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报道野生动物这些年，我最早学会的，是蹲守。
在动物园里蹲守，在峡谷湖边蹲守，在零下20摄氏度的荒原上蹲守。为的是等一头岩羊从岩壁上走过，等一群黑颈鹤在晨光里起飞，等一只野猪从树林里探出半个脑袋。
那时候我以为，这份工作的全部意义就是把动物写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处境。种群数量、栖息地面积、保护和现实的拉锯，这些是我当时理解的全部。
起初，我写这些的时候沾沾自喜，我认为我是用动物的眼睛在看人，我站在荒野看城市。是人挤占了动物的栖息地，制造了噪声和垃圾，影响了它们的生存，人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读者也是真捧，往往会随着我的愤怒而“上头”。现在回看，那套叙事逻辑简单、有力，也似乎天然正确。
慢慢地，有些东西开始松动。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在宁夏和野猪猎人约定好上山抓野猪，出发前我脑补了不少诸如“野猪的命也是命”的文字。由于猎人们都是夜间出发，所以几乎整个白天我无所事事，于是我顺路去走访了一些被野猪祸害过庄稼的农户。
在他们的叙述中，自己辛苦一年的庄稼被野猪祸害了，搞得家里条件一降再降。抓又抓不住，打又打不着。聊到最后，农户的神情并不是我预想的“愤怒”，而是“无奈”。他们的嘴里从未说出“野猪必须死”，但句句都是“我也得活着”。
那天午后，我顺着农户家后的田，啃着老乡给我的一牙南瓜，漫无目的地在山上走着，才真正意识到，那些年我笔下的“荒野叙事”里，人一直是个面目模糊的整体，要么是需要被批判的破坏者，要么是被浪漫化的守护者，真实的、具体的一个个人，从来不在场。
当人与动物发生交集、产生冲突，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或许比我曾经纠结追问“××到底还有多少只？××栖息地还剩多少平方公里？”要更难回答。
从那之后，我的视线开始逐渐转向人。我开始关注牧区的流浪藏獒、冲进南京城里的“二师兄”、清晨为深圳市民叫早的噪鹃以及雷峰塔旁边出现的“白娘子”。
我除了关心它们从哪里来，因何而来，更在乎它们和人发生关联后，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我会尽可能找到专业的人士，先让自己搞明白。然后抛弃专业晦涩的词语，用最简单最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让读者愿意看下去。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真正了解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
比如最近国庆假期，因为自驾游的游客投喂，G331国道上的棕熊养成了在国道边蹲守的习惯。从热搜新闻中，我看到了不安和危险，赶紧写文章劝游客慎重，路过不要投喂。
事实上，就在我稿件发布的第二天，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G331上棕熊攻击人的事件，几乎完全复刻了我担心的场景，我不知道应该窃喜还是遗憾。
如今，世界上或许已不存在一片真正“无人”的荒野。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生活在人的世界里，和人分享土地、水源与道路。生态保护从来不是人和自然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人与人的协商以及人如何自处。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深夜，南京大学教授李忠秋与我在一家牛肉面馆，聊了很久。那时他带着学生正在做关于“路杀生物调查”的研究。他举着一瓣蒜，跟我从为什么要做、是怎么做的，一直聊到了未来我们能怎么做。
李教授很明白，他的研究没有办法立刻拯救每天命丧车轮下的阿猫阿狗，但他依然要做，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他的这些数据，保不齐就会变成真正有效措施中的重要参考。
这些年下来，我从不在稿子里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的大词。不是它不对，而是它太大，大到可以遮蔽一切具体的艰难。
野生动物的命运，说到底，是由无数个具体的人在无数个具体的日子里，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共同决定的。
记者的职责是见证。早些年我以为自己要见证的是荒野的消逝，如今我更愿意蹲守、见证的，是人如何学习着在这片土地上与别的物种重新相处。这个过程笨拙、漫长，充满妥协，也常常失败。它不宏大，但它是我们能做的。
发于2026.10.19总第12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蹲守与见证
记者：胡克非
编辑：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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