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江西兴国县烈士陵园，73岁的刘法玉站在一方墓碑前，先认出了丈夫赖来发的名字。她伸手擦去碑上的尘土，转身时，却在旁边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墓碑上写着：“红军烈士刘法玉永垂不朽。”
她愣了很久。工作人员也没有想到，这位从河南乡村赶来的老妇，竟然就是碑上被认定为牺牲多年的那个人。
刘法玉出生在旧社会，年轻时曾是童养媳。那样的生活，意味着早早嫁人，围着锅台和家务打转。江西革命斗争开展后，她逐渐接触到新的思想，不愿一辈子困在原有命运里。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赖来发。丈夫没有阻拦，后来也参加了红军。夫妻二人由此走上同一条路，只是战争年代的夫妻，并不意味着能够相互照料，更多时候，意味着共同承担生死风险。
刘法玉起初在洗衣班，后来被调到福建的医疗部门。那时药品极其短缺，医护人员不只是照料伤员，还要进山采药，寻找一切能够救命的东西。193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随部队行动，成为一名医护人员和基层骨干。
长征途中，她负责照看伤员，经常走在队伍后面。一次行军，她搀扶着一名伤员，队伍前方一位操湖南口音的干部回头提醒：“同志，不能掉队。”
那人发现伤员行动困难，便主动过来帮忙。直到有人牵马赶来，说“彭司令，您走了大半夜，骑马歇一会儿吧”，刘法玉才知道，刚才搀扶伤员的人正是彭德怀。
这件小事，她多年后仍记得清楚。战火中，首长和普通战士都在赶路，身份有高低，吃苦却没有区别。
湘江战役后，部队进入贵州一带。一次战斗持续到深夜，刘法玉和医疗队留在半山腰照看伤员。天亮后，战友哭着跑来告诉她，赖来发牺牲了。
她赶到现场时，丈夫已经遇难，手指仍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刘法玉只哭了几声，便重新回到伤员身边。不是她没有悲痛，而是战场上还有许多人等着救治。
赖来发被草草掩埋，队伍继续前进。乌江、桐梓以及四渡赤水期间，行军和战斗交替进行，伤员缺药，医护人员只能想办法应急。缺少正规药物时，刘法玉甚至尝试使用石灰粉处理伤口。
有伤员担心她判断失误，她说：“我先试一试，不能让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种办法并非正规医疗手段，只是在极端条件下的权宜之计。那个年代，许多医护人员就是靠经验、胆量和有限物资，把伤员从死亡线上往回拉。
后来，刘法玉奉命与钟三秀前往武汉采购药品。接头人员曹医生在车站遭遇盘查，为掩护她们突围而牺牲。刘法玉和钟三秀被捕后，敌人严刑逼问，她们始终没有透露部队情况。
关押半年后，两人被押往山路。途中游击队突然袭击，车旁枪声四起，有人喊道：“赶紧下车，往山下跑！”
她们跳车逃生，却在混乱中失散。刘法玉被绳子捆住，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上山砍柴的老人发现并解救。
她随后四处寻找部队。可是，红军早已转移，沿途消息断绝。她换上旧衣，靠乞讨和零工辗转多地，疾病缠身，后来在湖北老河口一家毛巾厂落脚。
抗日战争结束后，她听说红军在陕北，准备北上寻找组织，却因道路封锁和盘查频繁，只能暂时停留。1946年，她从一名木匠口中听到红军曾经过河南，便跟随对方来到镇平县黑龙集。
那支部队已经离开多日，她又一次错过了归队机会。此时的刘法玉已经与组织失联十多年，也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材料。1948年，她与收留自己的张金玉结为夫妻，后来生下两子一女，成了村里普通的农家妇女。
她不是没有想过说明身世，只是时机、身份和现实都不允许。怀孕、养家、躲避战乱，一件件生活琐事，把那段红军经历压进了岁月深处。
1985年，张金玉去世。孩子们给母亲买了电视，屏幕上播放战争题材作品时，刘法玉常常沉默落泪。孩子们追问之下，她才讲起自己曾经参加红军、随军长征、被捕脱险以及与丈夫失散的往事。
家人听完，决定陪她回江西寻找亲人。没想到，兴国县民政部门早已把她列入牺牲人员名单。红军在陕北会师后，战友长期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便认定她已经牺牲，于是为她立了墓碑。
更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兄妹大多幸存，家族成员已经发展到七十多人。与她一同跳车的钟三秀也活了下来，后来在河南唐河定居，成为一名工人。
1987年，钟三秀专程到黑龙集探望刘法玉。两位老战友分别多年，再次见面时，许多话不必解释，长谈两天仍舍不得分开。
刘法玉后来这样说：“牺牲的同志太多了，我能活下来，已经很知足。”
她曾被写进墓碑，也曾在乡村里默默生活几十年。那块为“牺牲者”立下的碑，最终等来了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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