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秋，北京，周恩来从有关人员的报告中得知，李宗仁托人送来的一批字画大多是赝品。按专家鉴定，这批收藏价值不过数千美元，李宗仁却称当年花了11万美元。事情看似尴尬，毛泽东听完却笑了起来，说：“他这是在投石问路嘛。”
这句话，点出了整件事的关键。字画真假只是表面，真正要判断的，是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究竟想做什么。他曾是国民政府代总统，也曾在国共谈判的关键时刻犹豫退缩。如今主动献出收藏，未必只是处理旧物，更像是在试探北京：祖国还愿不愿意接纳他？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主持和谈，毛泽东等人曾希望通过谈判减少战争损失。但李宗仁既受蒋介石牵制，又缺乏彻底决断的勇气，和平谈判最终破裂。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迅速失去大陆根基。
李宗仁没有去台湾，而是以治病为名前往美国。蒋介石随后通过党内程序解除他的职务，并开除其党籍。名义上的代总统，变成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寓公。更难堪的是，他既不被美国真正信任，也难以获得台湾方面的接纳，手中的政治资本只剩一个空头称号。
转折发生在1955年。李宗仁公开谈及台湾问题，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能走分裂道路；国共之间仍应设法协商解决，中国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处理。这些话虽然带有个人局限，却与美国试图长期插手中国事务的立场不同，也说明他对大陆局势的看法已经出现变化。
北京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没有急于公开接触。真正承担沟通任务的，是李宗仁的旧部、秘书程思远。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从香港回到北京，随后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并同周恩来进行了长谈。周恩来向他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也请他把大陆对海外人士的态度转告李宗仁。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写信把所见所闻告诉李宗仁。李宗仁起初颇为不满，认为程思远没有事先征求意见。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一个长期身处异国、又被多方监视的人，不可能仅凭一封信就改变判断。他需要证据，更需要确认回国之后不会遭到清算。
1958年，李宗仁通过身边人传出消息，说自己保存了一批文物，希望献给祖国，也流露出叶落归根的愿望。到了1959年，这批字画经香港转运北京。故宫专家鉴定后发现，大部分并非真迹。周恩来原本考虑补偿3万美元，毛泽东得知后却作出更宽厚的决定：既然李宗仁说花了11万美元，那就给12万美元。
这笔钱不是文物买卖的正常赔偿，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善意。周恩来对程思远解释，政府体谅李宗仁的爱国之心，准备送他一笔赴欧洲旅行的费用。12万美元由财政部门拨出，经刘仲容转交，李宗仁夫人郭德洁随后在香港领走。李宗仁听到这个结果后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所谓“识货”，当然不只是识别字画。北京方面看中的，是字画背后那颗尚未完全下定决心的心。若只按真假和价值计算，李宗仁得到的显然过多；若从统战角度看，这笔钱是在告诉他，过去的政治身份可以放下，回国之路并未关闭。
不过，周恩来没有马上安排他回国。李宗仁当时仍受到美国和台湾方面的严密关注，思想也并非没有反复。周恩来通过程思远反复转告两点：不要在中美之间周旋，更不能动摇一个中国原则。看起来是在等待，实际上是在帮助李宗仁逐步摆脱旧关系的束缚。
1963年，程思远按照安排在苏黎世同李宗仁见面，为后来出行作了铺垫。1964年，李宗仁曾因公开谈及朝鲜战争而出现错误言论，受到批评，但他很快承认错误。毛泽东在1965年2月明确表示，李宗仁愿意回国，过去那件事不影响大局。
归国计划随即加快。1965年6月，李宗仁夫妇从美国前往苏黎世，准备取道巴基斯坦回国。7月12日，他们登上飞机，沿途不在雅典、贝鲁特下机；抵达卡拉奇后，在中国使馆保护下转乘巴基斯坦方面安排的飞机。7月18日凌晨，飞机飞入中国领空，李宗仁夫妇终于踏上归途。
抵达上海后，周恩来和陈毅到机场迎接。7月20日，李宗仁夫妇抵达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那批真假难辨的字画，早已不是重点。它曾是一个试探，也成为一座桥梁，让一个曾经站在历史岔路口的人，终于找到了回到祖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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