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售盗版唱片后找姐夫顶罪，两人分别获刑：一起涉外盗版案的破案始末

把网上下载的歌曲刻成光盘，以“定制”方式销售获利，自2022年起，翟某某尝到了做盗版唱片生意的甜头。被查后，他找来姐夫裴某某顶罪，自己则趁机注销网店、删除电子数据。最终，翟某某因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裴某某因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这起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涉及盗版光盘2.8万余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余万元。涉案600余首歌曲的版权，涉及多家境内外唱片企业。

线索来自国际唱片业协会（瑞士）北京代表处。2024年6月，该代表处向国家版权局报送涉外音乐版权刑事违法线索。行政机关调查期间，翟某某谎称网店是姐夫裴某某注册经营的，并联系裴某某出面配合调查。2025年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以裴某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随后提请检察机关介入。

起初，裴某某对刻录光盘、邮寄销售的事情也能说出个大概。但承办检察官仇怡然注意到，网店所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翟某某，而认罪的却是别人，如何证明谁是真实的作案人需要客观证据明确。

随着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讯问，裴某某终于露出破绽。光盘耗材和刻录设备从何处购买，他无法详细说明，对歌曲下载渠道的回答也很笼统。他带来的手机同样让人起疑：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通讯录、短信和微信记录都被清空了。

当时，网店销售款流向的资料还在调取过程中。仇怡然提出，先核实刻盘和经营的场所是谁租的，再向负责收件的快递员了解，平时到底是谁打包、寄出光盘。

房东辨认出了翟某某，快递员也指认，交寄快递的是翟某某。翟某某前女友证实，他用电脑刻录光盘。办案人员在她指认的电脑中，找到了下载涉案歌曲的相关痕迹。

恢复出的翟某某微信账单则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办案人员发现，翟某某用标注为“黑洞”的微信号收取过购盘款。顺着这些记录找到买家，对方确认买过光盘，还提供了实物作为证据。

“翟某某到案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但是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和证人证言相互印证，逐步夯实了办案基础。”仇怡然说。在检察机关不断地释法说理下，裴某某最终供述，自己是受翟某某指使，替他承担罪责。2025年2月13日，翟某某被抓获，后被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批准逮捕。

但裴某某是否也参与了制售盗版光盘，当时还不能确定。仇怡然介绍，办案人员调取的活动轨迹等证据显示，顶罪的裴某某事实上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而在此期间，从北京发出的快递仍在继续。相关事实进一步明确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包庇罪对其追诉。

据查，2022年10月至2024年8月，翟某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下载他人歌曲，刻录制作光盘，通过其注册及控制的淘宝店铺“黑洞实验室LABORATORY”等渠道销售获利。

仇怡然介绍，买家需要哪些歌曲，翟某某就将其刻录成合集。这也给核实销售内容带来了困难：网店被翟某某抢先注销，商品上架信息已经缺失，有些订单仅凭名称根本看不出究竟卖了什么。

办案人员调取网店后台订单、销售台账和资金流水，追查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还发现了翟某某购买空白光盘的记录。不过，要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仅有流水还不够，还要弄清对应订单销售的是否为侵权光盘。

“我们得找到实物来匹配。”仇怡然说。办案人员依据销售订单抽样联系买家，调取购买记录和光盘。“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才能确认交易内容，完整留存客观证据。”

检察官通过引导侦查固定全链条经营证据，同步对接国际唱片业协会（瑞士）北京代表处，调取电子出版物鉴定报告、版权认证报告等；对部分无法进行版权认证的音像制品，则交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进行出版物审查鉴定，进行非法出版物认定，进而完成全部涉案音像制品非法属性认定。

有一部分定制订单没有被计入犯罪数额。仇怡然解释，定制内容可能是买家自己的录音。即便其中一名多次购买的买家买到过侵权歌曲，也不能据此认定其他定制订单的内容。对于无法排除这些可能性的部分，办案人员未予认定。

翟某某在庭审突然辩称，销售中存在刷单的情况。办案人员通过核对交易和物流信息，对重复地址、多次购买等情况进一步调查，并向买家抽样取证。核查中没有发现支持刷单说法的证据，这一辩解最终被排除。非法经营数额从最初行政机关认定的70余万元核定为110余万元。

参与办理该案的检察官助理马世恩介绍，本案涉及多个分散的权利主体，如果逐一寻找、联系，取证难度很大，周期很长。为提高办案质效，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唱片业协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向境内外共11家权利公司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完成检察文书送达，并协调补充相关证据。

办案人员发现：在案材料中，只有权利公司对相关组织的民事授权。马世恩介绍，对方能否代理刑事案件中的调查取证，还需要确认，不能省去对授权范围的审查。

为此，检察机关与国际唱片业协会（瑞士）北京代表处沟通，调取境外权利人补充出具针对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授权委托书，补齐相关手续。

歌曲权属资料也需要核实。沟通中，双方谈到了ISRC，即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它被视作音乐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唯一和永久的“身份证”。

此后，检察机关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境外音乐企业，补充歌曲发行时间、ISRC编码等权属资料，结合版权认证报告等材料，完善涉外版权权属证据链条。

翟某某到案后，一直否认自己经营网店。直到一审庭审阶段，他才承认制售光盘的是自己，却仍认为歌曲是花钱购买付费会员服务下载的，自己不构成犯罪。

今年2月5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翟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翟某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6月1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月29日，裴某某因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判决目前已生效。

案件办结后，国际唱片业协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专程向检察机关发来感谢信，其中提到，检察机关以精准专业的履职有力震慑了此类著作权侵权违法犯罪。以此案为契机，双方随后开展了深入座谈，共同总结涉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实践经验，并就深化版权保护的协作联动达成共识。

“知识产权案件往往具有隐蔽性强、复杂性高等特点，面对‘替身’顶罪、清空电子数据等干扰，司法办案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供上，而必须以证据为核心，穿透迷雾还原真相。”仇怡然表示，“特别是面对涉外音乐版权案件主体分散、跨境取证周期长等挑战，我们打破传统思维定势，依托ISRC等专业规范补齐证据链，高效锁定了跨境版权归属。从严厉打击侵权黑产到办案过程中坚持不枉不纵，不仅平等保护境内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更以规范、精细的司法履职捍卫了公平正义与法治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