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至9月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有537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8%,连续五年增长,破产数量创下了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而且这些企业的负债总额同比增加了23.5%,达到了8561.69亿日元。企业数量增加的不是很大,但是债务规模却大幅上升,说明倒下的不但是小打小闹的公司,而是背负着更大的债务、更难周转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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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日元贬值和油价。该段解释是成立的。上半年由于日元贬值直接破产的企业有45家,同比增加32.3%,创下了2022年本轮贬值周期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日元被抛售之后,进口原材料、燃料的价格就会上涨,企业利润就会被一层层地削减。日本对中东原油的依存度超过90%,中东局势一紧,油价一涨,从家庭汽油到工业原料,全社会成本都被推高。
但是汇率和能源只是成本端的解释。企业破产还要看收入端,订单有没有、客人来不来、贷款能不能续。这轮破产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以及餐饮、零售、旅游等服务业。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统计的十个行业里,有六个行业破产数量同比增加。
建筑业最典型的。建筑材料涨价,劳动力又短缺了,施工企业一边被材料成本顶高,一边被人工缺口拖慢,利润空间两头被挤。制造业中零部件加工、轻工、材料类企业纷纷申请破产保护,很多是依靠对华订单生存的中小厂。服务业客源收缩加上经营成本上涨,现金流一断就撑不住了。
把账算到汇率、油价上就忽略了中日关系变化这一部分。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答辩中提出涉台言论,认为“台湾有事”会成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中方随即采取反制措施,提醒公民慎重赴日、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赴日中国公民数量明显减少。旅游、零售、水产、配套制造等高度依赖中国客源和中国市场行业的直接感受者。
北海道渔民刚刚恢复对华出口扇贝,但是又没有销路了。此类案例在沿海产业带反复出现。对具体的企业的经贸受损不是抽象的财政数字,而是订单消失、贷款断供、工厂关门、员工失业。但是也要说清楚的是,5373家破产企业并不能全部记到对华政策账上,数据本身不区分每一家破产的具体原因。受影响最深的是那些高度依赖中国订单或者客源、又不能迅速转嫁成本的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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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界反应已经和高市的预期不同。2026年9月底,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带队访华,随行约五十名日本企业高管,谈的全是经济议题。他回国后公开把矛头指向高市,认为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日方,并且认为日本没有必要摆大国的姿态,认为日本属于中等强国。这番话出自前外相之口,分量不轻。工商界长期积压的不满,借这次访华找到一个出口。
中方态度没有松动。经济访华团之前几次被拒之门外,原本的高规格经济团行程也推迟了。中方明确表示立场,踩了红线不认错,还想要两头通吃,这条路走不通。岩屋毅提出的折中方案并没有被接受。中方想要的是日方对于核心原则问题上给出明确态度、经济诉求和政治底线被严格分开对待。
这就造成了日本内部对于中日关系的判断出现明显的分裂。经济界急着修复关系,认为经贸合作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对华对抗得不偿失;政界强硬派坚持既定路线,不肯在原则问题上松口,还继续推进核动力潜艇等敏感议题的研讨。两种判断互相牵扯,政策取向摇摆不定。
高市目前还硬撑着。嘴上说要推进对话交流,实际动作却没有变化,东海、南海议题继续炒作,核动力潜艇研讨继续推进,下调了中日关系定位。这套打法短期内可以稳定国内强硬派的基本盘,用对外强硬的姿态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但是经济账不会等着政治节奏。破产数据每个月都在更新,工商界压力每季度都在增加,这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政坛内部。
中日之间的博弈已经从外交摩擦阶段进入经济反噬、国内政治撕裂阶段。以前分歧更多地体现在外交表态和军事互动上,现在直接反映在日本的实体经济数据里,反映在岩屋毅这样的政治人物公开批评首相的言论里。斗争形式变,成本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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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赌赢了吗?从政治短期账上看,她保住了党内基本盘,延续了强硬路线;从经济账上看,破产潮还在扩大,产业界反制声音还在上升,日本内部的分裂还在加深。两条线一对比,赌注其实还没见分晓。后续走向,取决于经济界压力能不能冲破政界壁垒。如果破产潮继续恶化,工商界反弹突破党内协调机制,高市的路线就会面临真正考验。到那时候,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就是被迫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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