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建城潮奠定辽宁城镇千年版图

原标题：辽代建城潮奠定辽宁城镇千年版图

四面城城址俯瞰图。 制图 董昌秋

四面城城址是辽宁保存最完整的辽代古城。

四面城城址复原模型。

在辽宁，不少城市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千年。

辽阳、朝阳、锦州、北镇、开原、法库、阜新……今天这些城镇的位置和交通走向，很多在千年前的辽代就已定下雏形。辽朝在辽河流域掀起建城浪潮，又用南北面官制“因俗而治”，让游牧、农耕两种生产生活方式在同一个政权框架内共存发展。古城墙、墓志、壁画，记录下多民族共居共治的日常，也让人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北方民族政权的独特创造。

辽代城址遍辽宁

今年55岁的李兵，种地之余开车跑运输。他的货车涂装是闪亮的金色，这颜色既像家乡四面城城址一带流传的金高粱传说，也暗合他的另一个身份：辽代安州城残碑的发现者。四面城城址是辽宁保存最完整的辽代古城，夯土城墙绵延乡野。由此向西，朝阳老城区地下埋藏辽代兴中府故址；向南，辽阳老城，昔日东京辽阳府的街市轮廓，仍可从文献与考古遗存中依稀辨识。

铁岭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周向永汇总多年成果后发现：今天辽宁境内主要城镇，甚至农村主要村落，都能找到辽代遗存。辽朝统治辽东200多年间，在今天辽宁境内兴建改建了大批府、州、军、县城池。有继承前代的老城，也有为安置移民新建的城市；有京府、普通州县，也有头下军州。它们构成辽宁历史上第一次密度可观的城镇网络，不少城市延续发展，演变为今天的中心城镇。

辽阳是辽朝五京之一的东京辽阳府，也是辽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城市分内城宫城和外城汉城。当时外城称汉城，汉人与其他农耕民族百姓在此商贸、农耕。朝廷派东京留守统辖辽东数十州县，管理赋税、民政；同时，不少契丹部族也在这驻牧。一个地方，同时存在州县管理和部族管控两种形态。

朝阳是辽代辽西重镇兴中府。这里出土了不少辽代汉人、契丹贵族墓志。墓志留下官吏任职履历，为了解辽朝地方行政提供了实物依据。北镇的显州、乾州，依托医巫闾山辽代帝陵兴建，承担陵寝管护和地方民政。锦州、银州（铁岭）、咸州（开原）等城池，安置大批掌握冶铁、纺织技艺的中原移民，当地手工业和农业同步发展。

最有辽代特色的是阜新、法库一带的头下军州。懿州（塔营子古城）、成州（红帽子古城）是代表。头下军州是契丹王公贵族设立的私城，安置战争俘获人口。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由贵族自家部曲充任；赋税部分归头下主人，酒税上缴上京盐铁司。后来懿州“纳土归朝”，划入东京道州县序列，转为朝廷直接统辖的普通州城。这一变化，能看出辽朝地方行政建制的动态调整。

考古调查显示，辽宁境内辽代城市规模层级分明：京府大城周长二三十里，普通节度州城四五里，头下小城、县城周长一两里。这些夯土城址遍布辽西、辽东、辽北，勾勒出一幅辽代辽宁城镇分布图。后世很多州县，直接沿用辽代城址。辽宁现代城镇分布格局的基础由此奠定。

因俗而治抚民安农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肖忠纯教授认为，辽河流域是辽朝城镇稠密地区，城镇数量远超前代，将其视作辽宁古代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辽朝能大规模建城，背后有一套开创性政治设计——南北面官制度。

这套制度说起来并不复杂：北面官主要由契丹贵族出任，按契丹部族旧俗管理契丹和游牧部族事务；南面官模仿中原官制，设三省六部、节度使、刺史、县令，主要治理农耕人口，掌管州县行政、赋税和农业生产。

辽代墓志显示，不少契丹贵族一身兼有北面、南面两套官衔。法库出土的《萧袍鲁墓志》中，墓主人官拜北面官北府宰相，同时兼任南面官体系节度使；朝阳出土的《耶律延宁墓志》中，墓主同时执掌北面部族军政和南面官宰相头衔。这说明南北两套体系不是完全隔绝的官员阵营，而是同一王朝之下的两套职事系统，人员可以交叉任职。

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有非常现实的经济社会诉求。立国之初，大量中原汉人因战乱被俘或迁徙进入辽境。如果强行用草原部族制度管理农耕民众，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南北面官制推行后，通过南面官管辖的州县、头下军州，为移民提供定居空间，鼓励汉人继续从事熟悉的农业生产。大量移民垦辟荒地，传播中原农耕、手工业技术，辽河流域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昔日边地，呈现田野开辟、城郭相望的景象。

有学者提出，南北面官是辽朝中央层面的官制划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并行两套平行地方行政体系；在地方，普通州县、部族建制交错并存。头下军州最典型：贵族拥有私城，体现契丹贵族特权；而州、县建制和赋税管理，又执行南面官州县制度。一旦私城上交朝廷，就彻底转变为普通州县，归入南面行政管辖。这种弹性与灵活性，是辽朝地方治理的独到之处。辽宁众多城址的兴废变迁，正是这一制度演变的见证。

文化交融的载体

考古人员在对阜新关山辽代萧氏家族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在萧和与秦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中发现大型出行仪仗彩色壁画。墓道南壁绘制14名幞头汉服汉官，北壁绘制14名髡发窄袖契丹人物，伴旗鼓仪仗图像，直观再现辽地各族官僚共处的时代图景。两组壁画与墓志文字记载相互印证。研究人员分析，南北面官制本质上是多民族王朝的治理创新：在同一个辽政权框架内，尊重游牧、农耕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强制推行单一文化，让不同族群各安其业，由此促成文化汇流，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

在辽代，辽地各族民众共居一城。东京辽阳府、兴中府，既有契丹贵族府邸，也有汉人的坊市。制度层面，北面官保留契丹部族传统；南面官承袭中原典章，推行儒学，开设科举，吸纳汉人参政。文化生活中，朝堂上，汉官穿汉服，契丹臣僚穿国服，各随其便；音乐、礼仪上，契丹国乐与中原雅乐、散乐并行，中原儒学与契丹本民族文化彼此交融，催生出独具特色的辽文化。

辽朝这套“因俗而治”的治理实践，是中华文明强大包容性的历史见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同一个政权内部实现制度兼容、经济互补。辽朝在这片土地上建起的一座座城镇，既是安置移民、发展生产的据点，也是文化交融的载体。汉人带来中原农耕、建筑、儒学文化，契丹保留草原制度与习俗，其他部族遗民传承本土技艺，多种文化在辽河流域碰撞、吸收、重塑。

辽代留下的不只有一座座古城遗址，更有一套城镇体系框架。金代基本继承辽代州县布局；元明两代，多数辽代州城继续沿用，城镇位置、交通网络大体沿袭辽代奠定的基础。今天辽宁很多城市的历史根脉，正植根于辽代这一波建城浪潮。

当我们行走在四面城城址，探访塔营子懿州残垣，品读墓志上各族官员的职衔，回望辽代南北面官制度，看到的不只是一套古代官制，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北方民族政权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辽宁日报 记者郭平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