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见过一个寡妇。
她叫萨仁,住在乌兰巴托北边棚户区的山坡上。那地方没有路,只有被脚踩出来的土径,下雨是泥,晴天是灰。她的蒙古包斜歪着,西边那根铁皮烟囱锈穿了洞,冬天烧煤的时候,烟从窟窿里往外冒,整个包子里都是呛人的味道。
她男人死在矿上。
铜矿,在额尔登特那边。说是塌方,连尸体都没挖出来。矿上赔了三百五十万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七千多块。那笔钱她买了煤,买了面,买了给两个孩子的冬靴,还剩不到一半。后来有人告诉她,外国矿工死一个赔三十万美金。她没哭,只是那天晚上把包门从里面拴死了,邻居敲了半宿的门,她没开。
萨仁今年三十四岁。脸上已经有风蚀的纹路,手背上是冻疮裂开的紫红口子。她不抹护手霜,因为一瓶要两万图格里克,够买三斤羊肉。她每天四点起床,去南边的市场帮人卸货,一箱冻鱼从卡车上搬下来,挣五百图格里克。搬三十箱,一万五。够买两袋面粉,或者孩子一个月的学校午餐。
市场里搬货的女人有二十多个。年纪最大的五十二岁,最小的十九岁。十九岁的那个叫其其格,丈夫去年冬天喝醉了,倒在路边冻死了。她没上过学,不会写字,找不到别的工作。她搬货的时候不说话,眼睛盯着地面,像在数自己踩过的坑。
蒙古的男人为什么死得这么早?
我问过巴特尔,他是萨仁的邻居,一个瘸了左腿的老矿工。他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用指甲抠着烟盒里最后一根烟,说:你见过煤矿的班车吗?早上六点一趟,晚上十点一趟。下去的时候人挤人,上来的时候也人挤人。可有的班次,上来的人少一个。没人问,问就是调走了,就是辞职了,就是去乌兰巴托了。矿上给家属一笔钱,封口费,然后什么也没有。
巴特尔说他自己命大。三年前他那个班,瓦斯泄漏,死了四个。他因为腿伤没下去,躲过一劫。可他的腿也是矿上砸断的,塌方,钢梁砸在小腿上,没接好,就瘸了。矿上给了他八十万图格里克,让他回家养着。他养了三个月,钱花完了,又回去找活干。矿上说,你瘸了,干不了井下了,去看仓库吧。一个月四十万图格里克。他干了半年,仓库被盗了,矿上说是他偷的,把他辞了。他一分钱没拿到。
现在他靠捡废铁过日子。有时候捡到铜丝,能卖个好价钱。有时候捡到雷管,他就扔到远处的空地上,等它自己炸。
蒙古的女人为什么不改嫁?
萨仁说,改嫁给谁?乌兰巴托的男人比女人少。牧区更少。牧区的男人要么在矿上,要么在俄罗斯,要么在韩国。留在牧区的,不是老人就是酒鬼。她说她认识一个女的,丈夫死了,嫁给了丈夫的弟弟。弟弟也喝酒,喝了酒就打她。打了两年,弟弟也死了,肝坏了。现在她又守寡了,带着三个孩子,还是搬货。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蒙古包门口烧水。煤是劣质的,烟大,呛得她一直咳嗽。她的小儿子趴在地上玩一个瘪了的皮球,大儿子在远处的垃圾堆里翻东西。她没管他们,只是盯着炉子里的火,说:现在的蒙古,男人是耗材。用完就没了。女人是胶水,粘着这个家,粘着孩子,粘着那些破烂的蒙古包。胶水干了,就再倒点水,接着粘。
那天晚上我住在萨仁家。她把唯一的床垫让给我,自己睡在地上。半夜我醒来,听见她在黑暗里小声地哭。不是嚎啕,是那种压着嗓子的抽泣,一声一声的,像什么东西在漏气。我没敢动,也没敢说话。第二天早上她照样四点起床,去市场搬货。临走前她给我倒了一碗奶茶,说:你走吧,别在这待着了。这地方没什么好看的。
我走的时候,山坡上又多了两个新的蒙古包。都是铁皮包的,蓝色,红色,像两个罐头盒。巴特尔说,那是两个新寡妇,一个从东边来的,一个从西边来的。她们的丈夫都死在矿上。
我下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萨仁的蒙古包在晨光里缩成一个小点,烟囱还在冒烟。那些烟升上去,散开,什么也没留下。
蒙古有多大呢?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可那些寡妇的蒙古包,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乌兰巴托北边的山坡上,像一片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落在石头缝里,等着被下一场风刮走。
平均每五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守寡。
这不是数字。这是萨仁,是其其格,是那个嫁了弟弟又守寡的女人,是那些在市场搬货、在垃圾堆翻东西、在黑暗里小声哭的人。她们没上过新闻,没被统计过,没被谁记住。她们只是活着,像山坡上的草,被羊啃了,被风刮了,被雪压了,第二年春天,还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
绿得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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