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叔就是艾滋死的，其实老早就发现了！

这事我憋了好几年，一直没跟外人讲过。

我叔是本家的，不算亲的，一个太爷爷底下的。村里红白事都坐一桌，过年他来我家喝酒，我妈喊他一声叔，我也跟着喊。他个子不高，肩膀宽，年轻时在外头工地干活，力气大，一个人能扛水泥上跳板。那时候谁能想到他是这么个走法。

查出来的时候，人还在外头。

工地体检，血检出来不对，防疫站的人打电话让他去复检。他不去。工地那边把话递到村里，是他哥先知道的。他哥是我远房大伯，拿着那张单子在家坐了一整宿，烟头攒了一地。

第二天大伯进城，把人从工棚里薅出来，俩人在外面小饭馆坐着，一个碗里的面谁都没动。

大伯回来跟我爸喝酒，我在旁边倒酒，听了个大概。

确诊了。就是那个病。

我当时年纪小，第一反应不是怕，是懵。这病不是电视里才有吗，怎么会落在自家叔身上。

后来才知道，他是早些年在外面乱来的。具体怎么染上的，家里没人问出口。大伯问过一句，他把杯子往桌上一磕，这事就再没人提。

家里定的口径是，谁都不许往外说。我妈反复交代我，在学校一个字都不许露。

我守住了。守了很多年。

查出来的时候，他是能治的。这个病现在有免费药，国家管着，定点医院领，按时吃，指标压下去，人能跟正常人一样活。医生交代得清清楚楚，一天两回，定点吃，不能断，断了病毒就翻身。

道理他都懂。

药也领了。

问题就出在这。他不正常吃。

不是没钱。药不要钱。不是买不着。医院就在县城，坐车个把钟头。

他就是不吃，或者想起来吃一顿，想不起来就撂下。有时候连着好几天不动那药瓶子，有时候喝了酒照样往嘴里塞药片。医生警告过他，喝酒配那个药，等于白吃还伤肝。他嘴上应着，出了门该喝喝。

我在他家的窗台上见过那个药瓶。白瓶子，标签卷了边，落了一层灰。

他拿它压着一沓票据。

我问他，叔，你这药还吃不吃。他瞥了一眼，说吃啊，天天吃。那语气跟说天天吃饭一样顺。可那瓶子上的灰骗不了人，天天开盖的瓶子不会那样。

我没敢往下问。那年头，这个字眼在村里太重了，我一个小辈，问深了等于逼他承认自己有病。

现在回想，他不是不知道后果。

他是装作自己没病。你没法拉一个装睡的人。你摇他，他把眼睛闭得更紧。

他为什么这样，我琢磨过很多回。

一开始我以为是怕人知道。村里就那么大，谁去县医院拿那个药，碰见个熟人，话传回来，一家子都抬不起头。他去领药确实绕着人走，专挑人少的时候，戴上帽子，把药瓶揣在最里层的兜里。

可后来我发现不止这个。

有回过年，他喝多了，坐在我家门槛上，突然冒了一句，这药吃一辈子，吃到死，那我这辈子算个啥。

我当时没听懂。药吃到死，命就保住了，这有啥想不开的。

后来我慢慢咂摸出味来。对他那种人来说，天天定点吃药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根刺。每次拧开瓶盖，都在提醒他，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这辈子完了，你是靠药吊着的。他不肯面对这个，就把药停了。药一停，他就可以假装自己是个健康人，能喝酒，能扛水泥，能跟工友吹牛。

停药不是放弃治疗。停药是拒绝承认自己需要治疗。

这两件事差得远了。前者是绝望，后者是自欺。绝望的人还知道疼，自欺的人连疼都替自己瞒住了。

村里还有个例子，搁一块儿对比，更清楚。

邻庄有个人，也是那个病，人家查出比你叔还早，人家一天不落地吃药，定点，闹钟上好，到点就吃，跟上班打卡一样严实。这人现在还在，农忙照样下地，赶集照样骑摩托，脸色红润，谁见了都说不像有病的人。

同一种病，两种下场。

差的不是钱，不是命，就是那一粒药进不进嘴。

这事我越想越觉得狠。命运其实早把牌发你手里了，牌面不差，能打。可你自己把牌扣桌上了。

我叔就这样扣了好几年。

人肉眼看着往下掉。先是不长肉，吃多少都不长，脸腮陷下去，胳膊细得像秋后的秸秆。工地上干活没劲了，工头委婉地让他回家歇歇。他回来村里，白天睡觉，晚上坐在院里抽烟，一坐半宿。

我妈让我送过一回吃的过去。他家的院子我以前常去，那回进去，我心里发凉。

院里草长到膝盖。堂屋的门虚掩着，一股说不出的味。他坐在炕沿上，看见我，想笑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

我问他咋瘦成这样。

他拍拍肚子，说减肥呢。

一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说自己减肥。

我手里的东西差点掉地上。可我没戳穿他。我们全家都没戳穿他。这是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我们全家陪着他一起演，演他没事，演他只是瘦了，演那个窗台上的药瓶还在被人天天打开。

我们不是害他的人，可我们也没有拦他。

真正压垮他的那天，是病发。那阵子他已经开始拉了。一天一回，两回，往上加。

加到一天拉 10 几次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我妈去看过他一回，回来在灶屋里掉眼泪。她说人在炕上躺着，起不来，一会儿一趟厕所，后来干脆连厕所都去不了，就在炕边上解决。大伯在旁边伺候，端水，换洗，收拾。一个当哥的，给亲弟弟收拾这些，那是什么滋味。

我去看他，是拉得最凶那几天。

我进门的时候，他正让人扶着从厕所回来，两条腿是飘的，整个人挂在扶他的人胳膊上，脚尖点地，不像走路，像被拖。他看见我，抬了抬眼皮。

那眼神我这辈子忘不了。

不是疼。疼的眼神我见过。他那眼神里是空，是已经看见底了的那种空。药没吃，病发了，身体垮成这样，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趟下不来了。

我站在炕跟前，嘴张了几回，一个字没出来。

倒是他先开的口。声音跟气从纸缝里挤出来似的，他说，早知道就好好吃那个药了。

他一辈子不肯认的那个事，在炕上认了。可认的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这就是这个病最不讲理的地方。它给你留了很长的后悔时间，几年，够你想明白，够你重新开始吃药。它在门口等了你几年，你不过去。等它进了门，你想往门口跑，腿已经不动了。

不行了，家里直接把他送去医院。

救护车来的，村里人围了一街。瞒了这么多年的事，那天瞒不住了。车一走，全村都知道了。什么话都有。有人叹气，有人撇嘴，有人当着我大伯的面说那种难听的字眼。

大伯站在人堆外头，一句话没接。

医院里我去了。病房里他身上插着管子，医生跟家属谈话，话不多，意思很明白，拖日子了。免疫系统垮了，什么毛病都找上门，一处接一处，堵不住。

他在病床上躺着，人瘦得就剩一把骨头，被子盖上去像盖在衣架子上。

他清醒的时候不多。清醒的时候眼睛望着天花板，谁也不看。

我坐床边，他忽然侧过脸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半天。

我以为他要说点临终的话，托付点什么，或者说句对不起家里人的话。

他又闭上眼，眼角有水下来，顺着那个陷下去的脸腮流到枕头上。

你说他糊涂吗，他不糊涂，他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你说他明白吗，他到死都没真正明白，那个病不丢人，把命搭进去换一个“没人知道”，这笔账才算真亏了。

不是怕那个病。是怕人那种劲儿。那种明明知道对自己好的事，就是不肯做，一天拖一天，拖到不可收拾的劲儿。

这个劲儿我身上也有。

我自己就有熬夜的毛病，也知道伤身体，照样天天熬。也有该查的体检拖着的，也有明知道该办的事压在手上不动的。我跟他的区别，只是我的窟窿还没塌下来。

这么一想，我不敢笑他。

病房里最后那几天，他不太能说话了。

人这辈子栽的跟头，回头一看，很少是因为没路。路都在。药就在窗台上，医院就在县城里，免费的政策就摆在那儿。绊倒人的，是自己心里那道过不去的坎。

他走了以后，按大伯的意思，后事从简。村里人来吊的不少，看热闹的也不少。有人在他灵前小声嘀咕那个病的名，被大伯瞪了一眼，没再嘀咕。

那个药瓶，是我去扔的。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瓶子攥在手里的分量。轻得很。一瓶药，轻得像什么都没有，可它一头拴着的是一条命。

我把瓶子扔进医院那边的回收桶，站在那桶跟前站了好一阵。

去年我去县里办事，路过那个定点取药的地方，门口坐着几个人在等叫号。有年轻人，有中年人，坐得安安静静，没人说话，各看各的手机。取了药的人出来，把药揣好，骑上电动车走了，汇进街上的人流里。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很久。

这些人跟我叔得的是一样的病。他们天天来，天天吃，就还在人流里活着。

我叔要是当年也这样，这会儿可能就在这条街上，买包烟，跟谁打招呼。

没有要是。

他葬在村西头的地里。清明我去上坟，给他烧纸，火苗起来的时候我在坟前蹲着，心里那句话还是绕不开。

明年初我又该去一趟，坟头的草得拔，香烛得带。大伯腿脚也不好了，这些事，往后都是我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