张银票是以李永和的名义从赵玉盛的钱庄中开出的，而最重要的是这张银票是伪造的。毋庸置疑，这张伪票被钱庄驳回了，于是这个牙人又把他的委托人李习元告到了官府。银票的开具者李永和否认与案件有任何牵连，于是李习元又反过来指控李成名偷漏税款。鉴于这个牙人已经为他的欺诈行为付出了代价，张五纬对于漏税的情节给予从轻处理，而使用伪票的李习元则被判处偿还他的欠款。在这个案件中，开具伪造银票的情节显然比偷漏税款的情节更加严重，而连带的效应就是司法的程序保证了契约的约束力。换句话说，因为法律支持牙人在市场中的中介作用，并规定借款应该得到偿还，所以当牙人按照契约的规定赔偿了短缺的货款，或者买方还清了向卖方赊欠的款项时，司法审判的程序也就到此为止了。而这种法律机制也成为官府向官牙提供保护的法律依据。

初看起来，向拖欠债务的一方启动司法程序的可能性，会使地方官频频地卷入商业纠纷。然而，实际上地方官也并不会为所有的违约纠纷做主。在另一桩类似的案件中，张五纬就表现出他并非绝对赞成这种“一边倒”的做法。

这个案件的原被告都是经营杂粮生意的商人，他们在乡里都是颇有声名的士绅。原告拥有“监生”的头衔，而被告则被称为“本处绅衿”。案情的经过是：被告于1810年的六月向原告购买黍米136石，总价为京钱663千。这笔交易是通过牙人的中介做成，并开具了一张清单，承诺货款将于农历八月十日（这个日期临近中秋节，按照惯例，这是清偿债务的一个时机）之前付清。原告指控说，他之所以同意被告赊欠货款，是因为被告拥有绅衿的身份，并开设着船行和牙行。但是这笔货款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偿还，在农历的十二月，被告还了100千，原告同意再延缓一段时日，但是在第二个月，欠款仍然没有还清。因为担任中介的牙人（即经纪）受雇于被告，其所说不足为凭，所以原告提起了这场诉讼。

在叙述这个案件的时候，张五纬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交易中的信用问题。他指出，商人将信任给予有声誉的商家，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但他也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的商家也往往不能如约偿还欠款，但他仍然认为这些商家与那些“徒有门面”的生意人有本质的区别。他还特别提出，对于买方来说，向卖方请求宽限其实是很难为情的；而对于卖方来说，要答应这种不情之请也是相当无奈的。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拖延货款的商家被判处劳役，而原告由于在交易中没有寻找经纪，也应当受到斥责。请注意，这里的“经纪”是指在官府领帖注册的牙商。他又进一步指出原告在提起诉讼时的自相矛盾之处，即在做成这笔交易时，原告认可了牙人的中介，而当纠纷出现的时候，他又怀疑这个牙人的公正性。因此，张五纬谕令原告在今后的交易中应求助于合法的中介，并了结了这桩案件。

从这桩案件可以看出，契约和经纪人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的市场机制，在地方官处理各种商业纠纷时成为非常重要的参考。实际上，这种做法体现出资本积累的原则。在西方市场史上，资本积累的效率取决于法律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使公司可以得到不断增加的投资者的赞助。除此之外，西方社会还要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合伙制的形成、股份的发行、股东权益的保障、有限责任的实施、会计制度的运行，以及法人治理结构的广泛推行。在中国，从张五纬这类地方官员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类似的资本积累机制也正在形成之中。但是当时的司法实践是否跟上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呢？

1802年，贾强控告程绍仪亏吞钱会的资金，这个钱会由10个人组成。贾强的控告指出：程绍仪是这个钱会的会首，负责掌管积累起来的资金。这些资金积累起来是为了生息，但在1802年清查该会的账簿时，发现有65千钱已被程绍仪私自挪用了。为了弥补亏空，程绍仪决定变卖他的田产。然而，知府却对这件事抱有疑惑：当贾强加入钱会的时候，为什么其他9个人并不在场？而在贾强控告程绍仪的时候，为什么其他9个人也没有参与？于是，张五纬将这个案件发回县衙重审。在这桩会众控告会首挪用公款的案件中，法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那个时代，不仅是中国的钱会，就连英国的工会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直到1871年《工会法》颁布，英国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清代的中国从来没有制定规范企业法人的法律，礼仪的原则仍然广泛地应用于相关的商业实践之中。

由于无法将法人问题诉诸法律，张五纬不得不将融资视为一种合伙行为。张五纬对这一案件的记载表明，他对于合伙责任、利益分配以及拆伙的要求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在一桩拆伙纠纷时，他在文章的开头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凡领本合伙买卖遇有亏本歇业，应邀集财东伙计将铺中原本若干、揭借欠账若干，一一清出。先查有无铺中存项并外欠可抵，再将财东并各伙计及该生名下长支应行归款之项一一认清归出，三面议定。如有不敷，按股分摊认还，如此办理，何至葛藤？

而与张五纬同时代的河南府知府李钧则更出色地判决了一桩拆伙纠纷，这件纠纷发生在1829年洛阳城的一家杂粮铺。早在1802年的时候，宋宝善的父亲宋发科从朱秉肃处筹得白银2200两，开设了一家杂粮店。朱秉肃是这家店铺的匿名合伙者，而宋发科则担任掌柜，也就是实际的经营者。在订立合伙规则的时候，匿名合伙者（也就是这家店铺的店主）提出按本金分红，而掌柜一方则提出按人力分红。后来双方达成了协议，60%的利润归店主，40%的利润归掌柜，而管理费用和雇工费用则从掌柜所得到的那部分利润中支取。以上所有的协议都被明确地写在契约之中。

1808年，宋发科去世，掌柜一职由他的儿子宋宝善接任。每年年底，合伙的双方都要核查账目，直到1814年都没有任何亏损的记录。在1821年清查账目的时候，店主朱秉肃所持有的本银已达到2860两，所获利润累计白银630两。掌柜宋宝善和他的伙计每月抽取一定的数量作为薪酬。

但在接下来的某年中，这家店铺就出现了亏损。1826年，掌柜宋宝善借贷了数笔款项，累计达白银1100两，京钱1500千，而且都订立了书面借据。他还赊欠了670千钱的货款，而且没有利息。在这个店铺拆伙的时候，店主和掌柜都拒绝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由于债务迟迟不能偿还，1827年他们被债主告到了官府。

法官要求合伙的双方在中人在场的情况下公布店铺的账目。账目显示，从1821年至1826年这个店铺的盈利共达白银1300两，而其资产却只有京钱80千、一处房产、一小块土地，以及一些店铺内的家具物什，总计折合大约630两白银。另外，掌柜宋宝善共支取薪资3300两白银，他的伙计共支取薪资1300两白银。法官很快就发现合伙人中出力的一方支取了过多的薪酬，而且掌柜已经挪用了店铺的本金，而不是像合伙契约中规定的只从利润中支取。掌柜承认了偿还债务的责任，而且退还了他自己和店伙们所得一半的薪金。但是后来审理案件的官员又发现，尽管这个店铺在账面上是平衡的，掌柜还是私下里存下白银2100两，所以他个人的隐性收入就超过了1000两白银。

虽然这个案子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掌柜一方因不服判决结果而上诉，而店主一方则坚决反对案件重审。但是这个案子的诸多细节表明，当时处理拆伙纠纷的法律程序已经比较完备，包括核查账目、提起诉讼、保护合伙资金、敦促经营者按合伙契约规定取酬等。尽管在处理共同资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精妙的商业机制。

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它足以说明：对于一个像河南府知府李钧那样具有法律头脑的地方官来说，即使非常复杂的案件也能够得到比较公平的处理。这里的“复杂”是指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或者没有先例。

1830年，李俊因邢允元拒绝支付一笔商定的货款而将邢告到了官府。邢是一个竹木商人，他通过担当牙人的李俊购买了大量的竹木，这些竹木被扎成竹排，共值102千钱。他还通过其他牙人购买了6张竹排，共计竹木1000多根，总计货款达613千钱。

其中有一张竹排被先期运送到邢允元所居住的市镇，并在那里出售，另外6张竹排则被固定在一处河岸。在一个起风的夜晚，河水暴涨，6张竹排全部被冲走。李俊和其余6个牙人提着灯笼来到河岸大声呼救，然而还是有222根竹木被附近的两名村民打捞起来后据为己有。邢允元将这两名村民告到官府，指控他们割散了竹排并偷走了竹木，有一个牙人还参与了这场诉讼。然而，在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之中的时候，邢允元就再一次上诉到了知府衙门。这一次他声称由于竹木没有如期运送，所以他的损失应该由牙人们负责。而李俊和其余牙人则就此提出反诉，他们指控邢允元没有如约偿付货款。然而从法律上来讲，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卖主是否将货物运送给了买主。如果货物已经运送，买主就要承担所有的损失，而且他还要偿付所有赊欠的货款。而如果货物还没有运送，其损失就应该由卖方赔偿，在这个案件中，卖方显然就是牙人。

知府注意到，在竹排被洪水冲走这一点上，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异议。他又进一步了解到，在第一批竹木被运走到洪水暴涨之间，有20天的间隔。进而他又注意到，每一根竹木上都刻有买主店铺的图记，当被打捞上来之后已经可以确认是他的财产。他最后判定由买主邢允元偿还大部分的货款，并赔给其中一个牙人100根竹木以补偿他的损失。这个案件形成这样的审判结果，是因为知府援引了商业贸易中的一条惯例，即以图记来确定物品的所有权。一个案件当然不足以说明对某一条法律原则的应用程度，但是它至少说明这位知府对于商业贸易的运作方式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

2003年夏天，我非常荣幸地接到东京大学国际比较法律与政治研究中心的邀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查阅清代地方官员所留下的有关司法审判的记录，这批珍贵的文献被收藏于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内。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是为了明确地回答在本文的题目中所提出的问题，即在清代的商事诉讼中，地方官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而在我所查阅的资料中，直到19世纪末期，能明确断定与商业有关的案例并不多见。而在这些包含商事纠纷的案件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刑事案件为名义提起诉讼的。其他的案件则是处理田土和债务纠纷，其所涉及的情况在法律条文中都能够找到相关的规定。在所有的记录中，我只看到一个案件由行会直接上呈地方官府。虽然我了解当时大部分的商业纠纷都是在行会内部解决的，但这个发现还是令我非常惊讶。尽管缺乏更早期的资料，但在19世纪地方官员的相关记述之中，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对当时商业的认识。

以往对于清代地方官员的种种记述可能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商事诉讼所知甚少。他们不仅仅是法官，还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作为行政长官，他们要维持法律秩序、征收赋税（尤其是田赋）。作为法律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大多擅长于户口稽核；作为赋税征收者，他们往往非常重视田土登记。所以，他们的行政经验似乎很少为他们提供与商业诉讼有关的知识。从他们自己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所处理的大部分案件都是“户、婚、田、土”之类。然而，商业诉讼还是渐渐地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这些案件有些附着于刑事犯罪之中，有些涉及商业欺诈，有些则是违反借贷契约；在张五纬和李钧的记载之中还可以看到，有些案件是由商业贸易引起的纯粹的民事责任纠纷。

本文的结论是尝试性的：在19世纪之前，商业纠纷很少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中国的法庭。然而，地方官的角色还是发生了转变，下面是1631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的一段判案记录，不妨将它与前文中的案件进行一番对比：

审得黄振初与陈怀德合伙贸丝，结帐不明而争，争而讼。旋有为之解纷者，而愿息以进。愚民无知，亦上台所必矜也。各杖之。招详。

在这段记录下，这个官员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评论：

黄振初、陈怀德如拟赎发，库收缴。

必须说明的是，17世纪初期的广州是中国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如果发生商业纠纷之后，原被告双方还必须冒着被杖责的危险才能起诉到县衙，显然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尝试第二次。然而19世纪初期的知府张五纬和知府李钧却可以用迥然不同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本文的结论尽管是尝试性的，但是关于19世纪以前商业案件在中国并不常见的结论有可能是值得重新探讨的。

（本文摘自科大卫著《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周琳、李旭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科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