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汉文帝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63年，一位名叫陈广的颍川郡阳翟县农民，在春耕前将自己名下的三十亩土地以“半贾”之价卖给了同县的豪强张氏。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从二十三岁起已经服役了十八年。
他卖地的理由写在居延汉简的劾状类文书里——汉代的基层官吏用简牍记录下“贫民卖田宅”的个案，我们只需翻开《汉书·食货志》就能看到这类案件的普遍存在。
颍川郡阳翟县在汉初属于韩国故地，战国时以冶铁闻名。
汉高祖刘邦定天下后，把这里的豪族迁走了一批，但到文帝时，新的豪强已经长成。
《史记·货殖列传》记有颍川的冶铁商“孔氏”，其“大鼓铸，规陂池”，而张氏则是颍川的旧族。
他们占有的土地，从文帝后元元年的上计簿上可以看到——颍川一郡的纳税田亩中，张氏名下的田亩数占到了全郡的十分之一以上。
那个春天，陈广的家中有五口人：妻子王氏、父亲陈翁、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按照晁错在《论贵粟疏》中的估计，五口之家的农夫“能耕者不过百亩”，但陈广只有三十亩。
《汉书·食货志》记晁错的原话是：“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陈广的情况比晁错描述的还要差——他的三十亩，每年收粟大约三十石。
按照《汉书·食货志》记载的“三十税一”的田租率，他每年应向官府缴纳一石粟。
这个税率确实是低的。
但是，田租只是官府向农民索取的第一层。
高祖四年，即公元前203年，刘邦下令“初为算赋”。
《汉书·高帝纪》注引《汉仪注》记载：“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
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缴纳一百二十钱。
陈广四十一岁，妻子王氏三十八岁，父亲陈翁六十三岁——陈翁已经过了五十六岁的上限，按规定免算。
但陈广和王氏两个人的算赋就是二百四十钱。
未成年的孩子要缴口赋。
《汉仪注》记载：“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三。”
但武帝时把起征年龄提前到了三岁。
《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在元帝初年上疏说：“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
贡禹建议将口钱起征年龄恢复到七岁，“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二十乃算。”
元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
陈广的两个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在文帝后元元年还没有武帝时期的口钱制度，但口赋已经存在，每人每年二十钱左右，合计四十钱。
如此，陈广一家每年的人头税负担，算赋二百四十钱，口赋四十钱，合计二百八十钱。
二百八十钱是什么概念？
《汉书·食货志》记战国初年李悝的话说“石三十钱”，但汉代粮价波动很大。
文帝时谷价较低，《史记·律书》说“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
以谷价每石十五钱计算，陈广一家每年的人头税相当于近十九石粟。
三十亩田的收成是三十石，交完人头税后只剩下十一石。
这还没有计算徭役。
汉代的徭役分为三类。
《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更卒、正卒、戍卒，三种役。
更卒是每年在本县服役一个月。
《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曰：“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
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
如果本人不去，需要雇人代役，雇价是每月二千钱。
陈广拿不出二千钱，只能自己去。
每年一个月，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一共三十三年，合计三十三个月的无偿劳动。
正卒是在郡国或京师服的兵役。
《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说“为正一岁”，即一生中要服一年的兵役。
陈广二十三岁开始服役，到四十一岁已经服役十八年，正卒的役期早已完成。
但戍卒是另外一回事。
《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
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
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更往，一岁一更。
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
戍边三日，不去的人要出三百钱。
但实际上因为“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绝大多数人选择出钱。
三百钱，对一个年收入三十石粟的农户来说，相当于二十石粟。
陈广的父亲陈翁六十三岁，按照《汉旧仪》的规定，五十六岁以上“始得为闲民，就田里，劝农桑，兵革之事不预”。
陈翁已经不用服役了。
但陈广本人每年至少要面对更卒一个月的无偿劳动和戍卒三百钱的“过更”钱。
这两项加在一起，按谷价每石十五钱折算，相当于每年额外支出二十石粟的劳役和现金。
三十石收入，交出田租一石，人头税十九石，戍卒过更钱二十石——账面上已经是负数了。
更何况还有“急政暴赋，赋敛不时”。
《汉书·食货志》引晁错的话描述农夫生活时说：“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当官府临时加征、或者天灾降临的时候，“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陈广的三十亩地就是以“半贾”卖出去的——市价的一半。
他别无选择。
文帝后元元年，陈广卖地之后的去处，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中有类似的记录：“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
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这是齐地的情况。
颍川的情况没有直接记载，但《汉书·食货志》记王莽时的诏书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
王莽说的“实什税五”，正是陈广这类人的处境——他卖掉土地之后，租种张氏的地，地租是收成的一半。
从三十税一到十税五，中间的差额去了哪里？
去了豪强的口袋。
陈广的个案，只是一个缩影。
我们需要把视线从颍川一个县放大到整个帝国。
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文帝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汉书·文帝纪》记这道诏书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
其除田之租税。”
前元十三年，文帝干脆全免了田租。
这项免税政策一直执行到景帝元年，前后十三年。
《汉书·食货志》记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从此三十税一成为汉家定制。
文帝的免税，在史书上被赞为“上惠”。
《汉书·文帝纪》说文帝“恭俭节用”，《汉书·食货志》说他“百金之费亦不苟用”。
但荀悦在《汉纪》中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评价：“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
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
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
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荀悦的话说得很清楚：田租低到百一，但豪强收取的地租是“太半”，即收成的一半以上。
文帝免了田租，得益最大的是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而不是像陈广这样只占三十亩的小农。
荀悦还指出了更深层的问题：“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
你把田租免了，富强的豪强更富，贫弱的小农更穷。
这不是“轻徭薄赋”出了问题，而是“轻徭薄赋”没有配套的土地制度——没有限田，没有抑制兼并，减税的红利全部流向了不该流的方向。
董仲舒在武帝时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他向武帝上书说：“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可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董仲舒的这段话，但没有记载武帝的回应。
武帝时期的实际政策是向外用兵、对内兴利，限田的建议被搁置。
到哀帝时，才有人重新提出限田，“限民占田，不得过三十顷”，但《汉书·食货志》接着写的是“虽有其制，卒不得施行”。
限田无法推行，兼并就止不住。
成帝时，外戚王立侵占耕地数百顷，“转手卖给国家，获得一万万钱”。
丞相张禹“占有泾渭之间的良田四百顷，每亩价格竟达一金”。
《汉书·王莽传》记王莽在篡位前曾批评当时的状况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
王莽的话不是攻击汉朝，而是陈述事实。
到西汉末年，鲍宣在给哀帝的上书中列举了“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情形，其中“卖田宅、鬻子孙”被列在七亡之中。
小农卖地之后成为佃农，佃农交不起租就变成流民，流民没有出路，就自卖为奴。
《汉书·食货志》记晁错的话说：“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这里的“鬻子孙”，就是把子女卖为奴婢。
汉代的奴婢分为官奴婢和私奴婢。
官奴婢主要来自罪犯的家属被“没入”官府。
《汉书·文帝纪》有“免官奴婢为庶人”的诏令，《汉书·哀帝纪》有“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的规定。
贡禹在元帝时上疏指出官奴婢的问题：“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
十万人不事生产，靠“税良民”养活，每年的费用高达五六万万钱。
私奴婢的数量更大，但没有精确的统计。
《史记·货殖列传》记蜀卓氏“有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
《汉书·货殖传》记齐地的刀间“收取桀黠奴”，让他们经营渔盐商贾，“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这些私奴婢不承担国家的算赋和徭役，而为主家从事各种劳动。
对于一个破产的小农来说，“卖为私奴”虽然在身份上失去了自由，但至少可以免除人头税和更卒之役。
《汉书·王莽传》记王莽指责汉制说：“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
奴婢被公开买卖，和牛马放在同一个市场上。
居延汉简中有一条简文记录了奴婢的价格：“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直二万。”
一个成年奴婢值两万钱左右，相当于陈广一家将近七十年的算赋。
这是彻底的出路吗？
不是。
崔寔在《政论》中描述了另一种依附关系：“下户踦嶇，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
《通典·食货典》引崔寔的这段话，指出的是东汉中后期的情况：小农“低首”依附于豪强，父子为奴，全家服役。
这种依附关系的出现，是因为小农在法律上仍然要承担国家的赋役，但在经济上已经无法独立生存，只能投靠豪强寻求庇护。
从文帝的免税到王莽的批评，从陈广的三十亩地到贡禹的十万官奴婢，汉代“轻徭薄赋”的真相在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田赋确实很低，但田赋只是赋税体系中的一项。
人头税（算赋和口赋）、更卒之役、戍卒之役——这些才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主要负担。
田赋是按土地征收的，地少的人交得少；人头税是按人口征收的，地少甚至无地的人同样要交；更卒和戍卒是按丁口征发的，与土地占有量无关。
一个只占三十亩地的小农，和一个占田数千顷的豪强，缴纳的算赋是一样的——每人一百二十钱。
但他们的收入相差千万倍。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的最终结果，就是陈广的卖地。
他在文帝后元元年的春天，以半价卖掉了三十亩地，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了张氏的庄园。
他的户籍从阳翟县的编户变成了张氏名下的“私属”——王莽后来把这个词写进了诏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陈广只知道，他不再需要每年去县里服更卒之役了，他的儿子们也不用再缴口赋了。
他用三十亩地换来了免于国家赋役的资格，而代价是他从此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
《汉书·食货志》在记载文帝免税的同一卷里，记录了晁错对文帝说过的一句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这句被班固写进正史的话，恰恰回答了“三十税一为何百姓还要卖地为奴”的问题。
税率低不低，和农民富不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前者写在诏书里，后者写在陈广那张卖地的契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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